1989年的夏天格外漫长,梧桐蝉鸣从破晓缠到日暮,柏油马路被烈日烤得发软,空气里混着热浪与栀子花的淡香,黏在皮肤上挥之不去。我叫王勇,二十四岁,在城东老街上开了家二十平米的电器修理铺,门前那块手写木牌“勇子电器修理”,被晒得褪了些颜色。
半年前,为凑开店的启动资金,我厚着脸皮找老同学李萍借了一百块。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七八十块的年代,这无疑是笔巨款。我至今记得初春那个傍晚,揣着皱巴巴的借条敲开她家大门,她穿着浅蓝色毛衣,头发松松挽在脑后,见了我眼睛弯成月牙:“王勇?怎么是你?”
局促地说明来意后,她没多问,转身进屋拿出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递过来:“拿着,不用着急还。”我坚持写下借条,她接过去随手扔在桌上,临走时笑着拍我肩膀:“你手艺好,肯定能成。”这句话,成了我开店初期最足的底气。
可现实远比预想艰难。修理铺生意时好时坏,我修过老式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吱呀作响的电风扇,甚至帮街坊摆弄过一台日本进口洗衣机。但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攒下的钱寥寥无几。那一百块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每次在街上偶遇李萍,我都羞愧得含糊其辞,总说“下个月就还”,却一次次食言。
李萍在城西小学当老师,温柔又体面。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熟人,小学时她坐在我前排,马尾辫系着红蝴蝶结;初中一起参加数学竞赛,她拿第一我垫后;高中毕业她考上师范,我去了技校学电器维修。命运岔路让我们境遇迥异,我愈发觉得,那一百块不仅是债务,更是差距的见证。
七月流火,热浪裹着蝉鸣让人喘不过气。那天下午,我光着膀子在店里修一台“雪花”牌电视机,满头大汗调试显像管,头顶老式吊扇吱呀呀转着,吹不散满室闷热,背上搭着的毛巾早已湿透。“王勇。”轻柔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慌忙抓过工字背心套上,抬头就看见李萍站在逆光里。
她穿白色短袖衬衫和浅灰长裤,马尾扎得干净利落,额前碎发被汗水打湿,手里提着浅蓝色布袋,脸上带着几分犹豫。“李、李老师,你怎么来了?”我语无伦次,心里已然猜到她的来意——定是家里急用,来催我还钱了。
“路过,来看看你。”她走进店,目光扫过凌乱的工作台、墙角堆着的待修电器,还有我放在椅子上的剩菜饭盒。我慌忙收拾干净椅子让她坐,她却站在原地,轻声问:“生意还好吗?”“还行,还行。”我含糊搪塞,心跳得越来越快。
沉默在闷热中蔓延,只有蝉鸣和吊扇声格外清晰。终于,她咬了咬唇开口:“王勇,我妈妈生病了,需要钱买药……”我脑子“嗡”的一声,最害怕的时刻还是来了。我攥着衣角反复道歉,话到嘴边却卡壳——所有积蓄加起来只有三十七块五,连房租都还没凑够,根本无力偿还。
李萍静静看着我,眼神清澈得像城郊那条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小溪。就在我羞愧得想找地缝钻进去时,她突然红了脸颊,轻声说:“要不……你当我男人。”时间瞬间静止,所有声响都退到远方,我愣愣地看着她,大脑一片空白。
见我失神,她深吸一口气,眼神里透着破釜沉舟的坚定:“我们结婚,那一百块就不用还了。而且我有工资,能帮你把店经营好。”“你疯了?”我脱口而出,“我连一百块都还不起,店铺又小又乱,跟着我只会吃苦。”“日子是两个人熬出来的,你肯干、踏实,这就够了。”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混沌的心里。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躺在店铺后间的木板床上,反复回想白天的对话。我想起小学时她帮我包扎摔伤的膝盖,初中时“不小心”多给我的鸡蛋,高中毕业晚会上她唱《茉莉花》的清澈嗓音。原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瞬间,早已藏着她的心意。三天后,我提着一袋苹果,站在李萍家楼下,鼓起勇气敲响了门。
李妈妈卧病在床,眼神却温和:“萍萍都跟我说了,你是实诚孩子,我放心。日子苦点没关系,人品正就好。”得到长辈认可的那一刻,所有犹豫都烟消云散。我们没有隆重仪式,只在李萍家吃了一顿家常饭,红烧肉、西红柿炒蛋,配着一瓶橘子汽水,就定下了终身。
七月底,我们领了结婚证。两张薄薄的纸片上,我表情僵硬,她笑眼弯弯。从民政局出来,她晃着结婚证打趣:“现在债务自动消除,这是法律常识。”我笑着点头,心里的重压终于消散,却又生出新的顾虑:“我们住哪儿?”
我的修理铺后间只有一张单人床,她的集体宿舍也不方便。不等我发愁,李萍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画着店铺改造草图:“把这里隔一下,前面做生意,后面当卧室,一百块就能搞定。”我惊讶地看着她,才知道她早已为我们的未来盘算妥当。她拿出三年教书攒下的积蓄,成了我们小家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忙着改造店铺。她白天上课,下班后就来帮忙刷漆、钉木板;我包揽重活,手上磨出了水泡也不觉得累。街坊们纷纷伸出援手,张大爷送来了旧衣柜,赵阿姨给了新被面,杂货店小刘帮忙装电灯。那个夏天,我浑身沾满灰尘油漆,心里却满得快要溢出来。
八月中旬,十八平米的小店终于改造成了家。前半部分是修理区,工作台、工具架摆放整齐;后半部分八平米,挤下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和小桌子,墙上贴着她喜欢的风景挂历,窗台上摆着那盆她带来的茉莉花。屋檐下搭了个小棚子当厨房,煤炉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虽简陋却温馨。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充实。她早上七点去学校,我八点开门营业;中午她带饭回来,我们在小桌上共进午餐;下午她下课早,就帮我整理零件、接待客人,慢慢也学会了简单的电器检测。九月初,一台牡丹牌彩色电视机让我们的生意有了起色。
那天,一个中年男人抱着彩色电视机焦急赶来,说儿子结婚要用,却突然没了图像。我检查后发现是显像管损坏,本地买不到配件。李萍见状,主动提出去省城培训时帮忙代购。男人付了定金,千恩万谢地离开。我担心被骗,她却笃定:“他手上有戴戒指的痕迹,想必是把婚戒给了儿子,不会赖账。”
果然,电视机修好后,男人不仅付清余款,还多给了十块钱茶水费。这笔生意让我们赚了六十块,李萍把额外的十块钱放进铁盒:“这是我们的梦想基金,存够了去南方看新式电器。”她的远见,总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指引。
秋天来时,梧桐叶泛黄,修理店的口碑越来越好。李萍带的班级考了年级第一,学校奖励的二十块钱,她也放进了梦想基金。她鼓励我报考工学院夜大,圆我设计制造电器的梦想:“你有天赋,不能只停留在修理。”我看着她为我规划未来的模样,暗暗下定决心,要给她更好的生活。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一场小雪让小城添了几分寒意。我们买了煤炉取暖,小店后间虽拥挤,却暖意融融。李萍织了两条围巾,花纹简单却厚实。我趁她去学校,悄悄买了一件红色羊毛衫——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私房钱,也是我给她的第一份正式礼物。她试穿时眼眶泛红,扑进我怀里说:“谢谢你,王勇。”
那个晚上,她告诉我,从高中时就喜欢我,毕业晚会唱《茉莉花》时,眼睛一直盯着我,可我却在和同学闲聊。借我一百块时,她就偷偷盼着我还不起,好给自己创造机会。我愣在原地,原来这场看似偶然的婚姻,是她藏了多年的心意。
十二月末,梦想基金已经攒了一百二十块,足够支付夜大的学费。我们在圣诞夜买了一只烤鸡,庆祝结婚半周年;新年前夜,相拥坐在小屋里,听着远处的鞭炮声,规划着1990年的日子。她希望母亲身体健康,我能顺利考上夜大;我希望能快点成长,成为配得上她的男人。
1989年的最后一场雪,轻轻覆盖了老街的痕迹。那一百块的债务,早已在婚姻的温情里消散,却牵出了我们一生的缘分。如今回望,那个炎热夏日的午后,她红着脸说出“嫁给我”的模样,依旧清晰如昨。
后来,我的夜大梦得以实现,修理铺也换成了电器店,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但我始终记得,在那个狭小的修理铺里,是她的勇敢与坚守,给了我直面生活的底气。原来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烟火气里的相濡以沫,是用一生偿还的、最珍贵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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