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秋风里，河北丰润县显得格外萧瑟。
杨永松两口子站在一个小土包前，刚钉好的那口薄棺材里，装着他们才两岁的大儿子。
要是放在太平日子，这事儿能把天都塌下来，当爹妈的非得大病一场，好些日子缓不过劲儿来。
可那会儿，这两口子——杨永松和他怀着身孕的媳妇——甚至都没工夫多哭两声。
刚把孩子埋好，抹了一把脸，两人就咬牙站了起来，接着赶路。
为啥这么急？
因为上头给的任务不是让你搬家过日子，而是去“抢地盘”。
国民党那边也在往东北赶，这就是在拼脚力。
延安那边算盘打得精，没派多少整编大军，派的全是干部。
这道理明摆着：东北不缺拿枪的，缺的是能带头、能建立政权的“主心骨”。
杨永松就在“山东干部第一队”里，这一百来号人，都是这盘大局里的棋子。
这一路走得那叫一个苦。
从陕北出发，得先去山东，再转道去东北。
地图上看着没多远，可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皮子，这就不能走直线，得绕大圈子，路程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杨永松当时的情况，简直是把所有的难处都凑一块了：身子骨垮了，老婆大肚子，还要赶时间。
还没动身，严重的肠胃炎就找上门了，他连迈步都费劲。
再加上媳妇手里还得拽着那个两岁的大宝。
这配置，怎么看都不适合急行军。
可在大局面前，个人的这点难处，被压缩到了极限，压根不算事儿。
那个死在半道上的孩子，说白了就是被路途颠簸给折腾没的。
加上缺医少药，原本的小毛病硬是拖成了夺命符。
这对杨永松夫妇来说，代价太大了。
当初在延安抗大，两人没经验，把每个月发的保健费、媳妇纺线挣的那点辛苦钱，全贴补在这个长子身上了。
日子虽穷，孩子却是心里的念想。
如今，念想断了。
能歇歇脚吗？
想都别想。
当时的形势是，谁先踏进东北，谁就能在那片黑土地上扎下根。
杨永松是老资格的政工干部，身上背着接收和整编部队的重担。
于是，埋完孩子继续北上，看着是不近人情，可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为了大局必须做的选择。
凭着这股狠劲，他们硬是撑到了沈阳。
在那里，杨永松见到了陈光，紧接着又被引荐给了罗荣桓。
别看杨永松那时候病怏怏的，资历那是真硬。
抗战刚开始，他就是115师主力的笔杆子——师政治部秘书长。
1943年去延安进修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特批了他成家。
这里头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按照那会儿的规矩，想结婚得够“二八五团”的杠杠——28岁，正团级。
杨永松那年才26，职务是团政治部主任，两条线都没够着。
组织为啥给开了绿灯？
理由既实在又暖心：这一去延安路太远，中间还要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的地盘，搞不好命就没了。
为了对人家姑娘负责，也对干部负责，这事儿就批了。
这就能看出来，原则归原则，组织心里还是有本“人情账”的。
到了地头，杨永松干上了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
这官有多大？
那时候部队编制乱得很，旅、师都混叫团。
等到1946年6月正规化改成师一级后，这个副秘书长起码是个副师级。
要是放到1949年有了兵团建制，那就是副军级的大员。
在那个扩充兵马的关键时候，政治部最重要的活儿就是“消化”。
一边要把出关的老底子编成能打大仗的野战纵队；另一边，还要改造那些五花八门的收编队伍。
这活儿最耗神，也最累人。
正当杨永松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身体彻底对他罢工了。
1946年4月，谭政带着另一拨干部班底到了东北，两边的政治部合并。
原先的主任陈正人去了前线，谭政接手。
就在这时候，杨永松的肝病犯了，再加上痢疾怎么治都不好，整个人彻底倒下了。
摆在他跟前就两条路：
一是硬撑着赖在机关里，一边干活一边治；
二是彻底交权，去后方大连养着。
这选择太难了。
东北战场正从挨打转向反攻，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期。
这一走，那就是跟这场宏大的战争叙事说拜拜。
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由得他选了。
最后，他只能被送去大连养病，离开了指挥中心，也离开了火线。
这一躺，就是两三年。
当四野的大军在黑土地上横扫千军的时候，杨永松只能在病床上跟病魔斗。
虽说没捞着仗打，老天爷倒是补了他点别的。
在大连养病那几年，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大胖小子。
这大概是对他在进军路上夭折长子的一种迟到的补偿吧。
1949年2月，平津那边打完了，大局已定。
身体刚好点的杨永松坐不住了。
他拖家带口从大连赶回沈阳，进关找大部队要工作。
那会儿，四野大军正磨刀霍霍，准备下江南。
组织这回给他安排了个好差事：新组建的战车师（坦克师）政委。
这是个高科技兵种，多威风，代表着军队现代化的脸面。
杨永松摩拳擦掌，都准备好跟着大军一路打过长江去了。
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个玩笑。
4月以后，四野主力南下，战车师却被留在了北方。
道理很简单，全是地形闹的。
南方水网密布，到处是水田，重型坦克开过去就是活靶子，非但没用，还得成累赘。
杨永松想上前线发光发热的念头，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又泡汤了。
回头看杨永松这段日子，你会觉着特别“拧巴”。
该跑路抢时间的时候，身体最差；该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得不去养病；最想跟着大军南下的时候，却因为兵种不对路被留下了。
建国后，他先后当过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一直干到1978年当了顾问，最后以副兵团职离休。
从1945年那个埋葬孩子的路口开始，他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自己爽，而是为了配合那个时代巨大、精密、有时候甚至显得冷冰冰的战争机器运转。
但也正因为有无数个像他这样，甘愿牺牲小家、忍着病痛、听从指挥的“螺丝钉”，这台大机器才能最终把旧世界碾个粉碎，造出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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