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标叔。
2026年初春，中国正式向日本发出外交照会，限期180天归还被掠118年的唐鸿胪井碑，附带的18件文物追索清单，更是精准锁定每一件文物的劫掠细节。
这不是温和呼吁，而是一场迟到百年的历史清算。
很多人可能会问，一块石碑而已，为何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
不是普通石碑
唐鸿胪井碑的故事，要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说起。
公元713年，正值开元盛世，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出使辽东，册封当地靺鞨族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将其统治区域划为忽汗州，正式纳入唐朝版图。
这是中央政权对东北疆土行使主权的重要见证，意义非凡。
崔忻完成册封使命返程时，途经旅顺黄金山，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他在山脚下凿了两口井，又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刻下29字铭文，记录下出使的始末与时间。
这块石碑就此矗立在黄金山，历经明清两代，不少官员学者到此览碑纪事，又留下7则题刻，让它承载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到了光绪年间，官员刘含芳专门修建了一座石亭保护石碑，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唐碑亭，让这件国宝在岁月中得以完好留存。
谁也没想到，这份安宁会被近代的战火打破，石碑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写。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旅顺爆发战争，腐朽的清政府无力干预，只能宣布“局外中立”，眼睁睁看着国土成为列强厮杀的战场。
战争结束后，日军占领旅顺，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文物劫掠，唐鸿胪井碑因其极高的历史价值，被日军列为重点目标。
1908年，日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下令，将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彻底拆解，作为“战利品”运往日本。
根据日本海军省留存的档案《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明确记载，“唐碑亭，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送至宫中”，直接证实了这起劫掠行为。
随后，日本海军大臣还专门附上《唐碑亭记》和比例图，清晰记录了石碑的原貌与劫掠过程。
石碑被掠往日本后，并没有被公开展览，而是被藏进了东京皇宫的吹上御苑，成为日本炫耀侵略战绩的“私藏”。
更讽刺的是，日军在旅顺原址立了一块“鸿胪井之遗迹”碑，试图掩盖自己的劫掠罪行。
从1908年到今天，这一藏就是118年，这块见证盛唐气象与边疆一统的石碑，在异国他乡沉默了一个多世纪。
或许有人觉得，不就是一块刻了字的石头吗？但实际上，它是实打实的主权证明。
日军当年之所以要费力将这块重达9.5吨的花岗岩运回日本，就是因为清楚它的分量——只要石碑还立在旅顺，日本那些关于“满蒙非中国固有领土”的谎言就永远站不住脚。
他们试图通过掠夺文物，篡改历史记忆，这才是最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方。
百年追索路
唐鸿胪井碑被掠夺后，中方从未放弃过追索。
最早揭露此事的是学者乔德秀，他在1911年编纂的《南金乡土志》中痛心记载：“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悲愤。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无数学者、民间团体持续奔走，多次申请赴日实地考察，却都被日方以“国有财产”“皇室相关”为由拒绝，甚至连完整的影像资料都难以获取。
提起对日文物追索，就绕不开童增先生，这位被称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老人，用25年的时间为追讨流失文物四处奔走。
1990年，他写下万言书，第一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分开，明确中国老百姓有权向日本索赔。
2014年，在唐鸿胪井碑诞生1300周年之际，童增通过日本驻华大使，给当时的日本天皇明仁写信，要求归还石碑，这也是中国民间第一次正式向日本皇室追讨这件文物。
可日方的回复却极其敷衍，只说“此碑在日本皇宫安好”，既不说还，也不说不还。
2019年，童增又给新即位的德仁天皇写信，这次连回复都没有。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晚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依旧在整理文物追索的证据，和志愿者们一起梳理日本掠夺文物的清单。
遗憾的是，2025年10月，童增先生在北京离世，享年69岁，终究没能等到那块石碑回家的那一刻。
他走后，家人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厚厚的一沓资料，全是关于唐鸿胪井碑的历史考证，纸页上满是批注，字里行间都是对国宝回家的期盼。
童增先生的遗憾，是一代文物追索者的缩影，他们凭借着一腔热血，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为后续的官方追索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的文物追索，早已不是民间单打独斗，官方与民间形成了紧密的合力。
为了打破僵局，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联合相关机构，耗时多年编纂《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梳理出368份档案、图片、拓本，从唐代铭文拓片、明清题刻记录，到日本海军省的劫掠档案、宫内厅的收藏记录，完整拼出了石碑的前世今生与流失轨迹。
2026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这份凝聚了几代研究者心血的文献，用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为此次限期追索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
清算开始
这次中方提出限期归还要求，最大的变化的是策略的转变。
以前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展览、合作、文化宣传来说服对方归还文物，可效果有限，像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经卷、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圆明园瓷器，呼吁了很多年，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但这次不一样，中方直接亮出了法律底牌，态度明确、语气坚定，不再是“希望归还”“建议归还”，而是“要求归还”，还给出了180天的明确时间窗口，同时警告日方，若逾期不回应，将依据联合国1970年公约及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启动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后续法律行动。
这些国际法条款，就是中方最坚实的后盾。
《1995年公约》明确规定，只要能证明文物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论时间过去多久，原属国都有权提出归还要求，战争掠夺的文物无诉讼时效限制。
而唐鸿胪井碑的获取过程清晰明确，是日军通过战争手段强行掠夺的，完全符合“非法取得”的标准，日方根本无法辩驳。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日方的回应变得十分微妙，至今没有作出公开回应，但舆论界已经出现了各种狡辩的声音。
有人称“石碑属于天皇个人财产，政府无权干涉”，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借口。
日本皇室的运作，包括宫内厅的所有开支、人事安排，都归政府控制，政府完全有能力处理皇室藏品，所谓“天皇私产”，不过是想逃避责任的托词。
还有人说“事情过去太久了，已经无法追责”，这种说法在国际法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历史从不会因为时间流逝就被抹去，日军当年的劫掠档案、运输记录、移交文件都完好留存，中方还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复原了石碑外观，形成了完整的“文物档案证据包”，每一个细节都能钉死日方的罪行，让他们无从抵赖。
值得注意的是，唐鸿胪井碑只是一个开端，此次随外交照会附上的18件文物清单，每一件都对应着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中有被德军掠走后转卖给日本藏家的商代青铜方鼎，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故宫失踪的宋代《五牛图》摹本，还有1945年被日军军官带走的郑和航海罗盘残件。
这些文物都有清晰的劫掠记录，具备充分的追索法律基础。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物追索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取得了诸多成果。
2019年，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现身东京文物拍卖市场，经鉴定为我国湖北随州曾国贵族墓葬出土的一级文物，系被盗掘走私出境。
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追索预案，通过外交施压与刑事侦查双重推动，最终让这组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顺利回国，成为跨国协作追索文物的经典案例。
如今，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历史正义回归的浪潮，大英博物馆失窃案让西方舆论开始反思殖民掠夺的合法性，德国主动归还贝宁青铜器更是开了好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若还想靠拖延、狡辩来逃避责任，继续保留掠夺的文物，只会损害自己的国际形象，让问题越拖越大。
旅顺黄金山上，那个空荡荡的碑亭基座已经等了118年。
这块9.5吨重的石碑，承载的不仅是72个唐代楷书大字，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历史尊严。
中方此次的追索行动，本质上是在追索被漠视的历史正义，是在告诉世界，任何通过侵略手段掠夺的文物，都必须归还；任何试图篡改、掩盖历史的行为，都注定失败。
这场历史清算才刚刚开始，文物追索的路或许还会漫长曲折，但中方的决心从未动摇。
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证据链的日益完善，以及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唐鸿胪井碑终将踏上归途，回到它守望了千年的土地。
而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也终将在一次次坚定的追索中，陆续回家，告慰历史，也告慰那些为文物回归奋斗一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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