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响起洪亮的宣告，广场上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的目光追随那位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领袖，却极少有人想到：站在城楼的毛泽东，与在人群中指挥合唱的田汉，都出自同一位老先生门下。那位老师叫徐特立，一生淡泊，却以学识与品格影响了中国的前途。
徐特立诞生于1877年湖南长沙。家境寒素，耕田纳租是全家主要来源。九岁那年，他亲眼看到父亲因为不识字而被地主讹诈，才明白“文化”二字意味着命运的分水岭。父亲狠心卖掉仅有的水牛，也要送他进私塾——就此埋下“教人识字”的种子。
私塾念了六年，家里再无余钱。少年徐特立暂别书桌，回村务农挣钱。白天插秧，夜晚借残灯抄书，他把见到的字句讲给左邻右舍听。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摇头笑答：“总得有人把灯挑亮。”
1905年，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在长沙招收师范生。已在村里办私塾的他，扛着包袱去应考，一举录取。结业后，他被分到周南女校。面对满屋女学生，他抛开八股，讲自然科学、讲地理形势，还带着大家翻译《启蒙谈话》。那股子新鲜劲，让学生直说：“徐先生像春风，吹开旧门窗。”
1907年夏，清廷就“教案”再次向列强低头。徐特立在校园举办时事演讲，言辞激烈，声音哽咽。说到痛处，他抡起菜刀，斩下左手小指，鲜血淋漓写下一纸抗议信。有人劝他保重身子，他淡淡回了句：“痛一根指，胜过痛万中国人。”消息传开，长沙青年称他“血性先生”。
辛亥风雷掀起，徐特立义无反顾参加长沙起义，被推为副议长。官场迎来送往，他愈加厌恶衙门里的酒肉气，索性辞职重回讲台。此后，他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在湖南一师并肩推动进步社团，“文化救国”从课堂走向街头。
1919年，法兰西工读留学热潮兴起。42岁的徐特立把家中仅有的几口箩筐典当，登船东渡。他不懂法语，只会拼音字母，却自信地说：“四十学艺不晚。”四年后，他拿着巴黎大学自然科学文凭归来，在长沙创办第一师范附属女师，提倡“知行合一”。此间，他的学生毛泽东已在北京参与“五四”，另一位学生田汉则迷上戏剧创作。
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1927年8月，徐特立冒死入党，随后出现在南昌起义的队伍。起义失利，他随贺龙转战湘鄂西，因病掉队，被党组织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研修。课堂上，他与瞿秋白、张太雷彻夜讨论马列主义，自嘲“年纪大，记性差，只能多写多背”。
1931年回到中央苏区，徐特立出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他号召红军指战员“识字种菜两不误”，短短两年，把苏区识字率提高了一倍。1934年秋，长征出发，他已57岁。瞿秋白塞给他一匹高头大马，他却常把坐骑让给伤员，自握竹杖随队行进。战士们悄悄传颂：“徐老不骑马，胜过千言书。”
陕北会师后，毛泽东特地写信祝他六十寿辰，落款一句“仍愿执弟子之礼”，两人相视而笑。毛泽东年轻时常称徐特立为“吾师”，而徐特立回赠一句：“我教书，你革命，皆为天下苍生。”
1940年底，他被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此时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日紧，盐巴、纸张都得节省。院里却陆续冒出物理、化学、地质实验室，还有机械、化工、玻璃三座小型实习厂。用废玻璃吹试管，用羊骨磨手术刀，学生学问增长，边区医院也补上了欠缺的器械。一口能容纳万斤原料的大铁锅，就是他们为延安造纸厂赶制的。
有人感慨“延安竟办得起科学研究”，他笑说：“真理不挑地方，山沟里照样开花。”这种乐观与务实，给当时的青年以巨大感染力。田汉后来在延安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初稿，曾拿着本子请教徐特立用词。老人缓缓念完，抬头只给一句评语：“铿锵有力，合人民心声。”短短十二字，田汉连声称谢。
节俭一贯是徐特立的标签。1937年他作为八路军驻湘代表回长沙，接待来客皆以茶水。直到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才破例花了五块大洋请客。住处更是简陋，一床旧木板铺报纸充褥，夜间寒风透骨，他仍说“能睡便好”。
1949年后，新中国百废待兴。72岁的徐特立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继续操心教育事业。会场上，他常用浓重长沙口音提醒年轻干部：“别只修楼子，也得修脑子。”大家听得会心大笑，却不敢懈怠。
1958年，81岁的徐特立在北京病逝。治丧委员会的挽联写道：“真理面前老学生，革命队伍老战士。”那一年，全国中学课本第一次系统介绍他的事迹；后来，更多人意识到，这名白胡子先生不仅见证了中国新旧交替，更在课堂里播下改变国家命运的火种。
如今翻阅档案可见，徐特立前后执教五十余载，弟子遍布政界、军界、学界、文艺界。两位最耀眼的门生，一位揭竿而立建起了人民共和国，一位用笔墨谱写民族最嘹亮的旋律。老师未必登顶高位，却能在他人心中点燃星火，这或许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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