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一年规划纲要草案（下称“纲要草案”）。这几天，各代表团分团或分组审查纲要草案。
参加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教授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就全面扩大内需、持续优化首都营商环境等推动北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话题作了解读。
对于北京市夯实内需基础，支撑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董志勇提出了三项建议，包括切实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驱动供给侧创新，强化制度性保障等。
董志勇针对北京市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更加完善”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议。他表示，北京要坚持首善标准，需要充分发挥禀赋优势，在巩固现有融合态势的基础上，勇于聚焦关键体制机制障碍进行攻坚，推动一体化从探索到深化、从“有形结合”迈向“有效协同”。
“在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北京大学的角色应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自然参与者，升维为主动的改革示范者与生态赋能者——以自我革新为全市破题探路，以开放生态为体系赋能增值。”董志勇说。
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接受新京报专访。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夯实内需基础，支撑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扩大内需是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基点。你认为，北京市在扩大内需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董志勇：新时代以来，北京市始终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将扩大内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首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我认为，在扩大内需方面，北京市主要的成效包括创新驱动成为扩大内需的核心引擎；投资结构优化夯实长期发展基础；消费结构升级塑造高质量发展动力；开放环境优化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居民增收与民生改善构建扩大内需的长远基础。
比如在创新驱动方面，北京市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扩大内需的重要位置，以高质量供给激活市场需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持续推进，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
同时，创新成果加速向产业端转化，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5%和7.5%，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初步形成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与扩大内需的增长新格局。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消费结构升级，你认为北京市的消费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升级？
董志勇：北京市市场总消费额增长1.6%，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增长动力已转向“服务引领、升级拉动”的新阶段。
北京的服务性消费增长5.0%，成为拉动总消费的核心引擎。商品消费逐步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金银珠宝、化妆品、新能源汽车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9.5%、12.6%和13.2%；同时，粮油食品等基本民生消费增长5.7%，部分耐用消费品降幅持续缩小。
这就说明，消费韧性与可持续性稳步增强，为北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
新京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北京市扩大内需的战略意义？
董志勇：北京市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将扩大内需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战略位置的科学布局与系统谋划，对于有效对冲外部冲击、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北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认为，高品质消费需求是北京市经济结构高级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强大的内需市场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依托。扩大内需是北京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消费需求绿色、低碳转型牵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扩大内需也为北京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关键支撑。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作为重要的经济枢纽城市，北京市持续扩大和升级内需市场，能够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增强对区域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容的辐射带动能力。
新京报：未来五年，北京市如何夯实内需基础，以支撑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董志勇：我这里提出这样几点意见。一是夯实需求侧基础，切实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比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探索完善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增长机制，合理提高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型劳动者在高精尖产业发展成果中的分享比例。
二是驱动供给侧创新，以优质供给引领首都消费升级。供给侧创新应深度融入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整体战略布局，提升供给体系对超大城市复杂、多元需求的适配和引领能力，为扩大内需提供长期动力。
三是强化制度性保障，构建适配超大城市治理与高水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扩大内需要求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以实现供需高效匹配和要素高效流动。具体来说，我认为，要营造高标准消费制度环境，夯实智慧高效的数字治理与流通基础，还要深化市场一体化改革与制度型开放。
通过制度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提升
新京报：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提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你如何看待营商环境改革对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董志勇：“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必须通过更深层次改革，推动制度体系和治理方式与首都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适配。北京明确将营商环境水平持续提升作为重要目标，提出迭代升级改革政策，全面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水平。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的重要之举。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和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高质量发展要素，更好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更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认为北京应该从哪些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董志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入“十五五”阶段，北京营商环境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聚焦经营主体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要素配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和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困难，通过制度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和制度服务，推动营商环境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提升，不断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和发展信心。
我想，一是以更高标准推进市场化改革，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二是要以法治化为核心夯实营商环境制度基础；三是以国际化为导向提升开放型营商环境水平；四是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此外，还要以协同治理为保障推动营商环境整体跃升。
比如说到更高标准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涉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持续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增强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如何提升开放型营商环境水平？则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外资准入和服务体系，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通关、结算、外汇等制度安排，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推动制度型开放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落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新京报：当前北京正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这一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应当如何发力，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董志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民营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新业态发展方面，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营经济促进法已从制度层面作出系统回应，明确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科研基础设施和公共创新平台向民营经济组织开放，并在数据赋能、技术合作、人才使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为破解创新隐性壁垒提供了明确依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把制度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我建议，北京市应以公平竞争为导向，以制度供给为抓手，进一步破除隐性门槛，推动政策落实。坚决清理在项目申报、科技计划参与、政府采购等环节中对民营企业设置的隐性壁垒，确保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享有平等地位。
还要以要素保障为重点，强化对创新型民营企业的精准支持。在资金、数据、人才、场景等关键创新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加大向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还要以法治保障为底线，营造稳定可信的创新环境。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权益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健全涉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让企业敢创新、愿创新、能长期创新。
聚焦关键体制机制障碍攻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从探索到深化
新京报：你长期在高校工作，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北京如何利用好教育、科技、人才这三项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
董志勇：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北京正进行着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其核心，是将教育、科技、人才这三项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从过去的“条块管理”转向“一体化推进”。
过去一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直接领导，旨在从源头上解决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各自为战”的痛点。这体现出“一体化推进”从理念共识进入高位统筹、强力执行的新阶段，为“三股绳”拧成“一股劲”提供了最坚实的体制保障。
在实践探索层面，一批着眼于深度融合的示范性举措落地。北京市组织实施“启研计划”，支持高年级本科生早期接触基础研究，将创新人才培养的触角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战略领域，以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实际问题为目标，打破常规成立“北京中关村学院”等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北京推动建立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等实体化平台。在这里，高校与龙头企业实现了“物理空间、导师团队、培养过程”的三重深度融合。
这些探索共同表明，北京正致力于将全球罕有的资源富集优势，通过一体化机制，转化为不可复制的创新策源优势与人才产出优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续动能。
新京报：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未来五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更加完善”的战略目标。对此，你有何建议？
董志勇：作为首都，北京要坚持首善标准，需要充分发挥禀赋优势，在巩固现有融合态势的基础上，勇于聚焦关键体制机制障碍进行攻坚，推动一体化从探索到深化、从“有形结合”迈向“有效协同”。
我想提出这样几点举措。首先是以“评价改革”为突破口，重塑一体化发展的价值导向与激励体系。必须下决心推行覆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性评价改革。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评价中，大幅提高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贡献、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输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实效的权重。
第二，推动“授权松绑”，畅通人才与创新要素的循环。建议在“三城一区”等一体化核心区，率先试点“创新人才特区”政策。探索建立“创新岗位”或“双聘制度”，对高端人才实行备案管理，鼓励其在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间合理流动兼职，实现成果共享、荣誉互认。
第三，构建“需求—培养—就业”闭环驱动的敏捷人才供应链。强化市领导小组的统筹职能，建立由产业部门、领军企业、投资机构、科学家共同参与的“未来产业人才需求联席研判机制”，并以此指导高校超常规设置急需紧缺专业。
此外，还可开放“城市场景”，打造“城才共生”的发展生态。如何将城市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升级中的难题，转化为开放的“应用场景清单”，向全社会“揭榜挂帅”。 可以推动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技型企业向青少年有序开放，常态化开展“科学家进校园”“学子进企业”活动。
新京报：你认为，北京大学在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董志勇：在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北京大学的角色应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自然参与者，升维为主动的改革示范者与生态赋能者：对内，以自我革新为全市破题探路；对外，以开放生态为体系赋能增值。
一方面，北京大学应凭借其学术领导力与改革承载力，率先攻坚一体化中最深层的体制机制壁垒，为全市提供可信、可学的改革样本。在评价体系上做“破冰者”。北大可以牵头设计并试点一套“学术卓越”与“产业贡献”兼容并蓄的多元评价体系，核心是为服务国家战略、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贡献，赋予明确的、可量化的学术价值与制度认可。
另一方面，北大应超越“校园围墙”，发挥其作为国际学术中心的独特优势，成为汇聚、催化、辐射创新要素的超级枢纽。为此，我们首先要不断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和交流。北大在全力构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的同时，可以同步设计并运营面向全球的高能级合作平台，不仅为北京持续吸引全球顶尖青年人才，更能将中国的前沿议题与北京的创新实践置于世界学术网络中心进行讨论与推广，在理念、标准与人才层面，提升北京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定义权和影响力。
此外，北大还可以与行业头部企业及国家级科研平台共建前沿技术中心。在此类平台中，推行校企“双首席科学家”制度，共同组建团队、攻关技术、培养学生，使企业的工程经验与市场感知深度融入北大的前沿探索，也让北大的基础研究能更精准地锚定产业“从0到1”的突破方向，实现创新链与人才链的融合。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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