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可视门铃里那张脸,堆满了褶子,被高清摄像头拉得变了形。她手里提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透出几个干瘪苹果的轮廓。她在发抖,不知是因为楼道里的穿堂风,还是因为怕我。

“冬子……是冬子家吗?我是你二姑。”

声音透过扬声器传进来,带着电流的嘶啦声,怯生生的。

我坐在真皮沙发上,指尖夹着刚点燃的烟,没有立刻按开门键。这一幕太讽刺了。二十五年前,我和父亲站在她家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前,父亲手里提着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薯,她在门缝里也是这样看着我们,眼神像在看两只刚从粪坑里爬出来的老鼠。

“冬子?你在家吗?姑……姑给你带了点水果。”

我深吸一口烟,起身,按下通话键。

“进来吧,门没锁。”

当年她让我们踩着报纸进屋,今天,我得让她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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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的秋雨下得人心烦意乱。

那天父亲林建国特意穿了他那件只有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中山装,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即便如此,那件衣服领口处洗不掉的汗渍和袖口磨出的毛边,依然在省城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寒酸。

我跟在父亲身后,脚上那双解放鞋吸饱了泥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的声响。我咳嗽得厉害,胸腔里像是塞了一团烂棉花,父亲说,省城的大医院能治好我的病,治好病,咱们顺便去看看你二姑。

二姑林秀芳,是林家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多年前嫁给了省城一个坐办公室的小科员,成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城里人”。

到了二姑家楼下,父亲在单元门口的水泥地上使劲跺脚,试图把鞋底那层厚厚的黄泥跺掉。他弯下腰,用粗糙的大手一点点抠掉我鞋帮上的泥点,直到指甲缝里塞满黑泥,才直起腰,长出一口气:“走,上去别乱摸,城里人家里干净。”

敲门声响了很久。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烫着时髦卷发的脸。二姑看到我们,原本在那张脸上堆积的一丝疑惑瞬间垮塌,变成了一种毫不掩饰的惊恐。

“大哥?你们怎么……也没提前打个电话?”

父亲局促地搓着手,脸上挂着讨好的笑,提起那个沾着泥的蛇皮袋:“冬子咳嗽老不好,带他来大医院看看。想着离你这儿近,给你带了点家里的红薯,还有只活鸡,刚杀的,新鲜。”

二姑的目光在那只还在滴血的鸡和我们满是泥浆的鞋子上停留了两秒,那眼神像把刀子,刮得人脸皮生疼。

“哎呀,等一下!”

她尖叫一声,并没有拉开门,而是转身跑回屋里。

过了足足五分钟,门才彻底打开。

眼前的景象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从门口玄关开始,一直延伸到客厅的那组米色布艺沙发前,铺满了一层厚厚的旧报纸。

那些报纸首尾相接,铺得严丝合缝,像是在雷区里开辟出的一条安全通道。

“进来吧,刚拖的地,还没干呢。”二姑站在报纸路的尽头,递过来两双明显已发黄变硬的塑料拖鞋,甚至不是一顺的,一只大一只小,“鞋子脱在门外边,别拿进来了,味儿大。”

父亲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卑微的模样。他顺从地脱下鞋,放在门外的地垫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踩上那些报纸。

那晚的饭桌上,这种“隔离”变得更加具象。

桌上摆着两盘菜。一盘油汪汪的红烧肉,摆在二姑父和表弟面前;另一盘是清炒大白菜,加了几片父亲带来的腊肉,摆在我和父亲面前。

那年我十岁,正是长身体馋肉的年纪。那股肉香钻进鼻孔,勾得我喉咙发痒。我没忍住,咳嗽了一声。

并没有飞沫溅出来,我捂住了嘴。

但二姑的反应快得惊人。她几乎是弹了起来,一把捂住正要夹肉的表弟的口鼻,另一只手迅速将那盘红烧肉端起来,往桌子另一头挪了挪,离我足有半个胳膊远。

“哎哟,这病别是传人吧?”她皱着眉,声音尖利,“建国啊,不是我说你,孩子病了就在老家治,跑省城来干什么?这城里空气也不好,别把我们也给传染了。”

父亲刚伸出去夹菜的筷子,硬生生停在半空。那双拿惯了锄头、布满老茧的手,此刻在明亮的白炽灯下微微颤抖。他慢慢收回手,狠狠地按在我的手背上,力道大得让我生疼。

“不传人,就是着凉了。”父亲的声音很低,低进尘埃里,“那肉……给孩子留着,我们吃白菜挺好,下火。”

那顿饭,父亲一口没吃,只是一碗接一碗地喝着白开水。

晚上,二姑没有安排我们住客房,说是客房堆了杂物。她指了指客厅的沙发。

“今晚就挤一挤吧。”

她抱来一床有些受潮的薄被子,然后——这是最让我刺痛的一幕——她拿出一块巨大的透明塑料布,严严实实地铺在了那套米色的布艺沙发上。

“沙发套是刚换的,怕弄脏了不好洗。”她解释得很随意。

我和父亲就像两件带菌的货物,被放置在那层塑料布上。只要稍微翻个身,塑料布就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刺耳响声。

深夜,尿意憋醒了我。

那个年代的老楼隔音不好。主卧的门虚掩着,二姑刻意压低却依然尖酸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你是要死啊?带他们来干什么?一股猪圈味儿!你看看那地板,报纸都印透了,全是泥印子!那红薯上全是土,把我家厨房都弄脏了!”

姑父含糊地劝:“行了,毕竟是你大哥……”

“什么大哥?穷亲戚就是狗皮膏药,沾上就甩不掉!这一来又是吃又是住,还要看病,是不是还得管我们要钱?明天一早赶紧把他们打发走,看着就埋汰,恶心死了!那碗筷明天都得煮,不行就扔了!”

那一刻,我躺在冰冷的塑料布上,死死咬着被角。

眼泪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叫醒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东西,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放好,甚至用手把塑料布抹平。

我们没有告别,轻轻关上了那扇门。

走的时候,那袋红薯留在了厨房角落,那只鸡被拴在阳台。父亲只带走了我们自己的泥鞋。

下楼时,父亲突然停住,蹲下来给我系鞋带。晨光熹微中,我看到这个像山一样的汉子,眼圈通红。

“冬子,争口气。”他说,“以后,咱再也不登这个门。”

那之后,父亲像是疯了一样干活。他包了鱼塘,种了大棚,在这个黄土背朝天的村子里,硬是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

我考上医科大的那天,父亲在村头摆了三天流水席,喝得酩酊大醉,哭着喊我的名字。

而二姑一家,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只在父亲患癌去世的那年冬天,托人捎来了两百块钱,说是“忙,走不开”,连个花圈都没送。

我跪在父亲灵前,把那两百块钱塞进火盆里烧了。火光映着我的脸,我没哭。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辈子的亲缘,断了。

我拼了命地往上爬。

硕博连读,去美国进修,回国进入省内最好的三甲医院心外科。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手术台上站到静脉曲张,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里熬红了眼。

三十五岁,我成了科室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手里握着全省最稀缺的医疗资源——床位和手术排期。

我也在这个城市扎了根,买了市中心的大平层,开着那个年代父亲想都不敢想的好车。

我把家里装修得一尘不染,地板是大理石的,光可鉴人。我没有洁癖,但我雇了最好的保洁,因为我享受那种绝对掌控的洁净。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和林秀芳有交集。

直到那个周末的午后。

门开了。

林秀芳站在门口,比记忆中矮了一大截。

岁月并没有优待她。她背驼了,头发花白,乱蓬蓬地在脑后挽了个髻。身上那件暗红色的外套早已洗得发白,袖口还有几块暗沉的油渍。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敢相认的恍惚,紧接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迅速堆起我不曾见过的、近乎谄媚的笑。

“冬子……哎呀,真是冬子!长这么高了,姑都认不出来了。”

她想要迈步进来,脚抬到半空,目光触及到玄关处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又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

她下意识地在门口的地垫上蹭了蹭脚底,哪怕那是干的。

“姑,进来吧。”我淡淡地说,转身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崭新的、还没拆封的棉拖鞋,扔在地上。

这一次,没有报纸,没有塑料拖鞋。

这双拖鞋是真皮的,商场里卖好几百一双。

林秀芳看着那双鞋,手足无措:“这……这么好的鞋,姑这脚脏……”

“没事,鞋就是给人穿的。”我转身走进客厅,没有回头。

她在门口磨蹭了很久,才换上鞋,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她走得很慢,似乎生怕踩疼了地板。

坐在那张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上时,她只敢坐个边沿,屁股悬空着,背挺得僵直。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她面前的大理石茶几上。

“姑,这么多年没见,怎么想起来找我了?”我坐在单人沙发上,翘起二郎腿,语气平静得像是在问诊一个陌生病人。

林秀芳的手抖了一下,差点碰翻水杯。她干笑了两声,眼神闪烁,不敢看我的眼睛。

“咳……这不听说你有出息了嘛,全省有名的大专家。你爸走得早,姑也没能去送送……心里一直挂念着你。”

她说着违心的话,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我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这种沉默让她更加慌乱,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终于,她撑不住了,眼圈一红,声音带了哭腔。

“冬子,姑也是没办法了……你姑父,心脏不行了。县医院说瓣膜全坏了,得换,不敢做,让转院。我们来省城半个月了,这大医院的号……根本挂不上啊。”

她抹了一把眼泪,那双干枯的手在膝盖上反复搓揉着那条旧裤子。

“黄牛号炒到五千一张,我们买了,可医生说没床位,让回家等。这一等……你姑父怕是就没命了。听说……你是心外科的主任……”

她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乞求和恐惧,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老狗。

“冬子,你看能不能……给安排个床位?哪怕是个加床也行,只要能做上手术……”

我看着她,脑海里那个尖酸刻薄的城里女人,和眼前这个卑微的老太婆重叠在一起。

我不恨她,真的。恨需要消耗感情,而她不配。

但我忘不了那层塑料布,忘不了那一地报纸,更忘不了父亲蹲在地上给我系鞋带时发红的眼眶。

我站起身,走到展示柜前。

那里放着一个我很珍视的物件——那是一个掉了瓷的白色搪瓷杯,杯沿上有一圈黑色的锈迹。

那是父亲生前最爱用的杯子。

当年从二姑家离开后,父亲一路把这个杯子带回了家。他说,这杯子在你姑家被嫌弃,咱带回来,自己用。

我把那个破旧的搪瓷杯拿下来,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滚烫的热水。

然后,我端着这个与豪华客厅格格不入的破杯子,走回茶几旁,轻轻放在林秀芳面前那杯精致的玻璃水杯旁边。

“姑,您还记得这个杯子吗?”

林秀芳愣住了。她盯着那个杯子,浑浊的瞳孔猛地收缩。记忆的大门被这个物件强行撞开。

那是当年父亲带去她家的杯子。她当时嫌弃父亲有病,父亲为了不让她恶心,特意用自己带的杯子喝水。可即便那样,她还是在背后骂那杯子“看着就脏”。

她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