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

一股淡淡的、陈旧的灰尘气味混着楼道里的凉意扑面而来。

我握紧了口袋里那个硬皮小本子,掌心在冰冷的塑料封皮上蹭出了汗。心脏跳得像是要撞碎肋骨,一声声,又沉又重地砸在耳膜上。

我设想了一百种重逢的开场白,甚至排练过如何平静地递上那个存折和户口本。

可所有的预案,在看见门后那个身影的瞬间,碎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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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九七年的秋天,雨下得没完没了。

教室窗玻璃上糊着一层水汽,外面操场边那排杨树的叶子,黄了一半,被雨打得贴在泥地里。

开学已经一周了,我的学费还没交。

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花名册,镜片后面的眼睛扫过教室后排。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像根针,扎进我耳朵里。

“还有几位同学的学费,家长要抓紧了。学校催得紧,最迟下周。”

她没有点名,可我知道她说的是谁。班上一共就三个人没交,另外两个是男生,坐在前排,正满不在乎地用铅笔戳橡皮。

我低着头,盯着数学课本扉页上自己写的名字。何咏思。三个字写得工工整整,用的是上学期剩下的小半截铅笔。

墨水早就用完了,钢笔干巴巴地躺在铁皮铅笔盒里。

同桌动了动。

张思妍的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我下意识往里缩了缩。她身上总有股淡淡的、像是洗衣皂混着阳光的味道,和我从家里带来的那股子潮湿柴火气格格不入。

她是我们班,甚至可能是全校,穿得最干净整齐的女生。

白色的确良衬衫领子总是雪白,蓝色的背带裙一个褶子都没有。她的铅笔盒是铁皮的,上面印着米老鼠,打开来,里面铅笔削得尖尖的,橡皮是完整的方形,还有带香味的圆珠笔。

我没有看她,手指抠着课本的边角,那里已经卷起了毛边。

李老师又说了几句关于下周测验的事,然后让大家自习。教室里响起哗啦啦翻书和压低的说话声。前排那两个没交学费的男生开始互相丢小纸团。

我的脸烧得厉害,好像全班的目光都黏在我背上。

就在这时,我的课桌下面,挨着腿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推了过来。

我低头。

是一个折成小方块的字条,从张思妍那边滑过来的,停在我褪色发白的裤腿边。

我僵着没动。

她用铅笔的尾端,又轻轻捅了捅我的胳膊。我侧过脸,飞快地瞥了她一眼。

她没看我,眼睛看着黑板方向,嘴唇抿得很紧,脸颊有点泛红。一只手还放在课桌下面,手指蜷着,指节微微发白。

我慢慢伸出手,摸到那个纸方块,攥进手心。

纸很光滑,是她那种印着浅色花纹的漂亮信纸。我能感觉到,里面包着的东西有点厚度,不像是只有一张纸。

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我把它塞进裤兜里,布料薄,那东西的形状硬硬地硌着大腿。我不敢再有什么动作,重新趴回桌上,盯着眼前的数学题。

那些数字和符号,在眼前跳来跳去,一个也看不进去。

手心开始冒汗,黏腻腻的。

一直到下课铃响,我都没敢把手伸进裤兜。张思妍收拾好书本,把铅笔盒轻轻扣上,站起身。她的裙摆从我腿边擦过,带起一阵细微的风。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跟着其他女生一起走出了教室。

我等到教室里人都走光了,才慢吞吞地站起来。手伸进裤兜,摸到那个纸包。

走到教室后面堆放扫把的角落,我背对着门,才把它拿出来。

纸方块被我手心的汗浸得有点潮软。我小心地打开。

里面没有字。

只有一沓钱。

用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整整齐齐地包着。

02

那沓钱被作业本的纸包得方正正,边角都折得很仔细。

我捏着它,手指有些抖。展开横格纸,里面是折成几折的钞票。都是旧票子,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一百二十八块六毛。

正好是这学期要交的学费加上书本费。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血好像都冲到了头顶。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教室门口。走廊里空荡荡的,张思妍早就没影了。

我又低头看手里那张包钱的横格纸。

纸的背面,靠近边缘的地方,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发现,写得又小又挤。

“先拿着。”

只有这三个字。后面连个句号都没有。

铅笔的痕迹很淡,在粗糙的纸面上几乎要看不出来。我认得这字。和她作业本上的字一样,清秀,工整,横平竖直。

我攥紧了那沓钱,钞票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作业本纸在我手里发出轻微的、脆弱的沙沙声。

该怎么办?

还回去?可怎么还?当面递给她?说什么?谢谢,但我不能要?

钱捏在手里,像一块烧红的炭。它烫,可它也能救我。家里为了这笔学费,母亲已经去邻村借过两次了。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晚上旱烟,最后只说,再想想办法。

我知道家里没什么办法好想。

猪圈里那头半大的猪,还没到出栏的时候。鸡下的蛋,要攒起来换油盐。地里那点庄稼,刚够糊口。

这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张思妍那里来的。

整整一下午的课,我都坐得笔直,僵硬得像块木头。我不敢朝左边看,眼角的余光却能瞥见张思妍垂在肩上的黑头发,还有她写字时微微颤动的睫毛。

她一次也没看我,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上课听讲,记笔记,被老师点到名就站起来回答,声音清脆。

好像课桌下面那惊心动魄的传递,从来没有发生过。

倒是我的沉默和僵硬,引来了后座男生的调侃。“何咏思,你咋了?魂儿丢了?”他用脚踢了踢我的凳子腿。

我没理他,把脊背挺得更直了些。

放学铃声一响,我抓起早就收拾好的破帆布书包,第一个冲出了教室。我没有回家,而是绕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河边。

秋天河水浅了,露出大片灰白色的卵石滩。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纸包。

钱还在。那行小字也还在。

河水哗哗地流,声音单调而持续。风吹过岸边的枯草,簌簌地响。我盯着那沓钱,看了很久。

最后,我慢慢地把钱重新用那张横格纸包好。我没有把它放进书包,而是掀开外套,塞进了缝在里子上的一个暗袋里。

那是我妈给我缝的,说路上不安全,偶尔有点零钱可以放里面。

现在,里面装着我的学费。

回家的路变得格外漫长。每一步都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不定。暗袋里的那一小包东西,贴着我的胸口,沉甸甸的,带着体温。

推开家里的木门时,天已经擦黑了。屋里点着煤油灯,光线昏暗。母亲在灶台边忙活,父亲坐在小凳上编竹筐。

“回来啦?”母亲转头看我一眼,“饭马上好。”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干。

我走到屋里唯一那张旧桌子边,放下书包。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进怀里,摸出那个纸包。纸包被我的体温焐得温热。

我走到父亲面前。

他停下手里编筐的动作,抬起头看我,脸上深深的皱纹在跳动的灯光下像沟壑。

我把纸包放在他脚边的地上。

“爸,学费。”我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

父亲愣了一下,弯腰捡起纸包。他粗糙的手指解开横格纸,看到里面卷着的钞票,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哪来的?”他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

煤油灯的光晃了晃。母亲也停下了切菜的动作,在围裙上擦着手,走了过来。

我的喉咙发紧。“……同学借的。”

“哪个同学?”父亲追问,眼睛紧紧盯着我,“谁家孩子能随便借你这么多钱?”

我答不上来,只好把头埋得更低。“就是……同学。说让我以后有钱了再还。”

屋里一阵沉默。只有煤油灯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噼啪声。

母亲先开了口,声音很轻,带着点试探:“他爸,孩子也是没办法……这学费……”

父亲没说话,只是盯着手里的钱看了半晌,又抬头看了看我。他的目光很复杂,有疑惑,有担忧,还有一丝我那时看不懂的沉重。

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钱重新包好,递给母亲。

“收着吧。明天我去学校交了。”他的声音疲惫下去,“既然是借的,以后……总要还人家。”

母亲接过钱,连连点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安慰,也有担忧。

我转过身,慢慢走回桌边坐下。书包敞着口,里面那本卷了边的数学课本露了出来。扉页上,“何咏思”三个字,在昏暗的光线下,模糊不清。

那一夜,我躺在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屋顶黑黢黢的椽子。

胸口那个暗袋空了,可那里好像还留着那一小包钱的重量和温度。

还有那张横格纸背面,那三个铅笔写的小字。

先拿着。

窗外,秋虫在墙根底下唧唧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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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笔学费,后来父亲真的去学校交了。

李老师没再提过这件事。班上的同学似乎也没人知道。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只是我和张思妍之间,好像多了一层薄薄的、看不见的膜。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还能和她讨论一下数学题。我变得很怕和她说话,怕她提起那个纸包,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询问。

她倒是和以前一样。安静,整洁,上课认真。她还是会在小组活动时,把她的参考资料推到我这边一起看。偶尔我钢笔又没水了,她会把自己的墨水瓶轻轻放在我们桌子中间。

但我们之间的话,变得更少了。

我总觉得欠着她什么。这笔债沉甸甸地压在心里,让我在她面前抬不起头。

我把全部力气都用在了学习上。书本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只有埋头在那些公式和课文里时,我才能暂时忘记裤兜里曾经有过的滚烫,和胸口那块空荡荡的暗袋。

时间像小河里的水,不声不响地流走。

秋天过去,冬天来了。教室窗户的缝隙糊上了报纸,还是挡不住钻进来的冷风。我的手指冻得通红,握笔都费劲。

张思妍有个暖手的热水袋,毛线织的套子,有时她会把它放在腿上,盖在校服裤子下面。

有一回课间,我正对着一道几何题发呆,手冷得有点僵。

她忽然把热水袋从桌子下面递了过来,毛线套子暖烘烘的。

“暖暖手吧。”她的声音很轻,说完就转头看向窗外,耳朵尖有点红。

我愣着,没敢接。

热水袋在她手里停了几秒,见我没动,她又默默地收了回去,重新塞回自己腿上。

那点微弱的暖意,好像隔着冰冷的空气,在我指尖停留了一瞬,又消失了。

我心里某个地方,被那一下轻轻地刺了一下,有点酸,有点胀。

初二的下学期,临近开学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焦虑又来了。

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好转。父亲在编竹筐时伤了手,有段时间没法干活。母亲起早贪黑,也只能勉强顾上一日三餐。

开学前一天晚上,我检查了好几遍书包。课本是旧的,铅笔短得快要握不住,作业本用了正面用反面,写得密密麻麻。

学费,依然没有着落。

父亲的手裹着破布,坐在门槛上抽烟,一言不发。母亲在昏暗的灯下补我的裤子,针线穿过粗布,发出单调的沙沙声。

我知道,不能再开口了。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天蒙蒙亮时,我爬起来,把书包里的东西又整理了一遍。其实没什么好整理的,就那么几样。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冷冽的晨风灌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

走到学校,教室里人还不多。我默默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书包放在腿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帆布粗糙的边缘。

张思妍来了。

她穿着浅蓝色的棉袄,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她在我身边坐下,摘下围巾,整理课本。

她身上带着外面清冷的空气味道。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裂开口子的球鞋鞋尖。

早自习的铃声响了,李老师抱着教案走进来。她照例说了几句新学期开始的话,然后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

“学费今天放学前交齐。”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朵里,“没带的下课来办公室找我。”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整整一个上午,我如坐针毡。老师在讲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该怎么跟李老师说,一会儿又想是不是干脆就不读了。

课间操的时候,我没出去,趴在桌子上。

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

我感觉有人回到了座位。是张思妍。她也没去做操?

我没动,脸埋在胳膊里。

忽然,我感觉自己的书包被轻轻拉动了一下。很轻,很快,几乎像是错觉。

我浑身一僵,没敢抬头。

一阵窸窸窣窣的细微声响,就在我耳边。然后,脚步声响起,她又离开了。

我慢慢地,慢慢地抬起头。

教室里依然只有我一个人。我的破帆布书包放在桌肚里,拉链敞开着。和早上不一样的是,书包最上面,多了一个东西。

又是一个用作业本纸包好的小方块。

方方正正,边角整齐。

我的呼吸停住了。手指颤抖着伸过去,拿起那个纸包。一样的横格纸,一样的折法。

我把它攥在手心,紧紧的,纸包边缘硌着皮肤。

这一次,我没有再拿到河边去发呆。我只是把它塞进了怀里,那个缝在内衬的暗袋。

暗袋里空了很久,现在又被填满了。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又回来了,压在我的心口上,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张思妍回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她坐下来,拿出下节课的英语书,用削尖的铅笔在扉页上写日期。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侧过脸,看着她安静的侧影,看了很久。

直到她似乎有所察觉,睫毛颤动了一下,我才慌忙转回头,盯着自己面前空白的笔记本。

那层隔在我们之间的膜,好像更厚了。厚得让我窒息,也厚得让我安全。

初三那年春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第三次。

我已经有了预感。在开学前那段煎熬的日子里,我甚至隐隐地、可耻地盼望着那个纸包的出现。

它真的出现了。

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沉默。

我甚至没有第一次那种激烈的挣扎和羞愧。我只是默默地、迅速地把它收起来,塞进那个已经成为秘密据点的暗袋。

然后继续低下头,演算那些永远也算不完的习题。

好像那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流程。好像我们之间达成了某种无声的、诡异的默契。

她不问,我不说。

她不提,我不还。

只是每次拿到那个纸包,夜里躺在床板上时,我都会睁着眼,在黑暗里一遍遍勾勒她写字时的侧脸,她递来热水袋时微红的耳尖,还有她总是干净整洁的衣领。

这些画面,和那三个铅笔小字一起,被我深深地埋进心底最隐秘的角落。

初三毕业前,大家都在互相写同学录,买漂亮的硬壳笔记本请人留言。

我买不起同学录,也没人请我写。

毕业那天,打扫完教室,大家乱哄哄地互相道别。有人哭了,有人笑着约定以后要常联系。

我收拾好自己寥寥无几的东西,站在座位边,看着张思妍和几个女生说话。

她好像要随家人搬走了,去省城。女生们拉着她的手,很是不舍。

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慢慢走了过去。

女生们看见我,说话声停了一下。张思妍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有点疑惑。

我的脸烧起来,手伸进书包里,摸出一个东西。

那是我自己做的贺卡。用画图课的硬纸板裁的,对折起来。封面上,我用铅笔画了一株向日葵。只是时间不够,向日葵的花盘还没有涂上颜色,是空白的。

我递给她,手指有点抖。

“给你。”我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她愣了一下,接过去,看了看封面上的向日葵。

“谢谢。”她轻声说,抬起头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很淡,很快就被旁边女生拉她说话的动静打断了。她把贺卡小心地夹进自己的书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慌忙低下头,转身匆匆走出了教室。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

教学楼在夕阳里拉出长长的影子。那个我坐了三年、藏着无数秘密的教室窗口,反射着金红色的光,什么也看不清。

我知道,有些东西,就像那株没涂色的向日葵,永远地留在了那个泛着灰尘和粉笔灰气味的教室里。

留在了1997年到2000年,那些沉默的、滚烫的、又无比冰凉的日子里。

04

初中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县一中。

这是镇上唯一能考上县一中的几个学生之一。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那天,父亲把那张薄薄的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浑浊的眼睛里有光闪了闪。

母亲撩起围裙抹了抹眼角,嘴里念叨着:“好,好……”

学费依然是问题。县一中在县城,花费更大。那个暑假,我没闲着,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做小工,搬砖,和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晒脱了几层皮,手上磨出一串血泡,又变成厚茧。

挣来的钱,一分一角都攒着。父亲把家里那头还没长足的猪卖了,又凑了一些。临走前,他把一卷皱巴巴的票子塞给我。

“省着点用。”他只说了这一句。

我捏着那卷钱,点了点头。钱里混合着汗味、猪栏的气味,还有父亲手上竹篾的粗糙感。

我没有再收到那个用作业本纸包着的方块。

那个总是干净整齐的同桌,随着她家人搬去了省城,像一滴水汇入大海,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刚上高中那阵,我偶尔还会想起她。想起那个纸包滑过腿边的触感,想起横格纸背面淡淡的铅笔字迹。

但我很快就把这些念头压了下去。

高中和初中是两片天地。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县城,衣着光鲜,谈吐自信。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说着带口音的普通话,显得格格不入。

我把自己埋进更深的学习里。只有成绩,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可以改变什么东西的稻草。

我几乎不与人交往。吃饭总是最便宜的菜,打一份米饭,就着免费的汤水咽下去。晚上熄灯后,我还躲在厕所门口那盏长明灯下看书。

寒暑假回家,我也不怎么出门。帮家里干农活,或者继续找零工做。

那个用作业本纸包钱的秘密,被我锁进了心底最深处。连同那张她唯一收下的、画着未涂色向日葵的贺卡,一起锁了起来。

贺卡被我藏在了装衣服的木箱最底层,用一层旧报纸仔细包着。

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忍不住爬起来,打开箱子,在月光下展开那张硬纸板。

铅笔画的向日葵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空荡荡的花盘,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打开看过,也不知道那张贺卡后来去了哪里。也许早就被她丢掉了,就像丢掉一段无关紧要的童年记忆。

时间一年年过去。

我考上了一所省城的大学,虽然不算顶尖,但好歹是本科。接到通知书那天,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母亲偷偷哭了好几回。

大学的生活依然是拮据的。助学贷款,奖学金,加上我所有课余时间打工挣的钱,才勉强撑下来。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这个专业辛苦,但听说以后好找工作。

大学里,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对我示好的女生。但我总是下意识地回避。心里那个角落锁着的东西,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让我无法轻松地开始任何一段关系。

我总觉得,我欠着什么。欠着一笔债,欠着一句话,欠着一个答案。

尽管那个债主早已不知所踪。

毕业,找工作,投简历,面试。像所有从农村挣扎出来的年轻人一样,我在这个庞大的省城里摸索、碰壁、再爬起来。

最后,我进了一家设计院,从最基础的绘图员做起。

工作稳定下来后,我把父母从村里接了出来,在城中村租了个小房子安顿他们。母亲在附近菜市场找了个打扫的活计,父亲闲不住,捡了些废纸板塑料瓶卖。

日子总算一点点朝好的方向挪动。

我不再是那个交不起学费、在课堂上羞得抬不起头的少年。我穿着干净的衬衫,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画着高楼大厦的图纸。

可夜深人静时,当我独自回到租住的小单间,看着窗外城市璀璨却陌生的灯火,心里那个角落还是会偶尔松动一下。

那个纸包,那行小字,那株没涂色的向日葵。

还有那个名字。

张思妍。

她变成了一段褪了色的记忆,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们的人生轨迹,在初中毕业那个夕阳西下的校门口,就彻底分叉,奔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我想,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有些恩情,有些悸动,有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大概就只能永远埋在那个旧木箱底,和那张发硬的贺卡一起,慢慢蒙上灰尘。

直到被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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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一二年春天,设计院接了一个省城新区体育馆的项目。

我被派过去跟现场,负责一部分钢结构节点的协调。工地临时办公室设在新区边缘,一片刚刚平整出来的空地上,周围还能看到零星的农田和低矮的农房。

出差补贴比坐办公室高一些,还能省下房租。我没什么不乐意。

工地生活单调,除了图纸、进度、和施工队的扯皮,就是日复一日的盒饭和柴油味。周末偶尔能休息一天,我大多用来补觉,或者去看看父母。

那个周末,同组的老王非要拉我去市区吃饭,说他一个老乡开了家馆子,味道正宗。

饭店在一条热闹的街后面,门脸不大,生意却好。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人声鼎沸,空气里飘着热辣的油烟味。

等位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抽烟。初春的晚风吹过来,还有点凉。

“何咏思?”

一个有点迟疑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我转过头。一个穿着皮夹克、微微发福的男人站在几步外,正打量着我。我看着有点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名字。

“真是你啊!”男人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堆起,“我,郑宏伟!初中坐你前头那个!老抢你橡皮那个!”

记忆猛地被拽了出来。郑宏伟,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生之一,确实总爱回头扯我橡皮,或者用笔帽戳我后背。

“郑宏伟!”我也笑了,扔掉烟头,“好久不见。”

“可不是嘛!十几年了!”他走过来,热情地拍我肩膀,“在这儿等人?”

“同事吃饭,等位。”我指了指里面,“你呢?”

“我就住这附近!刚下班路过。”他上下看我,“可以啊老何,在省城混出来了?这派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扯了扯工装外套。“瞎混。在工地上班。”

“工地好啊!实在!”郑宏伟嗓门大,引来旁边几个人侧目,“走走走,别等了,碰上就是缘分!我知道前面有家烤鱼,味道绝了,我请你!”

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我只好给老王打了个电话,说碰上老同学,让他们先吃。

郑宏伟说的烤鱼店也不远。坐下后,他熟门熟路地点了菜,要了几瓶啤酒。

“真没想到能碰上你!”他给我倒上酒,“听说你后来考上一中了?牛逼啊!咱班就你一个考上的吧?”

“运气好。”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啤酒冰凉,带着苦味。

“啥运气,是你自己拼出来的。”郑宏伟自己干了一大口,抹抹嘴,“哎,你后来跟咱班谁还有联系不?”

我摇摇头。“没了。毕业就都没联系了。”

“也是。都各奔东西了。”郑宏伟夹了一筷子凉菜,“我后来没念高中,跟我叔学开车,现在跑物流。就住这片,老婆孩子也在这。”

他说起自己的情况,孩子上小学了,老婆在超市收银,日子平平淡淡。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的一大盆烤鱼,红油咕嘟咕嘟冒着泡。郑宏伟招呼我动筷子。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回忆初中的老师,那些调皮捣蛋的事,还有班上几个特别的人物。

“你还记得张思妍不?”郑宏伟忽然问。

我夹鱼的手顿了一下,一块鱼肉掉回盆里,溅起几点红油。

“记得。”我的声音尽量放得平常,“她好像……搬省城来了?”

“对!就是搬省城了!”郑宏伟又喝了口酒,“她家不是有点钱嘛,早就搬过来了。不过……”

他顿了顿,摇摇头,脸上露出一点感慨的神色。

“不过啥?”我问,心跳不知怎么就快了两拍。

“唉,也是命。”郑宏伟放下杯子,压低了点声音,“她后来结婚了,嫁得好像还行。但去年听说,离了。”

我的耳朵里嗡了一声。烤鱼店嘈杂的人声、后厨炒菜的锅铲声,一下子都退得很远。

“离了?”

“嗯。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不太清楚具体。”郑宏伟叹了口气,“好像是她老公,叫什么胡博,做生意的,赔了一大笔钱,欠了一屁股债。人也没担当,跑了还是怎么的,留下烂摊子给她。”

他摇摇头,又夹了块鱼。“反正离得挺不愉快。她好像自己带着她妈过呢。她爸好像前几年就没了。”

我捏着筷子的手指有些发紧,指节泛白。

“她……现在住哪儿?”话问出口,我才觉得有点唐突。

郑宏伟看了我一眼,似乎没太在意。“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就在这片老城区哪个旧小区吧?条件估计不太好。她妈身体好像也不行了。”

他没再多说,转而聊起别的同学。

但我后面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烤鱼在嘴里变得味同嚼蜡,啤酒的苦味一直蔓延到喉咙深处。

离婚了。欠债。带着生病的母亲。住在旧小区。

这些词像一块块冰冷的石头,砸进我沉寂了十几年的心湖,搅起混浊的泥沙。

那张总是干净的脸,那双安静的眼睛,那个放在我腿边的纸包……这些画面,原本已经褪色模糊,此刻却无比清晰地涌上来,每一个细节都锐利得割人。

吃完饭,郑宏伟抢着结了账,又跟我互留了电话。“以后常联系啊老何!都在省城,多照应!”

我点点头,跟他道别。

走在回工地宿舍的路上,初春的夜风很凉,吹在脸上,让我发热的头脑稍稍冷静了一些。

可心里那股躁动,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那个被我锁在箱底、蒙尘多年的念头,像一头困兽,猛烈地撞击着锈蚀的锁链。

她过得不好。

那个曾经在课堂上,不动声色地、带着点笨拙的善良,一次次把我从辍学边缘拉回来的女孩,现在过得不好。

而我呢?

我租着房子,工作刚刚稳定,父母还需要我照顾。我有什么?我凭什么?

可另一个声音,更加执拗地响起来。

你欠她的。

不只是钱。是那些在绝境里递过来的温暖,是那些沉默的守护,是那个没涂色的向日葵所代表的、所有未曾言明的一切。

你总得做点什么。

回到工地那间简陋的临时宿舍,我坐在吱呀作响的铁架床边,看着窗外工地上彻夜不灭的照明灯。

灯光刺眼,在玻璃上晕开一团模糊的光斑。

我起身,从床底下拖出那个跟我跑了好几个工地的旧行李箱。打开,在几件换洗衣服下面,摸出一个扁平的铁皮盒子。

盒子有些年头了,边角锈迹斑斑。

我打开它。

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几张旧奖状,一枚生锈的校徽,还有一个小布包。

我拿起那个布包,手指有些抖。解开系着的细绳,里面是两张纸。

一张,是泛黄的横格作业本纸,折痕已经快断裂了,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极淡的、属于少女时代的铅笔痕迹。

另一张,是对折的硬纸板。展开,一株铅笔画的向日葵,花盘空空荡荡。

我盯着那株向日葵,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合上铁皮盒子,把它重新塞回行李箱最底层。

我躺回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上被灯光映出的、不断晃动的水渍影子。

一夜无眠。

第二天是周日。我向工地请了半天假,说去市区买东西。

我没有买东西。

我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按照昨晚郑宏伟提到的模糊区域,在那一大片迷宫般的老旧小区附近转悠。

楼房外墙斑驳,晾衣绳横七竖八,挂着各色衣物。老人坐在楼门口晒太阳,孩子追逐打闹。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生活气息。

我不知道她具体住在哪一栋,哪一户。

我只是盲目地走着,看着那些相似的窗户,相似的阳台。

好像这样走着,就能离那个记忆里的影子近一点。好像这样,就能为我心里那个疯狂滋长的念头,找到一点依据。

走到腿脚发酸,我停在一个小卖部门口,买了瓶水。

仰头喝水时,我看见小卖部旁边那栋楼的四楼阳台上,晾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衬衫洗得很干净,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摆动。样式简单,没什么特别。

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她的。

就像当年在教室里,我总能认出她作业本上的字迹一样。

瓶子里的水有点凉,滑过喉咙,让我打了个激灵。

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念头,就在这一刻,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脑海。

我得找到她。

我得去见见她。

我得把欠了十几年的东西,还给她。

不管那是什么。钱,感激,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6

接下来的几天,工地上的事情变得格外难熬。

图纸上的线条扭曲晃动,施工队头头的抱怨像是隔着一层水传过来,嗡嗡作响。我机械地应对着,心思却早就飘到了那片迷宫般的旧楼群里。

我向郑宏伟又打听了一次,他挠着头说真不知道具体门牌号,只听说大概在“红光”那片老小区。

红光小区。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周末,我再次去了那边。这次目标明确些。红光小区很大,分好几个院,楼龄起码有二三十年了。我在几个院子里慢慢走,装作找人,观察着进出的住户。

我不知道具体要找什么。也许是某个熟悉的身影,也许是阳台上一件特别的衣物。

更像是一种无望的、固执的搜寻。

第三天下午,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在第三院门口的小广场边,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石凳上剥毛豆。

她脚边放着一个菜篮子,动作慢悠悠的。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

“阿姨,跟您打听个人。”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您知道这张思妍住哪栋楼吗?以前住镇上的,后来搬过来的。”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眼神有些警惕。

“你找思妍啥事?”

我心里一跳。她认识。

“我是她初中同学,好多年没联系了。听说她也住这边,正好路过,想看看老同学。”我解释道,手心有点冒汗。

老太太打量了我几眼,可能看我穿着还算整齐,不像坏人,神色缓和了些。

“哦,同学啊。”她指了指斜对面一栋灰扑扑的六层楼,“就那栋,三单元,四楼左边那家。”

“谢谢阿姨!”我连忙道谢,心跳得厉害。

“不过她今天好像不在家。”老太太又说,“上午我看见她出门了,穿得挺精神,像是去办事。”

“没事,我改天再来。”我说着,眼睛已经牢牢锁定了那栋楼。

三单元,四楼左边。

阳台窗户关着,外面晾着几件衣服,其中好像有一件浅色的衬衫。

我站在小广场边,远远看着那扇窗,看了很久。直到夕阳把楼房的影子拉得很长,老太太拎着篮子慢吞吞地走了,我才转身离开。

知道了地址,那颗躁动的心反而悬得更高。

去见她说些什么?怎么开口?直接拿出钱来还她?还是……说点别的?

那个被我压抑了十几年的念头,像春天的野草,一旦得了缝隙,便疯狂地蔓延滋长。

我想娶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又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好像我十几年的漂泊、奋斗、沉默,都是为了积攒一点资本,然后回到她面前,把这句话说出口。

我把这个念头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藏在最深处。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得先见她,看看她过得怎么样,看看她……还需要什么。

接下来一周,我抽空去银行取出了大部分积蓄。钱不多,但对我而言,是一笔巨款了。我用一个新信封仔细装好。

我又回了一趟租住的地方,从抽屉最里面,拿出了我的户口本。

暗红色的塑料封皮,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我摩挲着封面,指尖能感觉到上面细微的纹路。

带上它,像带上一个承诺,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心。

周六晚上,工地没什么事。我早早洗了澡,换上了自己最像样的一套衣服——一件浅灰色的夹克,一条普通的西裤。虽然还是在工地上沾了灰,但比工装精神些。

我把存着钱的信封,还有那个户口本,一起放进夹克内侧的口袋。

贴着胸口放好。

然后,我坐上了去往红光小区的夜班公交车。

夜晚的老城区安静许多,路灯昏暗,行人稀少。我在小区门口下了车,慢慢地走到第三院那栋楼下面。

窗户黑着灯。她还没回来?还是已经睡了?

我在楼下来回踱步。春夜的凉意透过单薄的夹克渗进来。我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又掐灭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上去敲门。太晚了,会不会打扰?

最后,我走到楼侧面,那里停着几辆旧自行车和电动车。我靠在一辆蒙着灰尘的摩托车上,抬头看着那扇漆黑的窗户。

就这么看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小区里最后几盏亮着的灯也陆续熄灭。只有远处路口的路灯,投来一片昏黄模糊的光。

偶尔有晚归的人走进单元门,沉重的铁门发出“哐当”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我一直站在那里。

腿站麻了,就蹲一会儿。蹲累了,又站起来。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初中教室里的画面,一会儿是郑宏伟说的“离婚了”、“欠债”、“带着生病的妈”,一会儿又是我自己臆想的、她如今可能憔悴疲惫的模样。

口袋里的信封和户口本,硌在胸口,存在感越来越强。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东边的天空泛起一层极淡的、鱼肚白的青色,清晨第一缕微光,艰难地穿透城市上空的薄雾。

楼里开始有了响动。有人开窗,有人咳嗽,有早起的人窸窸窣窣下楼的声音。

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深吸了一口清冷潮湿的空气。

该上去了。

我走到单元门口,铁门虚掩着。我推开门,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旧灰尘的气息。声控灯坏了,只有楼梯拐角处一个小窗透进微弱的天光。

我一步一步往上走。

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一下,又一下,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走到四楼,左边那扇深绿色的铁门就在眼前。

门漆剥落了不少,露出下面暗红的铁锈。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褪色的“福”字挂件,边缘已经起毛了。

我站在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搏动,血液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我能清晰地闻到门上铁锈的味道,还有从门缝里隐约飘出的、一种类似檀香又混着药味的复杂气息。

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硬硬的户口本塑料封皮。冰凉的触感让我稍稍镇定了一些。

我终于抬起手,屈起手指,在门上敲了三下。

“叩,叩,叩。”

声音不重,但在寂静的清晨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

里面没有立刻回应。

我屏住呼吸等着。手心又湿又冷。

几秒钟后,我听到里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慢慢靠近门口。

接着是门锁转动的声音。

“咔哒。”

门,向内拉开了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