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的一个傍晚，北京玉渊潭的樱花刚落第一片花瓣，陈毅手里攥着一张还带墨香的任命书，步子明显有些沉。他今年57岁，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长。其实，他的心思全写在眉间：这份差事真不好干。

坐进吉普车，他才想起几年前毛主席的一句话——“陈毅有胆有识，外事交给他，放心。”可那时的他，忙着兼任上海市长与华东军区司令，哪里顾得上外交？直到此刻，任命终于落到自己肩头，他才意识到“放心”二字背后的分量。

陈毅不是没见过外国人。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方警察冲进宿舍时，他踉跄着站到门口，“我们只是要读书！”那句半生不熟的法语，把他和蔡和森、赵世炎一起送进了里昂警察局。被押回国的火车上，他琢磨来琢磨去，才觉得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只是吵架那么简单。

几近三十年转瞬而过，他已成新中国元帅。1954年10月，他临时被周恩来叫到西花厅旁的小会客室，周总理递来一份电报，“日方议员团月底抵京，你跟我一起接。”陈毅愣了下，心里直打鼓：抗战的硝烟还未散，这种场合一句话说硬了，外人会怎么想？周总理却淡淡一句：“你去看看，总要学着上手。”

学习的日子说长不长。1955年万隆会议，周总理带他飞到印度尼西亚。会上，有代表质疑新中国“输出革命”。陈毅当场火冒三丈，刚要拍桌子，被周总理用眼神止住。会后总理只说一句：“外交场合，先稳住，别让情绪牵着鼻子走。”这句提醒，他后来反复念叨。

回国后，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下三行字：1.讲话前先过脑子，别冲动；2.拿不准的事情立刻请示；3.场面话好听却不敷衍。有人看过笑他“写得跟学生检讨似的”，可陈毅知道，外交这一关，不允许出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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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接任部长那天，他再次找到周总理，开门见山：“我脾气直，一旦误事，请中央随时撤换。”周总理摆手：“毛主席点名，你放手做，临事而惧是优点。”说完，还特意安排他在外事局实习三个月——文件怎么批，宴会怎么坐，礼宾次序怎么排，样样过一次手。

1965年6月，阿尔及尔午后的温度逼近40摄氏度。陈毅率团抵达机场，还没走出候机楼，武装冲突的枪声已在远处炸响。多国代表团面面相觑，有人扯着他袖口小声问：“会议还开不？”场面实在紧张，他脱口而出：“一定开！”话一出口，脑门立刻冒汗——这决定根本没报中央。

翌日凌晨，北京时间三点，西花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听汇报，67岁的他脸色比夜色还沉。电报纸摊在桌上，几行字刺眼得很。不到两小时，陈毅被紧急召回国内。进门前他做了足足一分钟深呼吸，还是没能掩住心虚。

门一推开，周总理的声音冷得像拂晓的风：“谁给你权力私自定案？外交不是拍脑袋。”陈毅立正，低头不语。整整十二分钟，他动都没敢动。旁边秘书心惊胆战，等陈毅走后，小声劝道：“是不是太重了？”周总理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我这儿不敲打，回到自己的地盘，谁还敢提意见？”

“诸侯”二字分量不轻。那天晚上，陈毅写了六页检讨，先送给周总理，又递交政治局。此后几年里，他凡事先打电话、先发电报，哪怕夜里两点，也要把情况报清楚。有人开玩笑：“陈部长的口头禅只有三个字——请指示。”他听了呵呵一笑，其实心里明白，这是在给自己上紧箍。

工作强度随之升级。1967年他陪外宾参观十三陵，话讲到一半，突感头晕目眩。工作人员想扶他去医务室，他摆手：“接待不停，我不能倒。”坚持到送走宾客，他才被抬上车。检查结果，老毛病偏头痛已转成脑供血不足，医生建议立刻住院。他只留院两天，又翻窗回到部里继续批文件。

陈毅这样拼命，倒不是要搏什么名声。“外交部是新中国的窗口，弄脏了全体都丢脸。”这是他的原话。1969年初春，罗马尼亚副总理访华，他安排代表团在前门大街看京剧《空城计》。演到诸葛亮抚琴那段，外宾笑着点头，他却在后台皱眉检查安全细节。后来有人问：“干嘛那么紧张？”陈毅答：“琴声不能出错，外交也一样。”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消息发出，联合国多国代表集体默哀。这一年，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四个月，许多记者写道：这位元帅把刀光剑影的战场经验，硬生生磨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分寸感。只不过，分寸拿捏得越精准，消耗也越大，头痛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

周恩来后来提及1965年的那场批评，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只是把那张发黄的电报静静地收进档案袋，留下一句平淡的话：“陈毅改了，也做成了。”世事往往如此，严厉之中藏着期待，批评之后是沉甸甸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