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士人文化与〈三国演义〉的文本建构：以士人形象为中心的考察》|三十六计|刘备|士人文化与〈三国演义〉的文本建构：以士人形象为中心的考察|徐庶|罗贯中|诸葛亮|黄承彦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相关讨论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已成为学界亟待探索的新课题。

本书以《三国演义》中的士人形象为研究对象，将其文本建构置于士人文化史的宏观背景下，追溯其文本生成的文学与文化渊源，探寻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本书由士人形象、士人类型、士人文化命题三个论述层次构成，在揭示《三国演义》士人形象“文化范型”特征的基础上，既阐述了谋士、文臣、说客、隐士等士人类型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也细致考察了诸葛亮形象的文学与文化渊源，还着重从“依附人格与主体人格”的冲突、“公私”观念、“经权”观念、“德才”观念、“忠节”观念等士人文化命题的思想史背景切入，追溯士人形象文本建构的深层文化动因。

本书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深入的理论阐释，也有细腻的文本分析，对小说中的诸葛亮、徐庶、谯周等诸多士人形象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打开了《三国演义》士人形象研究的新思路、新视野。

刘备将诸葛亮亲友误认为诸葛亮的寓意

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误认趣事。徐庶临行前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刘备急忙“安排礼物，欲往隆中谒诸葛亮”，这时门人通报有一“道貌非常”的先生来探，刘备第一反应是：“此莫非即孔明否？”见面之后才发现是司马徽。接着，司马徽与刘备谈及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把刘备寻访诸葛亮的兴致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有意味的是，司马徽在出门之际莫名其妙地“仰天大笑”，说诸葛亮“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刘备和关、张第一次到隆中寻访诸葛亮不遇，返回新野的途中遇到“容貌轩昂，丰姿俊爽”的崔州平。刘备第一反应也是“此必卧龙先生也”，没想到下马施礼相问，此人又不是诸葛亮。刘备向崔州平请教，崔州平谈了一通“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给刘备“兴复汉室”的激情浇了一瓢冷水，当刘备说及“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话不投机半句多，二人就此作别。

当刘备和关、张第二次到隆中寻访诸葛亮，“将近茅庐”时，恰逢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一位高唱姜子牙、郦食其“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一位唱“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刘备首先想道：“卧龙其在此间乎！”问了姓名，方知二人为诸葛亮之友石广元、孟公威。三人抵达茅庐，童子告知“先生”正在堂上读书，刘备即上前施礼。不料相见后又把诸葛亮之弟诸葛均误认为诸葛亮。不过，在误认诸葛均的时候，刘备听到了“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显而易见，茅庐中传出的并非隐者之言，而是一个“以待天时”的“非主不依”但又“乐躬耕于陇亩”的高士心曲。

当刘备再一次不遇诸葛亮失落而归时，刚出茅庐就听童子叫“老先生来也”，刘备听到“极其高妙”的《梁父吟》，立马想到“此真卧龙矣”。不料又一次把黄承彦误认为诸葛亮。不过，黄承彦所唱《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刘备第三次到卧龙岗的时候，诸葛亮也就示之以真面目了。

历来研究者对小说中此处的“误认”有不少独到的阐释。最早在“毛本”中，毛氏父子就说：“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又以为曙也。……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玄德一访再访，已不觉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顾耶！”毛氏父子点出，罗贯中是有意通过“误认”情节的设置，写出刘备的求贤若渴之意，刘备的“明主”形象进而得以彰显。这种“误认”也是“无处写”诸葛亮的一种技巧，“欲知其人，先观其友”，亲友不仅是诸葛亮的衬托，也是其人格、行状的延伸。

现代学者对此处“误认”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批”的启发。比如，杨义认为：“‘误认’乃是聚焦于无的一种喜剧性手段，既认之，说明刘备心中塞满了诸葛亮；既误之，说明刘备眼前未见诸葛亮。……妙趣就在于不须诸葛亮出面，就提供了一个属于诸葛亮的精神人格世界。……诸葛亮未出现，他那有若‘万古云霄一羽毛’般高扬的、具有隐逸和济世双构的精神世界，已经弥漫于卧龙岗的山水人文，带着鲜活的生命感荡漾于字里行间了。”张红波也认为：“《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并未出现在前二次寻访的视野中，这种安排有着比较深刻的寓意在内。作品多次利用误会的手法来说明刘备的求贤若渴，而刘备与石广元、孟公威等人的交谈，则又成为《三国志演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争，人命与天数的命运之争等命题的佐证。”

然而，“误认”是如何进入小说的？如果对早期的“三顾茅庐”故事略做考察，可发现直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才首次出现“误认”情节。此前的“三顾茅庐”故事，如在《三国志平话》和《诸葛亮博望烧屯》杂剧中，均是诸葛亮为了试探刘备，授意童子谎称其外出。那么，为何小说中会虚构此一“误认”情节呢？第一，既有的故事文本在叙事逻辑上也可成立，重起炉灶的情节设置岂非吃力不讨好？第二，“误认”情节的虚构对如何更为圆融地处理诸葛亮面对刘备到访的心态具有极高的要求，很容易形成叙事上的断裂，为何小说还要冒险？

在《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隆中亲友的材料极为简略。罗贯中在虚构“误认”情节时可以参考的内容很少。只有“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襄阳记》中诸葛亮娶黄承彦之女为妻的简略记载。上述几则材料的核心是，诸葛亮与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友善”“俱游学”，很显然，仅凭这些材料是很难构建起小说中长达一回的“误认”故事情节的。

“欲知其人，先观其友”的识人传统很可能对此情节的虚构起到不小的作用。《吕氏春秋·论人》中说：“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吕氏春秋·贵当》也借“所言无遗策”的“善相人者”道出其善相人的秘诀：“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韩诗外传》中亦说：“观士也，居则视其所亲。”或许小说中的“误认”情节，就是凭依这一识人传统，以及史传中记载的上述诸人与诸葛亮“友善”两点，再加上罗贯中的雄才伟力虚构而成的。

不管是毛氏父子还是当代学者对“误认”情节虚构的意义大都说到了点子上，即此处写诸葛亮亲友实则是为了写诸葛亮。那么诸葛亮的亲友和诸葛亮是什么关系呢？是衬托的关系，还是借亲友之口点明小说主题？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而且都有道理。不过，我们是否可以把诸葛亮亲友和诸葛亮分开论述呢？罗贯中在设置这一情节时还有没有其他深意？

正如上文所说，刘备“误认”诸葛亮亲友为诸葛亮情节的虚构很可能是受到“欲知其人，先观其友”识人传统的影响，那么在解读此情节时似乎就不应该把诸葛亮亲友与诸葛亮分开论述，而是应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小说虚构“误认”如果只是为了达到烘托以及点明主题的效果，似乎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前人说得很对，写诸葛亮亲友其实是对诸葛亮的不写之写，进一步说，诸葛亮亲友在此其实就是诸葛亮的一个替身而已，其与刘备的对话正是代诸葛亮立言。

我们在阅读“三顾茅庐”故事时会轻易地发现罗贯中有刻意把诸葛亮塑造为高士的倾向。但如果诸葛亮真正地“出世”，那么他绝不会出山；如果他“入世”之心太急切，又不能体现他“真正养重”的“天下一人”身份。因此，罗贯中就把话本和元杂剧中那种直写诸葛亮有入世之心（如《三国志平话》、元刊本《诸葛亮博望烧屯》）和出世之心（“脉本”《诸葛亮博望烧屯》）的写法弃之不用，而虚构了刘备将诸葛亮亲友误认为诸葛亮的情节。这一虚构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小说通过诸葛亮亲友“不即不离”地表露诸葛亮在出山问题上的态度，从而缓解诸葛亮在面对刘备“三顾茅庐”时的矛盾心态。

司马徽、崔州平等人的“不得其时”、“命”与“数”以及“独善其身”之论，以诸葛亮的见识岂能认识不到？因此，罗贯中特意在小说中巧设了诸葛均和黄承彦两个人物。虽然草庐“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门联已表明了诸葛亮的心志，但为了消解叙事造成的诸葛亮过“冷”的出世心态，故又安排诸葛均在草庐中高歌“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暗示诸葛亮之所以“淡泊”“宁静”，实则在等待“明主”与“天时”。尤有意味的是，这种入世心态稍一点明，立即又被黄承彦所歌《梁父吟》掩盖起来。因此，在这段故事中，除了诸葛均之歌带有不卑不亢的等待“天时”与“明主”到来的入世之心外，诸葛亮亲友，包括诸葛亮《梁父吟》表露的隐逸话语无不在暗示“不得其时”。

提及《梁父吟》，可见刘、关、张第二次寻访孔明的途中，在路傍酒店中听到有人高吟：“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此诗本自李白的《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有意味的是，小说把李白诗中的“士不遇”改写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超脱。不得不说，罗贯中的改动是相当高妙的，因为这是作为隐士的诸葛亮友人所歌之诗，如此改写正是为了与歌者身份的价值取向一致。不过，史书上说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而这里恰恰改写了李白《梁甫吟》。二者之间的关联，似乎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小说本意的线索：这首诗表达的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并非仅为诸葛亮的友人所体会，对于“好为《梁父吟》”的诸葛亮亦是如此。

诸葛亮亲友的这些识见，诸葛亮本人也是极为洞悉的。他明白此时不宜出山，正如诸葛亮亲友拒绝刘备的征聘时所说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何尝不是诸葛亮内心深处之言。然而，明主“不得其时”的到来并且“枉驾三顾于草庐之中”，给予诸葛亮作为读书人最高的礼遇。刘备的“三顾之恩”使其“不容不出”，但在出山问题上，诸葛亮的内心是挣扎、矛盾的，他知道仅凭“人谋”难以“兴复汉室”，“三顾之恩”又使他不得不出山，在明知“数与命”的情况下“何敢委之数与命”，以“人谋”同“天数”做一番难以看到希望的较量。

因此，在“三顾茅庐”故事中，隆中亲友的态度写得越冷淡，越写出了诸葛亮在出山问题上认识的清醒，以及面对刘备殷勤拜请不得不出山时内心挣扎的强烈。等待“天时”与“明主”同时到来的诸葛亮，在“不得其时”中等来了“明主”，他怀着一颗挣扎的心出山了，告别了隆中作为隐士的亲友，也把“归隐”的梦想留在了再也未能返回的卧龙岗。

（节选自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访贤”文化与“三顾茅庐”故事的构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