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德国军人把一名波兰女子送到慰安所，然后把她的双腿劈开，捆绑在凳子上，接着在她的面前摆放了一张镜，她只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是她第一次直视“那个自己”被拆解的过程，她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盯着那面镜子，直到她的眼睛不再聚焦，那一刻，她知道，那个原本的她已经死了。
但她没有死，她活了下来，她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甚至没有出现在战后的任何审判记录中。
她只是成千上万名波兰女性中的一个，被机械化推进了纳粹系统性性奴役的齿轮中。
1940年，只是起点，那一年，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的土地上建起了第一批专门为军人设置的“军用妓院”，这场制度化的性暴行，以一种冷酷的、工业化的方式展开了。
希姆莱早就设计好了这套体系，他相信，可以通过性服务来“改善士兵心理状态”，还能激励男性囚犯投身劳作。
更深一层的是控制，控制女人，控制男人，控制整个社会的欲望和羞辱。
纳粹是精密的操控者，他们知道如何摧毁人，不靠子弹，而靠制度。
波兰是第一个实验场，那时候的“łapanka”，街头抓捕，是日常。
15岁的女孩，30岁的新娘，走在街上的售货员，甚至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只要长相还过得去，就能被塞进卡车。
她们会被送往“慰安所”，通常是改建的旅馆、军营，或者集中营中的一角。
管理严格得像工厂，每个女性都有编号，每周六天，每天至少接待20名军人，门口有登记表，费用2到3马克，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
军人必须持有“奖励卡”才可进入，那是一种“荣誉”象征，镜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被设计出来的。
镜子房间，不是变态，是“策略”，镜子的位置经过精密设计，确保女性和士兵都能看到全过程，她们不能闭眼，因为闭眼就会被打。
纳粹想要她们看到自己“被使用”的样子，像牲口一样，这样才能彻底摧毁她们的尊严，她们是工具，从内到外被打碎。
最可怕的不是暴力，是重复，有的女子被分配到“高级慰安所”，接待军官，一开始她们以为自己“幸运”，直到她们意识到，每次的“接待”都伴随着更深的羞辱。
有的军官喜欢用鞭子，有的喜欢在她们耳边讲家里的孩子，有的喜欢她们流泪，有的喜欢她们反抗——因为反抗之后才更容易打压。
怀孕？不允许，每周都有军医检查，主要是查性病，如果感染，直接拖出去“处理”，有的被注射致死剂，有的被送去做绝育实验。
当时的“医学研究”以这些女性为对象，研究如何让她们更“高效”，更“服从”，更“耐用”。
她们不是妓女，她们没有选择，她们没有对价，她们被当作资产，被投入战争机器中，像枪弹一样被耗尽。
更残忍的是，战争结束后，她们并没有得到解放，她们回到家乡，被视为“肮脏的人”，没有人愿意听她们讲曾经发生了什么，她们被视为“羞耻”，不是“受害者”。
纽伦堡审判，没有对强迫卖淫指控专门立案1945年之后，那些曾经在镜子前活着被撕裂的女性，被历史主动忽略了。
许多人终身未婚，躲在偏僻乡村，或是选择自我了结，她们的故事，不被讲述，也不被允许讲述。
纳粹制度化地推动性奴役，不只在波兰，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也都有相似模式，甚至在德国本土的集中营内，也有“囚犯妓院”存在。
1942年，奥斯维辛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设施，女性囚犯被强迫接待男性囚犯，以此作为“激励手段”。
但这些历史，教科书上只字未提，德国后来确实承担了大量战争责任，支付了八千八亿美元赔款，全面清算了纳粹罪行。
可强迫卖淫的女性，长期不在赔偿名单之列，她们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数字，直到近年，才有学者尝试统计，估计仅波兰就有超过两万人受害。
为什么会被遗忘？因为这类罪行带着双重污名。
第一是性暴力的社会耻感，受害者往往不愿公开；第二是“妓女”身份的社会偏见，让她们从“受害者”被转化成“共犯”。
这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沉默，即使是参与者——那些前纳粹军人、集中营管理者，也极少在战后自述这部分经历，对他们来说，这段历史太肮脏，太不体面。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战争中的性暴力，不是偶然的附属伤害，而是制度性武器，是控制，是惩罚，是羞辱，是消灭。
纳粹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政权，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从卢旺达到南斯拉夫，从叙利亚到缅甸，类似的机制反复出现，只是形式不同，本质相同。
历史不是为了纪念胜利者，而是为了不再重复施害者的路径。
1940年的镜子房间，是人类文明的最低点之一，那面镜子不是照见女人的身体，而是照见整个人类在暴力面前的虚伪和冷漠。
她们没有名字，但她们的故事必须被记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把真相握在手里，如果历史是无声的，那么我们就要让这份无声被听见。
如果世界曾经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一次，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那面镜子，以及镜子前那个被捆绑的她，曾经如何一点点地，被人类社会亲手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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