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台湾地下党覆灭记》《国共谍战秘史》百度百科"蔡孝乾"词条、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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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的台湾，阴云密布。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厚厚的卷宗。
卷宗里记录着近半年来破获的数十起案件，但真正让他在意的，是那个始终没有抓到的代号——"老郑"。
这个代号在多个被捕人员的口供中反复出现，每个人提到"老郑"时都显得格外谨慎，有人甚至宁死也不肯说出"老郑"的真实身份。
谷正文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物必定是台湾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
1950年1月29日深夜，台北市泉州街26号。几名身着便衣的特务潜伏在这栋日式平房周围，他们已经在此蹲守了一个多月。
午夜时分，一个40多岁的男子悄然回到这里。特务们迅速行动，将此人按倒在地。
这个人就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他曾是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在延安时期受到重用。
1946年7月，他奉命潜返台湾，建立起庞大的地下组织网络。到1949年，台湾省工委已发展党员1300余人，组织遍布全岛。
被捕后的蔡孝乾报了假名字，面对审讯闭口不言。谷正文虽然察觉此人身份不低，却一时无法确认他就是苦苦追寻的"老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整个台湾地下组织的命运。
2月6日，蔡孝乾在特务押解途中趁机逃脱。全岛进入戒备状态，保密局调动大量人力展开搜捕。两个多月后，他在嘉义再次落网。
这一次，仅仅一周时间，4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就被全部供出，1800余人受到牵连，1100余人被处决。台湾省工委遭受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这个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革命，在短短数日内彻底崩溃。
谷正文用了一个极其阴险的手段，让这个曾经意志坚定的地下党书记开口招供。这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从台湾青年到长征老兵
蔡孝乾的故事，要从1908年说起。这一年的1月22日，他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蔡厝。那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
蔡孝乾的祖籍是福建晋江塔江，祖先约在清乾隆年间来台。祖父蔡华勋是私塾教师，父亲蔡涂曾在日治时期当过警察。
蔡孝乾年幼时，父亲蔡涂长年在外，母亲林氏钳卧病在床。6岁那年，他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
每天上课前，他都要先照顾母亲、操持家务，导致经常迟到，被教师体罚。后来教师清晨到他家中访查，才发现他照顾母亲的情况，蔡孝乾在当地因此享有孝名。
在彰化公学校，蔡孝乾接受的是日语教育，学的"国语"就是日语。这段经历让他精通日语，为日后的工作埋下伏笔。1922年，14岁的蔡孝乾从公学校毕业，留校担任代课教员一年。
1924年春，16岁的蔡孝乾做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离开台湾，前往上海求学。
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是中共创办的学校，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是瞿秋白、任弼时等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蔡孝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蔡孝乾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召开台湾学生联合会，影响了一批台湾的进步青年。
他参加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并参与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这些活动让他在台湾学生中成为"左倾"代表人物之一。
1926年11月，北伐战争进展顺利，上海大学提前放寒假。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组建了一支宣传队，前往闽南、漳州地区加强党团组织创建，开展革命活动。蔡孝乾被选为宣传队成员。
1926年7月至1927年间，蔡孝乾曾短暂返回台湾。
他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活动，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4月，他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常委，成为台湾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
1928年期间，蔡孝乾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时曾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入狱，未受太大折磨，出狱后继续参与组建台湾地下组织的工作。
同年8月下旬，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加紧对台共的破坏，设在上海的台湾组织总部遭受破坏，岛内党员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经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应该撤离。蔡孝乾与其他几名干部秘密乘船离开台湾，前往福建。
蔡孝乾到达福建后，先来到厦门，随后独自来到漳州。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他流亡于福建，主要任务是进行学生工作。
1931年6月，台湾组织在岛内受到日本殖民当局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蔡孝乾在大陆的处境也变得艰难。
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在林彪率领下进占漳州。这次军事行动改变了蔡孝乾的命运。
他经地下党李文堂引荐，前往江西苏区。到达苏区后，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孝乾进入红军政治部，使用化名"蔡乾"开展工作。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在汀州受到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并与老师任弼时重逢。这次会面让他倍感振奋。
当月，蔡孝乾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同盟主任。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结识了毛泽覃、胡耀邦等人，并在一起工作，建立了深厚友情。
1934年1月，蔡孝乾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作为中国台湾少量的代表，他在组织内的地位一直不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跋涉雪山草地、忍受饥寒交迫。作为唯一坚持走完全程的台湾人，这段经历成为他此后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本。
长征途中，蔡孝乾与老一代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这些经历和人脉关系，为他日后担任台湾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埋下伏笔。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
凭借精通日语的优势，他在1938年至1939年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活跃在太行山一带，专门从事情报渗透和日军策反工作。
在敌后开展工作期间，他九死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后来他被调回延安。
这段时期，蔡孝乾结识了第一任妻子刘月蟾。刘月蟾毕业于台湾的彰化高女，两人在1929年10月左右结婚，育有一对双胞胎。不过后来刘月蟾与孩子在参加长征的过程中失踪，生死未明。
【二】受命返台建立地下组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后，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这是中央交给他的重大任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重建地下组织。
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正式成立，由蔡孝乾担任书记。
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负责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负责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负责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1946年初，蔡孝乾在上海与苏州人马惠玲结婚。马惠玲是江南女子，受过良好教育。同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展开活动。
1946年7月，蔡孝乾同妻子马惠玲、妻妹马雯娟一起搭船返回台湾。
三人隐姓埋名，最初以基隆港码头工人等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蔡孝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开展组织建立工作。
蔡孝乾返台时，离开故乡已有十八年。战后台湾的政治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颇为生疏。
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半个世纪，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许多基本概念都需要重新宣传。
台湾省工委成立初期，干部主要有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组织下辖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蔡孝乾主要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但成效并不显著。
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差异，组织发展工作进展缓慢。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夕，台湾省工委只发展了70余名党员。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这场起因于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打死烟贩而引发的全岛性抗议，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民变，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浪潮。
这本是发展组织的好时机，但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
事件被镇压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大量参与民变的民众被逮捕、枪决，整个社会陷入恐怖氛围。
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变得更加困难，许多联络点被迫转移。不过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为地下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6月，蔡孝乾与核心干部奉命前往香港参加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包括刘晓、章天鸣、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张志忠、计梅真、郭琇琮、孙古平、李妈兜、李武昌、陈福添、朱子慧、李伟光、谢雪红、杨克煌、唐海光等17人。
这次香港会议对台湾工作进行了全面讨论。会议决议对台工作需从长计议，以"台人治台"的名义号召台湾人，并应团结外省人共同支持台湾解放工作。
会议对省工委未于"二二八事件"时把握时机进行了检讨，要求加强党组织工作。
香港会议上，原先认为"西螺事件"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禁止日后再进行武装活动。
西螺事件是指1947年部分成员在云林县西螺镇发动的武装行动，因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会议对此进行了批评。
不过随着1949年国共局势改变，态度也发生转变。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
台湾省工委认为解放在即，各地开始准备武装活动。省工委在台北、台南、山区等地加强工作，准备配合解放军登陆作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支持并参加活动的群众有2000人，如果算上能动员的，总共可以发动群众约五万人。
这个数量对于整个台湾700万人口来说并不多，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组织网络。
1949年12月，台湾省工委发出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
这项指示表明："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的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省工委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在这个指示中，省工委要求各地做好内应准备，包括搜集军事情报、破坏交通设施、策反国民党军队、准备武装力量等。台湾各地地下组织积极准备，等待解放军登陆的那一天。
【三】生活作风的巨大转变
蔡孝乾返台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艰苦的延安到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的台湾，物质条件的改善让他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改变。
在延安和苏区时期，蔡孝乾过的是极其艰苦的生活。长征路上吃草根树皮，延安时期住窑洞穿粗布衣，这些经历锻炼了他的意志。但到了台湾，情况完全不同了。
战后初期的台湾，虽然也经历了物资短缺，但相比大陆内战时期，生活条件要好得多。
台北有高档西餐厅、剧院、舞厅，有日式料理和西式大餐。这些对于在延安待了多年的蔡孝乾来说，充满了诱惑。
据后来的记载，蔡孝乾在台湾期间，开始频繁出入高档场所。他常去台北最贵的波丽露西餐厅用餐，这家餐厅是台北最高档的西餐厅，供应正宗的西式料理。
每天早上，他会开车前往波丽露，点一份西式早餐——咖啡、奶油面包、煎蛋、培根。这样的一顿早餐，在当时台湾普通民众看来是非常奢侈的。
中午，他会换到另一家高档餐厅山水亭，点鲍鱼、鱼翅等高档菜肴。晚上吃完饭，他经常到永乐町的戏院看歌舞表演。这些消费在当时都是相当惊人的。
蔡孝乾还购置了汽车、名牌衣服和金表。他经常穿着考究的西装出现在台北街头，完全不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低调作风。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金钱支撑。
据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后来在狱中的指责，蔡孝乾侵吞了一万元美金的工作经费。
这笔钱在当时是巨款，换成新台币得几十万元。蔡孝乾用这些钱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于组织活动。
蔡孝乾还与台湾的富商频繁接触。他参加酒会、宴席，与这些人建立关系。
据说他曾向一些富商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台湾解放后能给他们关照。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完全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
1949年4月，台北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军警镇压。之后，蔡孝乾的妻子马惠玲在交通员刘青石护送下返回大陆。
关于马惠玲离开的原因，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不服水土，有的说是不满蔡孝乾与妹妹马雯娟关系暧昧。
马惠玲离开后，蔡孝乾与马雯娟以"兄妹"名义、化名"邓昌华、邓莉"居住在台北市泉州街古亭区20巷16号。
这是一栋日式平房，地点相对隐蔽。马雯娟当时在一所中学读书，蔡孝乾每天开车接送她上下学。
关于蔡孝乾与马雯娟的关系，后来引起很大争议。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在回忆录中称，蔡孝乾与马雯娟关系不正常。
张志忠在狱中批评蔡孝乾时也提到这一点。不过谷正文的回忆录在多处存在虚构，可信度受到质疑。
1948年夏，中央曾派人秘密巡视台湾地下组织。据说巡视人员发现蔡孝乾生活奢靡，曾提出批评，并建议扣留蔡孝乾转解放区。但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
蔡孝乾在台湾这几年，组织发展工作进展不大，但个人生活却越来越腐化。这种状况为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伏笔。一个习惯了奢华生活的人，在面对牢狱之灾时，意志往往更容易动摇。
1950年1月29日深夜，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住处被捕。这个曾经走过长征的老革命，面对审讯报了假名字，起初拒不招供。谷正文看出此人身份不低，却一时无法确认。
一周后，蔡孝乾在特务押解途中趁机逃脱，潜入嘉义农村躲藏。两个多月的逃亡生活让他感到清苦难耐。4月27日，他因为想吃牛排而暴露行踪，在乡间小路上再次被捕。
这一次，谷正文确认了他就是苦苦追寻的"老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面对再三刑讯追逼，加上组织大部已遭破坏，蔡孝乾的意志开始动摇。
谷正文敏锐地察觉到蔡孝乾的弱点。他观察认为此人重视享乐，好吃好喝，还有其他方面的软肋。谷正文决定不再单纯使用酷刑，而是用一个更加阴险的招数。
他让人把一个16岁的女孩送进监狱。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蔡孝乾的妻妹马雯娟。谷正文精心设计的这个局，针对的正是蔡孝乾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整个台湾地下组织陷入灭顶之灾。那些曾经信任蔡孝乾的同志们，那些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们，他们的命运，都因这一招而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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