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当下，网络的虚拟性、跨地域性与便捷性特征，不仅重塑了传统犯罪的实施路径，更催生了伪造货币罪的诸多新形态。此类犯罪已从传统的物理空间集中式制假，演变为网络空间分散式、链条化运作模式。这一转变既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诸多挑战，也对辩护工作提出了新的专业化要求。
一、网络环境下伪造货币罪的形态异化
传统伪造货币罪以物理制假为核心特征，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固定场所内，通过购置印刷设备、调配油墨、制作模板等方式，直接仿制纸质或金属货币。而在网络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伪造货币罪的行为方式、参与模式与犯罪链条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呈现出鲜明的异化特征。
（一）行为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伪造行为摆脱了对大型物理设备的依赖，呈现出数字化、轻量化的特点。一方面，电子模板的制作与传播成为伪造货币的前置核心环节。行为人可通过网络下载货币高清图像，利用专业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精细化编辑，制作出具备核心防伪特征的电子模板。此类模板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即可实现跨区域传输，大幅降低了制假的技术门槛与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数字化制假手段日益多元。部分行为人借助高精度打印机、扫描设备等小型数码设备，结合网络获取的制假技术教程，即可在私人空间内完成假币的印制。更有甚者，通过篡改数字货币相关数据信息，尝试实施针对数字货币的伪造行为，尽管此类行为的法律定性尚存争议，但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型犯罪动向。
（二）犯罪链条的网络化重构
传统伪造货币犯罪的链条相对简单，多表现为“制、运、销”一体化的线下运作模式。而在网络环境下，犯罪链条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网络化重构特征。整个犯罪流程被拆解为多个独立环节，每个环节由不同主体通过网络分工完成。从上游的防伪材料销售、电子模板制作，到中游的假币印制、技术支持，再到下游的假币分销、使用指导，各环节参与者通过网络平台建立联系，彼此之间可能互不相识，仅通过虚拟身份完成交易与协作。这种全链条网络化运作模式，使得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大幅提升，也给司法机关的全链条追诉带来极大挑战。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困境加剧
网络的跨地域性与匿名性特征，使得伪造货币共同犯罪的认定难度显著增加。一方面，帮助行为的独立性愈发明显。部分行为人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提供专门用于伪造货币的关键技术、设备或材料，甚至为他人提供远程技术支持，但并未直接参与假币的印制环节。此类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其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难点。另一方面，主从犯的区分难度加大。在网络分工模式下，各参与者在不同环节发挥着不同作用，部分提供技术支持或核心材料的行为人，其行为对整个犯罪链条的推动作用可能远超直接印制假币的人员，如何准确界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需要结合具体行为细节进行精细化判断。
（四）犯罪对象的范围拓展争议
随着数字货币的兴起，伪造货币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引发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争议。传统观点认为，伪造货币罪的犯罪对象限于可在国内市场流通或者兑换的人民币和境外货币。但在网络环境下，私人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犯罪对象的界定面临新的挑战。部分行为人通过网络仿制各类数字货币，此类行为能否纳入伪造货币罪的规制范畴，关键在于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与界定。若坚持货币的法定性与流通性特征，则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未来伪造货币罪的潜在对象，而私人数字货币因不具备法定货币属性，其仿制行为更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二、网络环境下伪造货币罪的辩护要点
针对网络环境下伪造货币罪的形态异化特征，辩护工作需突破传统物理制假案件的辩护思路，结合网络犯罪的技术特性与法律认定难点，从主观明知、行为性质、犯罪数额、共同犯罪地位等多个维度，构建精细化的辩护体系。
（一）主观明知的否定性辩护：以网络行为细节为核心切入点
伪造货币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伪造货币的直接故意，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犯国家货币管理秩序。在网络分工模式下，主观明知的认定往往依赖于行为人之间的网络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电子数据。因此，此类案件的辩护首要要点在于，通过审查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关联性，否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成立。
具体而言，可从三个层面展开辩护。其一，审查涉案物品的用途多样性。对于为他人提供纸张、打印机等物品的行为人，可主张此类物品具有明显的日常用途或合法商业用途，无法仅凭物品本身推定行为人明知他人用于伪造货币。若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知晓他人的制假意图，即可否定其主观故意。其二，审查网络交流的模糊性特征。网络聊天记录是认定主观明知的核心证据，但部分聊天记录可能存在表述模糊、语义多解的情形。辩护中可指出，现有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存在物品交易或技术交流，无法直接推定行为人对伪造货币的犯罪意图具有明确认知。其三，审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与从业背景。若行为人不具备相关的制假技术知识，且无证据证明其曾参与过伪造货币相关活动，可主张其对他人的制假行为缺乏认知能力，进而否定主观明知的成立。
（二）行为性质的界定辩护：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此罪与彼罪
网络环境下伪造货币罪的行为链条较长，各环节行为的性质界定直接影响案件的定罪与量刑。辩护工作需准确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伪造货币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界限，实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有效辩护。
在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分上，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伪造货币罪的实行行为始于假币的实际制造行为，若行为人仅实施了购买制假工具、下载相关软件、学习制假技术等准备行为，尚未实际制造出假币，且无法确定伪造金额和数量的，可主张其行为仅处于预备阶段，未达到法定追诉标准，不应以犯罪论处。尤其在网络环境下，部分行为人可能因技术不足或主观放弃，未能将制假意图转化为实际的假币制造行为，对此类情形应准确界定为预备行为，避免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需重点关注两类行为的定性。一是提供制假技术或模板的行为。若行为人制造货币版样或者与他人事前通谋，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依法应以伪造货币罪共犯论处。但辩护中可主张，若行为人提供的技术或模板不具备实际制假可行性，或者未与他人形成通谋合意，仅为一般性技术交流或模板分享，则不应认定为伪造货币罪共犯，可能构成其他轻罪或不构成犯罪。二是仿制数字货币的行为。针对此类行为，可结合货币的法定性特征，主张涉案数字货币不属于伪造货币罪的犯罪对象，其行为更符合非法经营罪、诈骗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成要件，通过罪名变更实现量刑优化。
（三）犯罪数额的抗辩辩护：立足网络分工特征的数额排除
犯罪数额是伪造货币罪量刑的核心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伪造货币的总面额直接决定了量刑档次。在网络链条化犯罪模式下，部分行为人仅参与其中一个环节，却可能被指控对全链条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因此，犯罪数额的抗辩成为此类案件辩护的关键要点。
首先，可主张犯罪数额认定证据不足。网络环境下的假币交易多通过虚拟支付方式完成，交易记录的碎片化可能导致控方无法准确举证假币的实际面额与数量。辩护中可指出，控方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行为人参与了相关环节，但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实际参与的伪造货币总面额，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应排除相关数额的认定。其次，可主张不应对全链条数额承担责任。对于仅提供材料、技术支持的行为人，若其与直接制假人员无通谋约定，且对他人后续的制假数量不知情，辩护中可主张其仅应对自己直接参与部分的数额承担责任，而非全链条的犯罪数额。最后，可主张涉案物品不具备假币属性。若涉案物品经鉴定不具备真币的核心防伪特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可主张此类物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假币，相关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四）共同犯罪地位的辩护：精准界定主从犯与胁从犯
网络共同伪造货币案件中，各参与者的地位与作用差异较大，准确界定主从犯与胁从犯，是实现量刑辩护的重要路径。根据检例指导精神，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提供关键技术或物资的人员，通常被认定为主犯；而按照指令从事从属性工作的人员，可认定为从犯。
在主从犯的辩护中，对于提供技术支持或物资的行为人，可主张其行为仅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具体可从以下角度展开：一是审查行为的主动性程度，若行为人是应他人要求被动提供相关帮助，而非主动招揽业务、积极推动犯罪，可主张其主观恶性较小；二是审查行为对犯罪的贡献度，若行为人提供的技术或物资并非伪造货币的核心要素，且存在可替代性，可主张其行为对犯罪的推动作用有限；三是审查行为人是否参与假币的销售与流通环节，若仅参与上游的材料供应，未参与后续的分销环节，可主张其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相对次要。
在胁从犯的辩护中，若行为人是在他人暴力威胁或精神胁迫下参与犯罪，且未获取任何非法利益，可主张其构成胁从犯。辩护中需重点举证行为人遭受胁迫的证据，如网络聊天记录中的威胁言论、相关人员的证言等，同时结合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抗拒表现，论证其主观恶性极小，依据法律规定应减轻或免除处罚。
（五）其他程序性辩护要点：聚焦电子数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审查
网络伪造货币罪的证据核心是电子数据，包括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电子模板、设备存储数据等。此类证据的收集、固定与审查存在诸多规范要求，程序性辩护可围绕电子数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展开。
一方面，可主张电子数据收集程序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电子数据的收集需遵循法定程序，如需扣押、提取电子设备，应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并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若控方提交的电子数据存在收集主体不适格、未依法封存原始设备、未制作提取笔录等问题，辩护中可主张此类证据不具备合法性，应予以排除。另一方面，可主张电子数据与案件无关联性。若控方提交的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电子数据无法准确指向行为人参与伪造货币的行为，或无法证明电子模板的实际用途，辩护中可主张此类证据与案件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北京胡瑞律师，北京市知名律所刑事辩护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刑交叉等领域，全国办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案件的办理。曾成功办理河北某市人大常委、企业家涉案数十亿涉黑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胡瑞律师善于把握案件核心要点，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通过证据梳理与调取、法律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等全流程工作，化解复杂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或轻判等有利结果。始终秉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信念，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能力，深受委托人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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