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凌晨，奉天机场的探照灯晃来晃去，苏军卡车包围了一架准备起飞的三菱运输机，被俘的正是仓皇欲逃的溥仪。那一刻，他大清最后的皇帝生涯画上句号，也为十七年后那场出人意料的“中南海茶叙”埋下伏笔。
离开冰冷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后，1950年4月，溥仪随着第一批引渡人员抵达旅顺。身份从“满洲国皇帝”变成“战争罪犯”，他被安排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蹲坑、割草、扫厕所，曾经的“钦定之子”开始了粗茶淡饭的日子。
改造并非简单劳役。管理所开了识字班、历史课、时政课，还让战犯们自己种菜、写思想小结。溥仪最喜欢的是园艺劳动，他常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土壤的味道。”三年后，他居然能在菜圃里辨认三十多种花木。
1956年底，中央派调查组到抚顺。汇报会上，专家提到溥仪已基本放下皇权幻想，还主动要求补课宪法。会后，周总理批示：继续观察，条件成熟时可议特赦。宽大政策的气息，就这样向铁窗内外渗透。
1959年9月，十年国庆在即，《人民日报》刊出特赦令。曾经的北洋军阀、伪满高官、伪军将领以及那位“宣统皇帝”名列其中。消息传到抚顺，溥仪先是愣住，随即喃喃：“我这样的人，也能获得宽恕？”
走出高墙的溥仪住进崇文门外的阜民巷招待所，穿上灰色中山装，挤公交、排食堂队，全靠每月八十元工资和政协的补贴过日子。街头偶有人认出他，更多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近视的中年职员。
1960年春，植物研究所需要补充园艺助手，组织部把溥仪调去。他蹲在花圃里扦插紫薇，一蹲就是半天。老园丁递烟时悄悄问：“听说您当过皇帝？”溥仪苦笑：“早翻篇啦，现在我是学徒。”
两年后，一个电话打到政协机关：“中央邀请溥仪同志今晚到中南海做客。”消息像石子落水，泛起层层涟漪。傍晚时分，溥仪梳平一头短发，捧着新买的灰呢帽，跟随工作人员穿过新华门。
静谧的菊香书屋内，毛主席放下手中书报，抬头笑道：“咱们终于见面了。”溥仪忙鞠躬，局促得不知所措。主席摆手示意落座，顺手拿出一盒大前门：“抽支烟，别当自己是客人。”这句半调侃的话让空气一下子松弛。
晚餐是西红柿牛腩、清炒苦瓜、山东煎饼。毛主席给溥仪布菜：“这苦瓜好，苦里带甜，得慢慢品。”席间话题从庄子《逍遥游》跳到《资治通鉴》，再拐到故宫里的宝玩。忽然，主席轻声发问：“听说你离宫时，是否见过传国玉玺？”
餐桌上顿时静了几秒。溥仪下意识扶了扶眼镜，额头冒汗。他压低嗓门：“玉玺我确实带出一枚，但被随行管家孙文魁趁乱取走，后来逃往美国，下落成谜。”说完抬头，担心对方误解。
主席抿茶，笑意未减：“一方玉印，象征过去的皇权，对今天没多大用处。铜印在政府保险柜里，谁也带不走。”屋里气氛又活络起来，警卫员小声感叹：“原来如此。”众人随即举杯，话题转向北京的腊梅什么时候开。
传国玉玺的踪迹，自秦始皇用和氏璧雕琢起就迷雾重重。刘邦得之、王莽篡之、隋炀帝失之，各朝或战乱焚毁，或沉入江湖。文献能确证的仅剩清宫那九方御宝，而被溥仪带走的那块，据说雕刻于乾隆七年，材质青白玉，边款篆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民国初年，故宫里曾出过一次“九玺同晖”的展览，之后再无全部齐聚的机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冲击，北京城里的重器像落叶一样被风吹散。如今能够存世的只剩寥寥数方，陈列于故宫器物馆。
人们常说“得玉玺者得天下”，可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刻在玉石上，而是由印刷机排出的铅字。权力的合法性不再倚赖一枚神秘宝玺，而是写在三亿多人民的选票和军民的团结上。
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没有等到传国玉玺的消息，却把全部精力倾注进《我的前半生》手稿。书页上，他用略带颤抖的笔迹写道：“一个人若不懂得时代已经翻篇，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
那场长达五小时的谈话，留给外界的只是一句传说式的提问，却悄然折射出新旧中国的分野：一边是梦醒的末代皇帝，一边是胸怀坦荡的新国家领袖。玉玺的行踪或许永远是个谜，但那一夜显露出的气度与格局，早已定格进了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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