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活了全中国最干净的少年，却把自己过成了最孤独的老头。
1957年，20岁的廖有梁在《柳堡的故事》里一笑，全国姑娘连夜把“副班长李进”写进日记本。那会儿没有热搜，没有打榜，电影院门口排队绕三圈，就是顶流。我爹说，他当年攒了半个月饭票才换到一张票，看完出来，男生集体把军帽戴歪，学廖有梁眯眼笑，结果更丑了。
没人知道，这抹阳光背后是嘉定乡下土墙掉灰的屋子。16岁被导演王苹从课堂拎出来，理由简单：脸瘦，眼神不躲。拍完戏，他回厂里继续跑龙套，工资37块8，和道具师傅一样多。厂里老演员回忆：小廖拍完《柳堡》最奢侈的事，是请全组喝了一次光明牌冰砖，自己只舔棍儿。
1964年，《霓虹灯下的哨兵》再爆，1亿人次看他演童阿男。可户口本上“旧职员出身”五个字，比票房更决定命运。1968年，他被一把撸回嘉定，白天搬化肥，晚上扫猪圈。妻子谢理玢——总政歌舞团的台柱子——跟着一起下乡，练功就在打谷场，劈叉压腿，鸡飞狗跳。村里小孩以为她在练武术，天天蹲点等“女侠发功”。
1978年，他回到上海，头发已经花白。上影厂大门换了新保安，不认得他，让他填访客单。他在“曾演角色”一栏写：李进、童阿男。保安“哦”了一声，把单子塞进抽屉，让他等。那天他坐在传达室板凳上，看年轻演员开着小轿车进出，车窗里是和他当年一样瘦的脸，但没人歪戴军帽。
后来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给他一张幕后通行证，每天搬灯、盯麦、催小演员尿尿。偶尔缺个“老地主”或“特务乙”，他顶上，五句台词以内，片酬80块。同一年，谢理玢的舞蹈《嬉浪》拿了华东大奖，电视台直播，她站在舞台中央鞠躬，字幕条没提丈夫名字。再过几年，她带着儿子飞去洛杉矶，说那边舞蹈学校缺中国舞老师。廖有梁没去，理由是：护照照片太丑，怕丢人。
虹口老房子的阳台朝北，终年晒不到太阳。邻居天天看见他穿一件洗透的蓝色工装，坐在小板凳上抽烟，烟灰直接弹在楼下自行车筐。有人劝他养只猫，他说猫不粘人，不如烟。1998年，《柳堡的故事》在央视重播，记者扛着摄像机找“李进”做节目，敲了半小时门，他不开。记者走后，屋里传出电视声音，放到副班长笑的那一格，他按了暂停，屏幕亮一整夜。
1999年春天，肝腹水把他送进瑞金医院普通六人间。戏剧家协会送花篮，卡片打错字：廖有良。他拿圆珠笔把“良”改成“梁”，笔力透过去，卡片戳了个洞。4月23日，护工凌晨换班，他悄悄走了，枕边放着那张被戳洞的卡片。同病房的人回忆，最后几天他老念叨一句话：我演过好人，怎么没过上好命？
火化那天，谢理玢没回国，儿子廖海寄来一张洛杉矶中文报纸，角落登了则小消息：中国老牌演员廖有梁在沪病逝。报纸背面是移民律师广告：帮你重启人生。工作人员把报纸折好，塞进他口袋，一起烧了。
现在打开B站，《柳堡的故事》弹幕刷得飞起：小哥哥好奶！民政局吗？我要给副班长生猴子。没人知道，那个笑停在62岁，停在一张写错名字的花篮卡片上。
戏里的少年永远干净，戏外的人连名字都被写错。 顶流不是护身符，时代翻页，最先被撕碎的就是那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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