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早期文稿》、《新民学会通信集》、《毛泽东集·第一卷》、《文化书社社务报告》、湖南《大公报》1923年报道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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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的长沙，刚刚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
湘军督军张敬尧被迫离湘，这座千年古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到处都能感受到新思潮涌动的气息。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节，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传出一则消息：该校毕业生、现任训育员的陶毅将参与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
这位被同窗好友向警予亲切称为"毅姐"的女子，即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一家书社。
陶毅，字斯咏，湘潭人，时年二十余岁。
1916年秋，她从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班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享有盛誉，被誉为"湖南第一所正规女校"。
能够在这样的学校任职，足见陶毅的才华和品格。
与陶毅即将合作创办书社的，有一位27岁的青年。
他来自韶山冲，身材颀长，目光深邃，正是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
当时的他刚刚从上海和北京返回长沙，怀着传播新文化、启发民智的理想，准备在这片热土上播撒思想的种子。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因学识渊博、见解独到而受到师生瞩目。
1918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致力于改造中国和世界。
1919年，他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
陶毅与伟人的交集，始于新民学会的活动。
1918年，陶毅作为周南女校的优秀代表加入新民学会，成为该会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之一。
在这个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团体中，她与向警予、蔡畅并称"周南三杰"。
新民学会的成员们经常聚会讨论国家前途和社会改革问题。
陶毅在这些讨论中展现出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女性教育和社会改良方面，她的观点得到了同仁们的认同。
伟人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同志印象深刻，曾在信件中称赞她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
1920年，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目标。
这个计划得到了陶毅的大力支持，她不仅参与讨论具体方案，还决定出资十银元，成为书社的主要投资人之一。
在那个年代，十银元对于一个师范学校的训育员来说并非小数目，这充分体现了她对新文化事业的热忱支持。
文化书社的创办，标志着湖南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陶毅与伟人在这一事业中的合作，也成为了一段传诵至今的历史佳话。
【一】周南女校的教育传奇
要了解陶毅这位女性的人生轨迹，必须从她求学的周南女校说起。
这所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堪称湖南女子教育的发源地。
1905年5月初一，宁乡人朱剑凡在长沙蜕园创办了"周氏家塾"。
朱剑凡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曾留学日本，深受新式教育理念影响。
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拨高明"，决心投身女子教育事业。
创办女学在当时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清政府明令禁办女学，守旧势力抨击女子教育"伤风败俗"。朱剑凡为了规避政策风险，便以家塾为名，让学生人手一套"四书五经"。
官府来人检查时，便把新学课本藏起来，摆出四书，师生同诵"子曰诗云"，将官员哄走后再继续正常上课。
办学的经费问题更是朱剑凡面临的巨大挑战。
为了筹集资金，他向母亲姚氏跪求一天一夜，声泪俱下地诉说办学的意义和困难。
老人家最终被儿子的赤诚感动，倾囊支持。
朱剑凡的妻子魏湘若也深明大义，变卖了自己全部陪嫁的金玉首饰和珍贵皮服，助夫办学。
据统计，朱剑凡夫妇为了满足办学需要，先后捐出的家产达11万余银元。
1907年，清政府在立宪派压力下开放女禁，朱剑凡抓紧机会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堂。
"周南"二字取自《诗经·国风》首篇"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寓意深远。
学校撤帘授课，增设师范科和各种专修科，学校规模随之扩大。省内各县以及广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女生慕名而至。
朱剑凡深知名校必有名师的道理，他不惜重金聘请各地名师。
曾有浙籍名师谢仲仁担任英文教师，一学期后思乡心切欲辞职回家。
朱剑凡苦苦挽留无果，竟然双膝跪地恳求。"男儿膝下有黄金"，谢仲仁最终被这种诚意感动，含泪扶起校长，决定留在周南。
周南女校的师资阵容可谓群星荟萃。
1906年，徐特立辞别自创的梨江高等小学投奔周南，主授国文并兼授数学、地理和历史，还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这是湖南教育刊物的滥觞。
其他著名教师还有黄兴教博物，周震麟教地理，杨昌济教国文，胡元倓教师范。这些都是当时的教育名流。
学校的课程设置颇具特色，除了国文、外国语、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教育学、心理学，还有音乐、绘画、体育、博物、修身、家事等。
朱剑凡特别重视手工课，不拘一格延请各行业的能工巧匠。
长沙街边成衣店里年近六旬的皮师傅因剪裁缝制技艺精湛，被请来做缝纫教头。
工友袁顺生能刻一手好钢板字，会做多种手工活，被提拔到教务处工作。
最为传奇的是，朱剑凡发现湘军名将曾国荃的遗妾家中有一位清客尼姑擅长刺绣，就想方设法请她到学校任教。
为了方便起见，这位尼姑需要还俗。有一次吃饭时，朱剑凡试探着给她挟了一筷豆芽肉丝，结果她平静地食用了，从此破了荤戒，还俗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她取名李淑仪，朱剑凡称赞她是"醒狮"，并敬以姊礼。
于是周南校园中出现了一道独有的风景：一位女子年近半百，伫立在池塘边，以清越的声调朗读《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
后来李淑仪受聘去印度尼西亚教书，不幸在途中病逝，海葬于南太平洋。
1910年，朱剑凡将学校正式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设置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有学生400余名。
1916年，学校停办师范，改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成为湖南第一所正规女子中学。
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还奖授周南"教明四行"匾额。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学生，自然具备了不同寻常的见识和能力。
陶毅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接受教育并逐渐成长的。
她于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后来成为著名女革命家的向警予同窗。
虽然向警予比她年轻，但总是称她为"毅姐"，可见陶毅在同学中的地位和威望。
【二】新民学会的青春岁月
1918年，一个名为新民学会的进步团体在长沙成立，这个组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毅作为周南女校的优秀代表，与向警予一道成为该会最早的女性成员。
新民学会是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发起成立的。
发起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位来自韶山冲的青年，他与蔡和森等同学经过反复酝酿，确定了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这个表述虽然相对温和，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经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学会成立时共有21名会员，除了几位湖南一师的学生外，还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校的优秀青年和教育界人士。
陶毅和向警予的加入，为学会增添了女性的视角和力量。
在那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参与社会改革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新民学会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会员们经常聚会讨论国家前途、社会改革、教育问题等重大话题。
陶毅在这些讨论中表现活跃，她特别关注女性教育和妇女解放问题。
作为教育工作者，她深知教育对于改变女性地位的重要意义。
学会还组织了多项具体活动。1919年，为了响应五四运动，长沙的学生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周南女校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朱剑凡校长的支持下，周南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学校还创办了《女界钟》杂志，这是湖南妇女界最早的革命刊物。
陶毅作为周南的训育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1919年下半年，新民学会面临着重要的选择。
一部分会员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向警予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她在1919年12月20日的书信中曾建议陶毅："既因老伯母的关系，不能出国求学，何不趁这机会，跳将出来，为远大的计划呢？"并推荐她报考北京大学。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进步女性面临的困难：一方面她们渴望接受更好的教育，追求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家庭的约束和社会的限制。
陶毅最终没有出国，也没有前往北京求学，而是选择继续在周南女校工作，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1920年初，随着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湖南掀起了一股留学热潮。
周南女校成为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基地。
朱剑凡校长帮助设立了法文班，为志愿赴法的学生补习法文。
1919年10月，陶毅等人以周南女校为试点，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
11月，在周南召开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成立大会，推动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在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中，陶毅与伟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两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大目标上高度一致。
不过，在具体的方法和路径上，他们也存在一些分歧。
陶毅更倾向于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中国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而伟人则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变革。
【三】文化书社的创办历程
1920年7月，伟人从北京和上海返回长沙，带回了更加成熟的思想和更为明确的目标。
经历了北京的求学生活和上海的见闻，他深刻认识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对于启发民众觉悟的重要性。
回到长沙后，他立即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的筹备工作。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发起文化书社》的文章，作者正是伟人。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这篇文章在长沙文化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创办这样一家书社确实是当务之急。湖南虽然人文荟萃，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还相对落后，急需补上这一课。
8月2日，各方人士在长沙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宣告文化书社成立。
出席会议的有赵运文、李枪一、伟人等17人。
经过充分讨论，大家推选易礼容为经理，伟人担任特别交涉员，负责对外联络和业务拓展。
文化书社的选址费了一番功夫。最终，他们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用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作为社址。
潮宗街是长沙的一条古街，地理位置优越，人流量大，有利于书社的经营。
筹集资金是书社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的启动资金只有20元，还是由赵运文借来的。
为了解决资金困难，创办者们决定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
陶毅得知文化书社的创办计划后，立即表示支持。
她不仅参与了方案讨论，还决定出资10银元入股。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投资，体现了她对新文化事业的热忱支持。
根据《毛泽东集·第一卷》收录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交款10元光洋以上的投资人包括：赵文运、易培基、易礼容、陶毅、郭君开、王季范、伟人、唐吉皆、仇鳌、左式民等。其中投资最多的是曾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折合300光洋左右）和长沙商会的左学谦（200光洋左右）。
这些投资人的构成很有意思，既有新民学会的年轻会员，也有长沙的政商界名流。
易培基是当时谭延闿政府的省长公署秘书长兼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还是伟人在一师的国文老师。姜济寰是湖南省财政厅长。仇鳌是老同盟会员，时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
这些人除了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文化书社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
但这些书报都经过严格筛选，"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作为特别交涉员，伟人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社交能力，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和书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
文化书社的经营很快步入正轨。
书报销售情况良好，《新青年》在长沙销售达2000册，《劳动界》销售达5000册。
为了扩大影响，书社还在平江、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
陶毅虽然只是普通股东，没有在书社直接工作，但她经常到书社参观，了解经营情况，并向周南女校的师生推荐优秀的书报。
她还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文化书社的发展提供支持。
【四】新民学会的思想分化
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面临着重要的思想分化。
远在法国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就学会的未来方向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通过书信传回国内，在留在长沙的会员中也引起了不同反响。
蔡和森在法国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现有的统治秩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给伟人的信中明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萧子升则持不同观点。
他认为暴力革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主张通过教育和改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进步。
他在法国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这场争论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也产生了反响。
陶毅的观点更接近萧子升，她坚持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亲身体验到教育对于改变个人命运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作用。
她认为，如果能够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中国自然就会走向富强。
伟人在收到蔡和森的信件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经过深入思考，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仅仅依靠教育和改良是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他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赞同："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大雪纷飞的严寒中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8名会员。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确定学会的宗旨和改造社会的方法。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18名与会者中有14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有12人赞成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陶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她在改造方法上持保留态度。
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录，陶毅、钟楚生等人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上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仍然主张通过教育来实现。
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民学会内部思想分化的公开化。
支持马克思主义和暴力革命的一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主张教育改良的一派则相对边缘化。
这种分化对陶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社会理想。
会议结束后，伟人的革命道路更加明确。
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传播新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的社会变革。
而陶毅则继续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认为教育是最根本、最持久的改造社会的方法。
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伟人在信件中仍然称陶毅为"很明达很有远志"的"陶斯咏姊"，这说明他对陶毅的人品和才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评价。
【五】1921年夏天的南京相会
1921年对于伟人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
7月下旬，他作为湖南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会议结束后，其他代表大多直接返回各自的工作地点，但伟人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
根据《伟人年谱》的记录，1921年8月上旬，他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在南京，他看望了正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班学习的周世钊、陶毅等人，还商讨了在南京开办文化书社分社的事宜。
陶毅在1921年7月赴南京东南大学进修。
这所大学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学府，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
陶毅选择到这里深造，反映了她对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重视。作为一名女教师，她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承担教育的重任。
伟人专程到南京探访陶毅，这个细节引起了后来研究者的关注。
为什么刚刚参加完党的一大的他要绕道南京。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这样的安排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伟人在南京的活动安排得相当紧凑。
他首先拜访了暂住鼓楼一带的老同学周世钊，与他详细商讨在南京开办文化书社分社的具体方案。
这个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将有助于新思想在江南地区的传播。
两人还讨论了如何利用南京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来推进这项事业。
商谈结束后，伟人还专程看望了在东南大学学习的陶毅。
两人就当前的政治形势、教育改革以及个人的前途规划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次见面对双方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新民学会老友之间的聚会，更是两种不同人生道路选择者之间的交流。
陶毅向伟人详细介绍了她在东南大学的学习情况以及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思考。
她认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理念落后和方法陈旧，需要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同时，她也表达了对女性教育现状的担忧，认为只有让更多的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伟人则向陶毅分享了自己参加党的一大的经历和感悟。
他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以及建立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改造中国的必要性。
他认为，仅仅依靠文化启蒙和教育改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来推翻腐朽的统治秩序。
两人的谈话延续了很长时间。陶毅对伟人的革命理想表示理解和钦佩，但她仍然坚持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
她说："润之，我相信你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我也相信教育的力量是永恒的。无论社会如何变革，最终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塑造新人。"
伟人对陶毅的坚持表示尊重，他说："斯咏，你的理想同样崇高。我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
这次南京相会成为两人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节点。
会面结束后，伟人从下关码头乘船返回长沙，而陶毅则继续在南京完成她的学业。
从此以后，两人的联系逐渐减少，各自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前进。
南京会面之后，伟人和陶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上，更反映在具体的人生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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