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一项所谓“尖阁条例”。该条例声称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周边海域进行“可持续发展管理”,内容涵盖环境保护、航行安全、观光、教育和学术研究等事项,并于当天生效。
在此之前,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就曾公开表示,有意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对钓鱼岛展开所谓“登岛调查”,理由是掌握生态和环境变化情况。他在1月14日举行的“尖阁诸岛开拓日”活动上称,岛上存在山羊啃食植被、漂流垃圾堆积、生态系统变化以及地形崩塌等问题,认为仅依靠海上调查“存在局限性”。
事实上,日本地方政府要求派人登岛并非孤立事件。早在去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曾访问石垣岛,并登上其下辖的与那国岛,宣布在岛上部署中程防空导弹。据报道,石垣岛距离钓鱼岛约170公里,地理位置敏感,被日方视为所谓“前沿地带”。在这一背景下,地方议会突然抛出涉钓鱼岛条例,很难被视为单纯的行政管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条例表决前的辩论中,日本在野党议员长滨信夫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指出,钓鱼岛属于国境离岛,涉及重大外交和安全问题,地方议会在未与中央政府充分协调的情况下擅自立法,极可能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日本过往多次因地方政治冒进行为引发外交危机的现实经验。
那么,日本派人登岛的可能性有多大?从现实条件看,日本直接派人登钓鱼岛的可能性很低,原因有三个。首先,当前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处于中方常态化、高频率的巡航执法覆盖之下。中国海警依法巡航已实现制度化和长期化,日本任何登岛行为,都意味着必须突破中方现场管控,这将直接触发正面冲突风险。对日本政府而言,这种风险不可控,代价远高于政治收益。
其次,石垣市议会通过的所谓“条例”,不具备处理国家主权事务的法律资格,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也难以作为登岛行动的直接依据。即便是石垣市市长提出“环境调查”,也必须获得日本中央政府、海上保安厅和防卫部门的正式批准,程序复杂且高度敏感,现实中推进难度极大。
最后,日本大选在即,高市早苗没有多余的精力放在钓鱼岛问题上,因为她的支持率出现了暴跌的情况。据日本媒体1月25日报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一轮调查大幅下跌10个百分点,降至57%。调查还显示,有41%的受访者明确反对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赞成者仅为27%,其余受访者态度不明。
从表面上,高市支持率下跌是因为她豪赌,提前解散众议院。而深层分析来看,这一变化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对右翼政治路线和民粹操作的疲劳感正在累积。高市早苗上台之初,凭借“新手首相”效应和强硬姿态,短期内获得一定支持。但随着其在安全、防务、外交等领域不断右倾,甚至将涉华、涉台议题作为国内政治动员工具,民众开始重新审视其执政方向。
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制造外部摩擦,而在于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加重和社会结构老化。日本政府自身评估显示,去年GDP增速仅约0.7%。并且,海外投资者近期持续抛售日本国债,这说明市场对日本政策稳定性的信心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日本大型企业却在用实际行动给出另一种选择。过去一年,日本多家汽车企业持续追加在华投资,例如索尼近期将电视业务51%的股份出售给中国企业TCL,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引发热议,但从产业链角度看,双方长期合作早已形成高度依赖。这些事实说明,经济现实正在倒逼日本企业保持理性,而政治层面的对抗叙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总而言之,所谓“日本将派人登钓鱼岛”的舆论炒作,本质上是日本地方政治与右翼势力相互配合的结果,更多服务于国内政治动员,而非真正具备可操作性。中方通过持续、稳定的执法行动,已经有效压缩了任何冒险行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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