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香港启德机场的候机厅里人声嘈杂。一位头发花白、身着浅色呢子长衫的将军放下手中的英文报纸，望向北方。灯光映在他军功章上，冷光闪烁。旁边的工作人员悄悄议论：“卫将军真回大陆？”没错，这正是曾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卫立煌。等候起飞的短短两个时辰，他想起了一件埋藏多年的旧事，而那件事的开端与一位名叫赵荣声的青年密不可分。
时间拨回到1938年2月，山西临汾外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赵荣声骑着一匹瘦马，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匆匆赶往卫立煌前敌总指挥部。此前，八路军高层已做出决定：趁国共合作的窗口，将一批优秀青年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上层，扩大战线。赵荣声不情愿，却也明白形势比人强，“进得去”才有发言权。到达驻地那天晚上，卫立煌连问三件事：学识、家乡、对日本的看法。得知对方是安徽同乡且能写文章，他当即拍板：“留下，当秘书。”
赵荣声很快发现，卫立煌行事爽利却有股军人固执。想影响这样的人，硬碰硬行不通，只能“润物细无声”。他先从小事入手：整理电报时多抄一份给自己，碰到涉及八路军的负面材料就以“格式不清”“翻译有误”为由暂缓呈报；再整理情报时，把我军积极抗战的战例夹在情报里。一来二去，卫立煌竟常在夜间翻看《论持久战》，不时冒出一句：“延安人倒是有办法。”
有意思的是，赵荣声并未急于推销任何政治结论。他更像一名耐心的医生，先诊脉，后开方。中条山作战方案讨论时，参谋部一致主张取道汾水东岸直插预定阵地；赵荣声却建议绕行陕北，并旁敲侧击：“顺路参观延安，也算亲眼看看八路军到底怎样打仗。”卫立煌起初犹豫，蒋介石“洛阳开会”的密电飞来，他终于点头。4月17日，车队驶进延安窑洞群，墙上一排排“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的红纸让他目不暇接。
延安短暂一日，毛泽东与他掏心置腹。席间，毛泽东提起医药匮乏、子弹紧张。卫立煌连连点头，却苦笑：“弹药我能批，牛肉罐头可不敢保证。”赵荣声在旁记下每一句。等回到西安，他发挥秘书的优势，连夜起草手谕：“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另配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下属杲海澜犹豫不决，赵荣声暗中放话：“风陵渡若失守，谁担责任？”三天后，物资全数运抵八路军办事处。此事让卫立煌第一次体会到“说到做到”的痛快。
卫立煌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却在日积月累中悄然推进。蒋介石随后抛出的“晋东南行政首脑”诱饵令他心动，赵荣声冷静分析：该职位不仅削弱阎锡山，更意在牵制八路军。“表面抬高，实则削权。”夜深，两人在油灯下对坐。卫立煌沉吟，忽然抬头：“那你的意思是？”赵荣声稳声答：“未必是好事。”第二天，这份任命被他压进抽屉，再没提起。
1940年初夏一个闷热的夜晚，卫立煌散完步，在书房点燃雪茄，突然冒出一句：“我加入共产党好吗？”对话只此一句，却足以震动赵荣声。他没有立刻回答，只说：“此事重大，需要求证。”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卫立煌的亲笔委托，奔赴西安。他见到林伯渠，表达了卫立煌的意愿。林伯渠稍作思索，语气郑重：“请转告卫将军，当前国共尚在合作，他若能在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立场，作用更大。”一锤定音。赵荣声回到司令部，据实相告。卫立煌点头，但从此对蒋介石的多疑与消极抗战心存疙瘩。
此后三年，赵荣声始终在暗处牵引，让卫立煌的抗日立场日益坚定。中条山失利后，蒋系中枢迁怒，撤掉了卫立煌的河南省主席职务。失意的将军长叹：“原来真是兔死狗烹。”赵荣声见机已到，告假离去，潜回根据地。临别之际，他只说一句：“后会有期。”那时谁也不曾料到，十五年后，香港机场的候机厅，两人又将以全然不同的身份再叙旧雨。
1955年5月，卫立煌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有人问起归国缘由，他笑着答：“多年的疑虑，早在延安那一夜就解开了。”同年，赵荣声调入《工人日报》社。当年那封要求解散秘密支部的指示，他一直珍藏在抽屉深处。
1982年，赵荣声离休，开始动笔整理回忆材料。28万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反复易稿三十余次，他在序言中写道：“真正的统战，是把握时代大势后的自觉选择，不是巧语令色。”1995年，赵荣声病逝，享年八十。骨灰盒旁，摆放着一本线装《论持久战》和一支磨损严重的钢笔。倘若有人问他这一生最得意之事，大概还是那春夜里，卫立煌的那句低声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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