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件被我嫌弃的丑毛衣，最终的归宿是猫窝。我以为这是对继母无声的反抗，也是它最好的价值体现。
直到那天在公园，一位陌生的老奶奶抓住我的手，泪流满面。
“这……这花样……”她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姑娘，你告诉我，是谁织的？！
我看着这个奇怪的老太没作声。
而她接下来说出那句话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刻薄与偏见，都被这句话击得粉碎。
我叫林墨，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
所谓设计，就是把客户脑子里那些抽象、矛盾甚至愚蠢的想法，翻译成具体、和谐并且看起来很贵的视觉语言。
干这行久了，人会得两种病。
一是颈椎病，二是审美洁癖。
前者是生理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
我两样都占了，而且病入膏肓。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团毛线时，感觉自己的视网膜受到了工伤。
荧光绿，配上一种仿佛兑了黑墨水的深紫色。
如果潘通色卡有地狱，那这两种颜色一定在地狱的VIP包厢里永世纠缠。
而我的继母陈淑，正把这团地狱VIP毛线藏在沙发靠垫后面。
她的动作有些笨拙，像一只不擅长储藏坚果的松鼠。
我站在玄关换鞋，没说话。
她以为我没看见，我也假装我没看见。
成年人之间最高级的默契，就是给对方的尴尬留足体面。
我爸林伟从书房走出来，戴着他的老花镜，试图用他一贯的温和来粉饰太平。
“小墨回来啦，快洗手吃饭。你陈阿姨……她给你准备了惊喜。”
我瞥了一眼那个鼓囊囊的靠垫，心想，千万别是惊吓。
陈淑是我爸三年前娶的女人。
我妈在我高三那年走的，癌症。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空气都是灰色的，闻起来像旧报纸和灰尘。
我爸是个大学教授，教古典文学，一辈子都活在泛黄的书页里。他能把李清照的愁绪分析得入木三分，却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和一个失去了妻子的自己。
所以陈淑的出现，像是在一锅清汤里滴入了一勺浓油。
她来自某个我地图上找不到的乡镇，带着一身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气息。
她不善言辞，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用做饭、打扫、整理这些无声的动作，来填充她在这个家的存在感。
她对我很好，好得小心翼翼。
但这种好，总让我觉得不自在。
就像一件尺寸不对的衣服，材质再好，穿着也别扭。
尤其是在审美这件事上，我们之间隔着一个马里亚纳海沟。
她会买那种印着巨大烫金字母的T恤，或者在阳台种上塑料做的假花。
我纠正过一次，说字母印反了。
她愣了半天，第二天就把那件衣服收了起来，再也没穿过。
从那以后，我闭嘴了。
我意识到，试图改变她的审美，就像试图让一只猫爱上游泳一样，徒劳且残忍。
所谓的“惊喜”在我生日那天揭晓。
那是一件毛衣。
由荧光绿和深紫色共同织就的灾难。
款式是上个世纪的，高领，宽肩，袖子长得能唱戏。
最致命的是胸前那个图案，一种由两种颜色交织成的、无法形容的几何图形，像某种神秘的部落图腾，又像醉汉画出的心电图。
饭桌上，那件毛衣摊在旁边的椅子上，像一具色彩鲜艳的尸体。
空气安静得能听见灯管的电流声。
“小墨，快试试。”我爸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乞求的雀跃。
陈淑紧张地搓着手，看着我，眼神里是那种期待又怕被拒绝的怯懦。
我没法拒绝。
我只能站起来，挤出一个我认为足够自然的微笑。
“谢谢陈阿姨。”我说。
然后我把它套在身上。
毛衣的质感倒是很厚实，甚至有些沉。羊毛的触感，有点扎人，但确实很暖。
“真好看！真暖和！”我爸的赞美之词像不要钱一样往外冒。
我对着穿衣镜里的自己看了一眼，感觉自己像一棵被雷劈过的圣诞树。
我迅速脱下来，叠好。
“我很喜欢，”我说谎了，“就是现在穿还有点热，天冷了再穿。”
陈淑像是松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把那件毛衣塞进了衣柜的最深处，用一堆过季的衣服压住它，像是封印一个打扰人间安宁的恶灵。
我告诉自己，这是陈淑讨好我的又一次失败尝试。
是一种她自以为是的爱，强行施加给我，却从没问过我需不需要。
这种不被理解的感觉，比毛衣本身更让我烦躁。
几天后，我的猫“团子”感冒了。
它是我从小区捡回来的流浪猫，纯白色，长毛，胖得像个滚动的毛线球。
医生说它有点着凉，需要保暖。
回到家，我看着团子在它那个小小的猫窝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心里某个地方被刺了一下。
我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给它垫窝，旧T恤太薄，旧毛巾又不够软。
然后，我打开了衣柜。
那个被我封印的“恶灵”就躺在最底下。
荧光绿和深紫色，即便在昏暗的衣柜里，也倔强地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
一个带着一丝报复性快感的念头。
反正我永远不会穿它，让它在衣柜里发霉，不如废物利用。
它的材质确实厚实，保暖性一流。
我把它抽了出来。
我甚至没有展开它，就那么粗暴地对折、再对折，把它塞进了团子外出的航空箱里。
航空箱是团子的第二个窝，它很喜欢待在里面。
我把团子放进去。
小家伙叫了一下，似乎对这个新垫子很满意，踩了踩，调整出一个舒服的姿势，蜷缩起来，很快就发出了满足的呼噜声。
看着它安稳的样子，我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烦躁，终于平复了一些。
你看，这件毛衣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找到了它真正的价值。
垫猫窝。
生活像一盘转速不快的磁带，A面是工作，B面是家庭。
我每天在AB面之间切换，偶尔卡带，但大部分时间，它就那么平庸地播放着。
自从那件毛衣有了新归宿，我的世界清净了不少。
至少我不用在每次打开衣柜时，都看到那一抹刺眼的荧光绿了。
团子也很喜欢它的新床垫，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窝在航空箱里，睡得四脚朝天。
那个周末，天气好得不像话。
阳光跟不要钱似的，从窗户里泼进来，在地板上镀了一层金。
我想带团子去楼下晒晒太阳，补补钙。
我拎着航空箱，从房间里走出来。
陈淑正在客厅拖地。
这是她的常态，永远在忙碌，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
我从她身边经过，说了句“我下去了”。
我没指望她回应，她通常也只是点点头。
但那天，她停下了。
拖把倒在一边，发出“哐当”一声轻响。
她的目光越过我，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牢牢地定格在我手里的航空箱上。
我的心，咯噔一下。
航空箱是半透明的，侧面有很多透气的网格。
透过那些网格，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
一只白色的猫，和一堆被它压得皱巴巴的、由荧光绿和深紫色组成的毛线制品。
她看见了。
我瞬间绷紧了身体，像一只准备战斗的刺猬。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一场预想中的风暴。
可能是伤心的质问：“你怎么能拿我给你织的毛衣去垫猫窝？”
也可能是压抑的哭泣，或者愤怒的指责。
我甚至在脑子里迅速构思好了反击的台词。
我会说：“它在这儿，总比在衣柜里发霉有用吧？”
或者更刻薄一点：“猫比我更需要它。”
我等着。
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
可陈淑什么也没说。
她没有哭，也没有质问。
她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
她没有看我，一眼都没有。
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个航空箱上。
她的眼神很奇怪，非常复杂。
那里面有失落，有惊讶，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更深沉的东西，像是在透过那件毛衣，看什么很遥远的东西。
她伸出手。
手指有些粗糙，带着常年做家务的薄茧。
她隔着航空箱的塑料网格，轻轻地，近乎怜惜地，抚摸了一下那团皱巴巴的毛衣。
那个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然后，她站起身，拿起倒在地上的拖把，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继续拖地。
水渍在地板上画出长长的痕迹，很快又蒸发掉。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拎着航空箱，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她这种平静，这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让我感到难受。
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我所有的防御，所有准备好的刻薄言辞，都失去了对手，悬在半空中，显得那么可笑。
那一天，我最终没有带团子下楼。
我把它放回房间，然后一整个下午，都坐在窗边发呆。
心里那点微弱的愧疚，像一粒沙子掉进了眼睛里，不致命，但磨得人不得安宁。
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和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女人。
那件丑毛衣，在我心里，也从一件单纯的“失败的礼物”，变成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谜团。
从那天起，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陈淑。
像一个侦探，试图从最平淡的日常里，找出一些被忽略的线索。
我发现，她发呆的时间变多了。
常常，她会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摩挲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用红绳穿着的护身符，被磨得很光滑，看不清里面包着什么，但看得出年份很久了。
她摩挲着它，目光没有焦点，整个人都陷在一种深深的沉寂里。
有一次，她回房间接电话。
门没关严，我路过时，听到她在和电话那头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她的声音很低，很疲惫。
我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名字。
“阿阳。”
她说：“妈，我知道……阿阳的事，我……”
后面的话，被压抑的抽泣声淹没了。
我悄悄走开，心里却像是被投下了一块石头，泛起圈圈涟漪。
阿阳是谁？
我忍不住去问我爸。
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爸，陈阿姨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爸正在备课，他推了推眼镜，想了想说：“她啊……吃过很多苦。”
这是一个无比笼统且毫无信息量的回答。
“什么苦？”我追问。
我爸合上书，叹了口气。
“小墨，都过去了。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一点，你就别去揭她的伤疤了。多体谅她一些，她不容易。”
他每次都这样，用“不容易”和“体谅”这两个词，来结束所有可能深入的对话。
这让我更加好奇。
那段被小心翼翼保护起来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件被遗忘很久的事，忽然从我记忆的角落里浮现出来。
去年秋天，公司搞团建，主题是“复古派对”。
其中有个环节，要求每个人展示一项“复古技能”，比如编绳、剪纸、吹麦哨之类的。
我对着策划案发愁，我所有的技能都和鼠标键盘绑定在一起。
晚上回家，我把策划案扔在茶几上，一边吃水果一边抱怨。
陈淑当时正在旁边打扫，她大概是听到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回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她拿出来一堆五颜六色的绳子。
那天晚上，她就坐在客厅的灯下，一言不发地编着。
她的手指很灵活，那些彩绳在她指尖翻飞，像有生命一样。
第二天早上，一条极其精巧复杂的“同心结”手链放在了我的书桌上。
结编得又密又平整，配色也很雅致，和我那件荧光绿毛衣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产物。
我戴着那条手链去了公司，在活动上出尽了风头。
同事们都围着我，惊叹于这巧夺天工的手艺。
我含糊地说是“家里人编的”。
当时，我只觉得这是陈淑在“献殷勤”的又一种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却清晰地记起了她编绳时那个专注而落寞的神情。
那不只是为了讨好我。
那更像是一种沉浸，一种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才能获得的、短暂的安宁。
一个能编出那么精致手链的人，为什么会织出一件那么丑的毛衣？
除非……
除非那个丑陋的图案，对她而言，有特殊的意义。
我不敢再想下去。
团子的疫苗接种日到了，这是早就预约好的，不能改。
我必须带它出门，去宠物医院。
我看着航空箱里，团子依然香甜地睡在那件毛衣上。
我犹豫了。
要不要把它换掉？换成别的垫子？
心里有个声音说，别自作多情了，也许一切都只是你的胡思乱想。
它就是一件单纯的、审美失败的毛衣。
另一个声音却在说，不要动它。
最终，我什么也没做。
我对自己说，只是为了让团子睡得舒服一点。
我拎起航空箱，走出了家门。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再平常不过的出行。
我错了。
从宠物医院出来，下午的阳光正好。
不冷，不热，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暖意。
时间还早，我不想那么快就回到那个让我有些心绪不宁的家里。
我带着团子，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里找了条长椅坐下。
公园里人不多，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小孩在追逐鸽子，一切都很安详。
我把航空箱放在腿边，打开了顶部的天窗，让团子也能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家伙好奇地探出脑袋，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
我拿出手机，刷着朋友圈，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净。
一个老奶奶，独自在公园里散步。
她头发全白了，梳理得很整齐。但她的背很佝偻，脚步很慢，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泥泞里。
她的目光空洞，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她慢慢地，慢慢地，朝着我这边走过来。
我没有太在意，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她在我附近停下脚步，似乎是想在旁边的另一条长椅上歇歇脚。
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她的视线，无意间扫过了我脚边的航空箱。
就是那一眼。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航空箱里的团子，似乎是觉得晒着太阳很舒服，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它这个动作，把它身下垫着的那件毛衣，更多地展露了出来。
那被我鄙夷了无数次的、荧光绿与深紫交织的独特图案，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眼。
老奶奶的身体，猛地一震。
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她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她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空洞，迅速转变为极度的震惊和不可思信。
她的嘴唇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图案，仿佛看到了什么穿越时空而来的鬼魅。
我被她的反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收起了手机。
“奶奶？”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她像是没听见。
她踉踉跄跄地朝我走了两步，然后又停下，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胶着在那个图案上。
我看到，她的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老奶奶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推了一把，踉跄着冲到我面前。
她完全无视了我，也无视了我怀里受惊的猫，双手颤抖地、痉挛地指着那个航空箱，喉咙里发出一种被扼住的、嗬嗬的声响。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彻底吓坏了，本能地向后缩了缩，结结巴巴地问：“奶奶，您……您怎么了？”
她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那个小小的航空箱，和箱子里那个丑陋的图案。
她死死地盯着它，脸上的肌肉因为极度的情绪而扭曲、抽搐，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悲伤瞬间就吞没了她。
下一秒，两行浑浊的眼泪，毫无征兆地从她布满深刻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砸在干燥的地面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痕迹。
“这……这花样……”她的声音嘶哑、破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撕扯出来的，充满了巨大的震惊和撕心裂肺的痛苦，“你……你的这个……是哪来的？是谁织的？！”
我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陌生的老人，在我面前瞬间崩溃。
突然，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气大得惊人，干枯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死死地箍着我。
她仿佛抓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整个人泣不成声地，用尽全身力气对我说出了让我彻底傻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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