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拂晓，南疆边境的山雾尚未散尽，54军162师的临时放映机却关闭得比往常更早。负责影片放映的女排长郭蓉蓉收起胶片，合上机箱，转身系紧背包带。有人低声问她：“蓉蓉，真要跟着前推？”她没多解释，只回了一句：“我去，是应该的。”
越南南北统一不过三年，插手柬埔寨、频繁袭扰边境已把耐心耗尽。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广州、云南两大军区“立即进入战备”。各路部队昼夜兼程南下时，二十四岁的郭蓉蓉主动请缨，要求离开文艺宣传队，到最前沿的伤烈收容组报到。政委犹豫片刻，还是在申请表上签了字。
山东福山出身的她，从小就听着父亲讲胶东抗日的故事长大。1974年，她参军进入部队文工团，起初只有临时编制。那几年，她跑遍塞北江南，体重却从未涨过，因为总把伙食票省下一半寄给家。1976年一次演出，她因饥饿和劳累当场昏倒，被抬下舞台。第二天又悄悄披着棉大衣来到灯光下，指挥乐队。团里许多人那时才记住了她的倔强。
1978年春，她改行学起电影放映。镜头、音轨、电机、碳条——全靠边干边学。别人半个月能上手，她五天就能让放映机顺畅运转。年底，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那天，她暗暗发誓：若真有一战，绝不留在安全地带。
战火终究到来。162师先头团从凭祥一线穿插，直指高平。郭蓉蓉所在的野战医疗所紧跟推进，专门负责转运重伤员与烈士遗体。那段时间，她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搬担架、挖防炮洞、寻找山泉给伤员清洗伤口，手上常年套着的白手套，已经被血水染得发硬。
“夜里能睡几个钟头？”同组护士问。她眨眨眼，“等把人都送下山，我再睡也不晚。”言罢弯腰把担架又扛上了肩，背影在弹火中起落。
2月26日午后，部队通知：前沿有一批伤员急需后送。郭蓉蓉与十余名医护、警卫一起登上解放军旧卡车，车厢里摆满了担架。山路崎岖，车至高平西北二十多公里处时，三面山坡的灌木中骤然喷出机枪火舌。越军游击队埋伏已久。
护卫班长刚举枪还击便中弹倒地，局面瞬间混乱。司机踩死油门试图冲出火网，子弹却击穿油箱，柴油泄漏。又一发RPG命中尾部，车体腾起浓烟。几秒钟后炸裂声震耳欲聋，烈焰翻滚。战友回忆：“那一刻天昏地暗，蓉蓉的位置正好在爆心。”
火势歇息后才发现，郭蓉蓉伏在车箱边缘，头颈处一处血洞，衣物被烧得卷缩。随行的队长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是我没把你带回来，我失职了！”无人应答，风里只有呛人的焦煳味。
当夜，部队派出搜索分队，顶着流弹把烈士遗体一点点找回。清晨，简易担架上覆盖的雨布被掀开，大家怔住——那张年轻的面孔已被烈火吞噬，只剩一支被烟熏得发黑的领章依稀可辨。
战斗继续，悲痛被压进胸腔。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部队开始按计划撤回。作战总结会上，军区决定：追授郭蓉蓉三等功；由162师党委向其家属致唁电。她也被确认为“对越作战首位牺牲女战士”。
同年春末，送别队伍护送骨灰抵达广西龙州烈士陵园。陵园两千多名男烈士中，郭蓉蓉的名字尤为醒目，碑文只有寥寥数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六二师二炮营电影放映员郭蓉蓉，生于1955年，殁于1979年2月26日。”
北方老家早已得到噩耗。山东福山的老母亲握着儿子捎回的三等功奖状嚎啕大哭。兄长把奖状裱起，轻声对妹妹的遗像说：“蓉蓉，你没有丢咱家的脸。”邻里乡亲围在门口，一时无言。
南疆火线上，倒下的不止她一人。1979年9月8日，云南麻栗坡天保农场18岁的民兵杨志琼，护送边防部队巡逻时腹部中弹，抢救无效牺牲。临终前她拉着未婚夫的手轻声道：“你要好好活。”麻栗坡烈士陵园内，她成了唯一的女民兵烈士。
据云南地方志记载，1979—1989年间，仅麻栗坡一县参与支前的民兵民工近三万，牺牲者五十六名。名单中男女并列，无一人留下豪言，却撑起了作战部队背后的后勤大网。
回到郭蓉蓉。2001年，162师老兵自发筹资，为她在龙州墓前立起大理石浮雕。2018年，当地政府与家属协商，同年底将骨灰迎回家乡安葬。清明那天，山风大作，曾与她并肩工作的老队长点燃三炷香，嘴里低声重复：“对不起，当年没护好你。”
细查资料，越战前线的女性身影并不多。几十万参战官兵中，前推女兵不足千人，主要在医疗、宣传、通信岗位。敌人游击战线拉长了危险区，她们的后送线往往就是前沿。枪林弹雨面前，性别并非护身符。
不得不说，郭蓉蓉的牺牲方式——被爆炸燃烧毁容——在那场战争中极为常见，只是当事人多为男兵，人们并未特别留意。一旦换成年轻女兵，惨烈的现场更震撼人心，也更让后来者意识到：战争从不分男女。
试想一下，如果她当初没有递交那份自请书，或许依旧在营房里点播电影，为归营将士放映家乡的景色。但历史没有如果。前线需要人手，她恰在现场，“是党员，先上”成了唯一标准。
四十多年过去，旧胶片早已泛黄，可她那句“我去，是应该的”仍在许多老兵脑海回放。屏幕熄灭，炮声轰鸣，光影与硝烟在边境交织，小小放映机的灯光，终究在火光中定格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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