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仪刚喊出“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我就起身了。
全场静了一秒，香槟塔折射的光斑在我手背上跳动——我攥着那束重达两公斤的芍药玫瑰捧花，径直走向前排第三座。
他穿着合身的深灰西装，领带是女儿挑的，上面印着细小的云朵。
我停在他面前，没说话，只把花往他胸前口袋里一塞。
花瓣蹭过他喉结，他手指猛地蜷紧，指节泛白。
满堂宾客屏息。
我妈在后排攥皱了手帕；女儿怔在原地，捧着戒指盒忘了呼吸；只有司仪笑着打圆场：“哎呀，这……是特别设计的‘爱的传递’环节？”
没人知道，这束花本该由我亲手交给女儿，按婚庆流程，母亲退场前要将捧花赠予最想祝福的人。
可我绕过了她，走向了那个三年前在民政局门口，把离婚证折成纸鹤放进我掌心的男人。
三年来，我没见过他哭。
直到上个月女儿急性阑尾炎手术，我在缴费窗口刷爆信用卡，转身却看见他蹲在儿科走廊长椅边，把脸埋进掌心，肩膀无声耸动。
护士递来一叠单子：“周先生，您女儿的术后营养餐，已续订到出院。”
他哑着嗓子问：“她妈……吃上饭了吗？”
原来他每月悄悄付清女儿全部课外班费用；
原来我换掉的旧手机里，还存着他发来的137条未读消息——不是道歉，全是琐碎播报：“囡囡数学考了98”“她今天自己系鞋带了”“你上次说腰疼，我托人买了艾灸贴，放门卫了”。
婚礼结束，我陪女儿敬酒到凌晨。
回酒店路上，女儿忽然拽住我袖子：“妈，你今天为什么把花给他？”
我停下脚步，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在一起又慢慢分开。
“因为那束花，本来就是他挑的。”
“去年冬天，他陪我在花市转了四小时，就为找一朵开得正好的‘朱丽叶’玫瑰——说像你小时候扎歪的小辫子。”
有些告别，不是删掉联系人，而是把爱从“我们”里拎出来，重新打包，郑重交还给它真正归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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