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一份封存半个多世纪的绝密档案，终于交到了中国手里。
档案上只有寒冷的几行字：1936年被捕，1937年秘密处决。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派分子"。死者名叫武怀让，曾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了。
1899年，河南孟县。武怀让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6岁进私塾，12岁剃辫子，被同乡叫作"武家小和尚"。辛亥革命那年，这个少年已经开始不安分了。1913年考进开封省立第一中学，参加"反袁称帝"运动。1916年考入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因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强迫学生下矿井当免费劳力，带头罢工罢课，被开除学籍。
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1921年，22岁的武怀让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会儿党才成立两年，全国党员不过几百人。1924年4月，他当上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
同年夏天，中共中央选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这一去，就是好几年。
在莫斯科，武怀让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书记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他和刘伯坚一起，负责旅莫党团支部的工作。为了宣传革命，他和曾涌泉创办《前进报》，自己当社长兼主笔。1926年，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那会儿朱德想去苏联"取经"，食宿安排全是武怀让一手操办的。
1928年，武怀让回国。此后几年，他辗转各地做地下工作。1930年在青岛被捕，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他愣是一个字没吐。后来家里变卖家产凑钱，里应外合才把他从牢里捞出来。
这种硬骨头，党需要。
1931年底，上海。
中共中央面临一个棘手问题：谁去接手军委的摊子?
周恩来、李富春等人要离开上海去苏区，军委书记的位子空了。
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敌特密布，随时可能被抓。这个位子，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1年12月，中央决定：武怀让接任。
当时他在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拿着周恩来、陈云的信，找到他，传达任命。武怀让看了看形势，二话没说，答应了。
1932年1月中旬，大雪初霁。气温零下30多度。武怀让带着不满1岁的女儿，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踏着没膝大雪，顶着寒风，从哈尔滨出发。上了轮船后，他以为女儿冻死了，准备扔到海里。打开毛毯一看，孩子还在蠕动。这才把女儿带回上海。
这个女儿，后来叫武华，解放后在北京航天学院工作。
到了上海，武怀让立刻开始工作。1932年1月28日，日本出兵上海。武怀让迅速着手兵运工作，动员十九路军抗日。他还和江苏省委军委一起，在工人、农民、学生中组织武装义勇军。3月2日，在闸北恒丰路桥广场，武怀让主持召开抗战动员大会，号召各界群众武装起来，以鲜血和生命抵抗日军。
上海军民的抵抗，给了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但更大的战场，在看不见的地方。
武怀让任军事部部长期间，有力抵制了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他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避强攻弱"运动战术。他下令林彪、聂荣臻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攻打福建薄弱敌人。部队取得了龙岩和漳州两大战役的胜利。
接着，武怀让又做出"水口之战"的正确决策，歼灭入赣粤敌20个团，迫使陈济棠退出赣南根据地。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武怀让命令红一方面军北上，策应鄂豫皖，减轻敌人对其他根据地的压力。他制定了"突破一面、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闽、赣、浙根据地扩大连成一片。这一时期，成为红军发展的全盛时期。
可好景不长。
1932年8月，中央来电：改任武怀让为中央保卫部部长。这个职务也叫中央特委，或者特科。实际上是把他从军事指挥岗位上调开了。
1933年，博古、李德先后到了苏区。他们坚持"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而武怀让，还在上海。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中央局，武怀让改任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同年5月，他又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主持原中央特科工作系统。
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地上海，武怀让领导开展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情报保卫工作。
为了适应白区工作需要，他的化名多达十几个：武和景、武湖景、武和劲、罗玉堂、吴克敬、吴化之、吴福敬、吴福晋、林大生……为了躲避敌人，他经常更换住所，曾经一日三迁。
他领导下的军事部，纪律严明、保密严格。
同志之间采取单线联系，即使是一墙之隔的近邻，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正因如此，干部队伍保存得比较完整。
1933年12月的一天，武怀让获得情报：当天晚上，敌特要破坏中共在上海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他认定是要搜捕瞿秋白夫妇。他立即送信，让瞿秋白夫妇马上转移。之后，他亲自赶到瞿秋白转移的住处，催促他们尽快离开上海。
1934年1月，瞿秋白夫妇安全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武怀让精通外语，与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交往甚密。与史沫特莱以姐弟相称，在路易·艾黎家中安装秘密电台，帮助中共传递信息。
在武怀让影响下，德国人汉斯希伯召集上海外国朋友发起成立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掩护在上海活动的党员，成为武怀让在上海的一道防护墙。
他还善于交际，经常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在苏联时就对武怀让印象深刻。他多次到宋庆龄家里做客，受到热情接待。武怀让向宋庆龄提出保障政治犯民生权的建议，宋庆龄深表赞同。
1932年12月30日，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保护了一批民主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为后来的统战联络工作打下了基础。
但上海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
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个任务，表面上是去开会。实际上，是去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可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还有一颗定时炸弹——王明。
这人在共产国际说话好使。虽然他那套左倾冒险主义在苏区被叫停了，可在国际舞台上还有人买账。要是让他继续在莫斯科胡乱发号施令，国内的队伍还得栽跟头。
这节骨眼上，组织上需要派个人去那边盯着王明，别让他乱来。
这人选，马列理论得通，打仗得懂，更得有那个底气和胆色去顶住王明。挑来拣去，只有武怀让合适。
武怀让和陈云分别后，又向宋庆龄、路易·艾黎等朋友辞别，乘火车赴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夫人孟庆树前来迎接。
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已经剑拔弩张。
1935年7月25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武怀让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
会上，武怀让没有客气。他把国内的革命形势摆得清清楚楚，直接捅破了王明那套路子给红军挖了多大的坑。这通话，有理有据，听得底下人频频点头。
散会后，武怀让心里松了口气。以为任务完成了。
他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1936年，苏联的政治气氛突然变了。
这一年，斯大林决定进行"大清洗"。基洛夫被刺案成了导火索。从1936年到1938年，苏联内务部逮捕了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
清洗的范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基层干部，从红军将领到知识分子，从苏共党员到外国共产党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
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也没能幸免。
1937年秋冬的一天，武怀让被苏联内务部逮捕。
没有审判，没有辩护，甚至没有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他的妻子侯玉兰疯了似的满世界找，大活人就像蒸发了一样。中共驻苏联代表去打听，对方支支吾吾，要么就不吭声。
武怀让挡得住敌人的子弹，扛得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具，却没防住身后"战友"捅来的冷刀。
在苏联内务部的档案里，武怀让的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派分子"。
这两顶帽子，在当时的苏联，意味着死刑。
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武怀让在1936年被捕后不久，就被秘密处决了。具体日期，已经无从查证。
一个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来、连国民党大牢都关不住的铁血汉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莫斯科的寒风里。
武怀让失踪后，国内一直在找。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多次向周恩来、朱德提起武怀让，特意让外交部门去苏联打听下落。一找就是四个十年，最后，只换回一纸冰冷的通知。
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从1936年开始寻找二哥，这一找就是70年。
1936年，20岁的武怀谔在河南驻马店的一家油坊当学徒。一天，他接到一封从山东转来的信。写信人是从未谋面的二嫂侯玉兰的弟弟侯孝昌。信中说，二哥武怀让在莫斯科失踪了，问他知不知道二哥的下落。
武怀谔腿一软，坐在了凳子上。
从那天起，他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可这一切，武怀谔都不知道。他仍在无怨无悔地寻找着二哥的下落。
同年6月，全国反右运动开始。武怀谔因为反对浮夸风，说了实话，被打成右派。
1960年，武怀谔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安排工作。他抽时间到开封、郑州等地调查，得知二哥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消息。正当他准备到哈尔滨调查时，十年浩劫来了。
由于曾被打成右派，谁也不敢给他开介绍信。一天下午，他听说河南济源有个老人是二哥读书时的同窗，便想偷偷去了解情况。刚跑出十里地，就被抓了回来。
在批斗会上，他哭着说："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想找到俺二哥。他失踪30多年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呀!"
看着他的样子，连批斗他的人都流泪了。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解密档案。
一份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绝密档案，终于交到了中国手里。
档案上写着：武怀让，1936年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次年秘密处决。罪名："日本间谍"和"托派分子"。
2008年5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正式增加了武怀让的名字。
至此，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武怀让)、毛泽东。
2008年，92岁的武怀谔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寄来的公函。捧着这份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确认，满头白发的老人泪流满面。
守寡守了这么些年，侯玉兰老太太手边一直留着丈夫的一样东西——一本发黄的《资本论》。
这册书里，有着两人共同的信念。它看着一个河南读书人怎么变成革命闯将，最后又是怎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北边的寒风里。
武怀让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为了信仰，抛家舍业，出生入死。有的人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有的人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历史，终究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只是这个评价，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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