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广的日常用语里，有一句听起来颇为“豪气”的说法：“今日去河南，要‘过海’啊！”——说的不是漂洋过海，而是坐船或搭桥穿过珠江，去往珠江南岸的海珠区。老一辈广州人至今仍习惯把“过江”说成“过海”，把沿江地带称为“海皮”（即海边），这些看似夸张的俚语，实则藏着一段跨越数千年的地理传奇：今天的珠江，两千年前，真的是一片浩渺的“海”。
广州，这座背山面海、襟带三江的千年商都，其命运与水息息相关。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到“因水而荣”，珠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编年史。而“过海”这个词，正是历史在语言中留下的深刻印记，是广州人对“沧海桑田”最生动的口头见证。
远古：五岭以南，皆为大海
时间倒流至六千年前，广州所在之地，并非今日的繁华都市，而是一片被海水淹没的浅海湾。地质学家在海珠区七星岗发现的古海岸遗址，是这段历史最有力的物证。那里保存着清晰的海蚀洞、海蚀平台，证明这里曾是真正的“海岸线”。当时，白云山以南的广阔平原，几乎全部浸没在海水中，广州城区就位于一个名为“溺谷湾”的狭长海湾之内。
那时的珠江，还未形成。今日的北京路、上下九、一德路，皆在水下。只有零星的沙洲与小岛浮现在海面，先民们便在这些高地上渔猎繁衍，仰望无边的“南海”。正如清代《顺德县志》所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为乡井，民亦繁焉。”——从海到陆，从岛到城，广州的诞生，始于一场漫长的“填海造陆”。
秦汉：珠江如海，宽达两公里
进入秦汉时期，海水逐渐退去，珠江的轮廓开始显现。但此时的“江”，实为“海”的延续。据考古与文献考证，秦代任嚣初建番禺城时，珠江北岸就在今天的西湖路一线，南岸则在市二宫附近，江面宽达2020米，是如今的近十倍！
试想，站在中山四路的高处远眺，眼前不是蜿蜒的江流，而是一片白浪连天的“巨浸”。南越王赵佗扩建都城时，江面依旧宽阔，北岸南移，南岸北进，但珠江仍宽逾两公里，潮汐可直抵城下。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发现的大型木构水闸，正是为抵御海潮、调节水位而建，它见证了广州城与“海”的亲密关系。
那时的广州人，确实是在“海边”生活。他们捕鱼、制盐、造船，江面舟楫如织，商船往来如梭。对他们而言，珠江就是“海”，过江自然就是“过海”。
唐宋：江面缩窄，仍称“小海”
随着泥沙不断从西江、北江、东江携带而下，珠江三角洲迅速淤积，广州城区段的江面逐渐收窄。但即便到了唐宋，珠江依然开阔得令人惊叹。
唐代诗人高适写下“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直言珠江如海般壮阔。宋代时，江面缩至约1100米，北岸已推至一德路、万福路一带，南岸则在同福路北侧。尽管如此，人们仍习惯称江为“海”。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广州市舶亭枕水，在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今太平沙一带的江面，被称为“小海”，而黄埔南海神庙前的江面，更是被称为“大海”。
当时，外国商船从“扶胥古港”（今黄埔）入城，经“小海”驶向城西，沿途码头林立，贸易繁盛。南海神庙（东庙）与城西的南海西庙（今文昌路）遥相呼应，香火鼎盛，皆因“神庙必建于海边码头”，是航海者的信仰依托。
明清以降：由“海”变“江”，记忆留在语言里
从明代开始，珠江缩窄速度加快。北岸不断南移，南岸也逐渐北进。至清代，江面已缩至550米左右，北岸抵达十三行路、新河浦一线，南岸则到了南华路。近代以来，随着填江筑堤、修建长堤，珠江进一步收束，如今平均宽度仅约264米。
曾经江中的“珠江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也因淤积与人为改造，陆续与陆地相连。1931年，海珠石被并入北岸，海珠公园一度成为陆上公园；海印石则在清初尚为江心炮台，如今早已深埋江底。
尽管珠江早已由“海”变“江”，但广州人的语言却固执地保留了历史的记忆。“过海”“海皮”“下海”“上海”等说法，仍在老一辈口中流传。他们说的不是地理，而是文化；不是错误，而是传承。
城市记忆：在语言中流淌的乡愁
语言，是历史最温柔的容器。当一座城市的地貌被改变，当江河改道、海岸南移，唯有口语，还在低声诉说着它曾经的模样。正如广州人所说：“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在他们眼中，珠江从未真正“缩水”——它始终是那片孕育城市的海。
今天，我们在南越王宫署遗址看千年水闸，在黄埔古港寻唐宋码头，在海珠石旧址听江风低语，其实都是在打捞一段正在被遗忘的“海洋记忆”。而那句轻描淡写的“今日要过海”，恰恰是广州人对祖先生活最深情的致敬。
结语：
“过海”不是吹牛，而是一句跨越两千年的地理证言。 它告诉我们，广州不是生在江边，而是长在海边； 它提醒我们，城市的发展，是自然与人文共同书写的史诗； 它更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高楼林立，而在于是否还记得—— 我们从哪里来，江水曾有多宽，潮声曾有多远。
下一次，当你听见老广说“过海”，不妨停下脚步，想象一下： 那片他们口中的“海”，正从历史深处，缓缓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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