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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谓学问有两种，一种可说是生命的，一种可说是精力的。从生命中来的学问，并不依照前人之轨辙，亦不遵守学术之门类，他只从自己性情真处发生兴趣或发生问题，再从此等兴趣或问题上研寻出去，渐渐成一家教。从精力中来的学问，他先有了学术之门类，前人之轨辙，他遵照着此等门类轨辙下工夫，于是有一部分预定的材料以及几项预定的方法，从此做去，亦可成一家教。偶拈一例，如清初顾亭林属于前者，阎百诗则属于后者，我们可称，顾亭林为一学者，可称阎百诗为一读书人。学者与读书人的分别，即是生命的学问与精力的学问之分别。说到史学上，太史公《史记》可说属于前者，班氏《汉书》可说属于后者，援附于章实斋的别类说法，则生命的学问是‘圆而神’的，精力的学问是‘方以智’的，近来的风气似乎看重精力的，而不够了解生命的。若论个人意见，似乎生命的学问其价值还远在精力的之上，惟此亦随便分说，其实两路相互会通，若既不懂得生命的学问之意趣，又误信方法材料之功用，认为有便道捷径，爱惜精力，不肯下死工夫，则两途无着落，必不能有所成就。”

钱穆：《史学答问》，陈勇编校：《钱穆先生全集集外文》，九州出版社，2025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