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4月5日那个晚上，台北士林官邸外头雷雨交加，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
八十七岁的蒋介石躺在病榻上，身上的管子插得像个某种复杂的机械装置。
大家都以为，这位跟共产党斗了一辈子的老人，临走前肯定会对那位把他赶出大陆的“一生之敌”——毛泽东，吐出最后几句恶毒的诅咒。
可你猜怎么着？
翻开他晚年那几百万字的日记，或者听听他身边的碎碎念，你会发现这事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他那个固执的脑袋瓜里，真正把他打趴下的，根本不是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也不是延安那个住窑洞的对手。
他把这笔亡国的烂账，死死算在了另外三个人的头上。
这三个人，两是所谓的“铁杆盟友”，一个是“自家兄弟”。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灯下黑，越是身边人，捅起刀子来越不手软。
咱们先把时间轴往回拉，拉到那个让老蒋彻底破防的年代。
在他那本厚厚的“仇人记账本”里，排在榜首的，竟然是那个看起来道貌岸然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
这事儿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听了都得懵圈，谁不知道当年国民党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美国大兵那就是老蒋的后台老板啊。
但在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哪里是什么天使，简直就是那个在他爬楼梯爬到一半时，把梯子撤了的缺德鬼。
二战刚打完那会儿，美国人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他们不想看见中国变红，但也不想自己跳进中国内战这个无底洞里洗澡。
马歇尔作为特使跑来中国，脑子里装的全是美式那一套——想让国共两党像美国两党那样，坐下来喝喝咖啡，组个联合政府。
为了逼老蒋听话，马歇尔使出了一招绝的：军火禁运。
这招对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基本上就是釜底抽薪，直接把氧气管给拔了。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那是打得最凶的时候，前线子弹炮弹跟流水一样花。
蒋介石在日记里把马歇尔祖宗十八代都快骂遍了，他觉得美方搞什么调停，纯粹就是给对面送去了一个超长的“中场休息”时间。
更让老蒋抓狂的是，马歇尔还非要搞什么军制改革，让国共军队混编。
这直接动了蒋介石“枪杆子”的命根子。
等到后来马歇尔看清了蒋政府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决定“弃蒋”的时候，国民党的后勤其实早就崩了。
在老蒋看来，美国人这波操作属于典型的“又当又立”——不仅绑住了他的手脚，还在他挨揍的时候把输血管给切了。
如果说对马歇尔是满腹牢骚，那老蒋对斯大林，那就是恨得牙痒痒，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对方。
这恨意里头，还夹杂着一种被“杀猪盘”骗得底裤都不剩的屈辱感。
一九四五年那个雅尔塔会议，说白了就是几个大国大佬围着桌子分蛋糕。
为了换苏联出兵东北打日本关东军，顺便求个“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咬着牙签了一份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合同——承认外蒙古独立，还把东北的一大块特权让了出去。
那时候的蒋介石，想法真的很傻很天真。
他以为这就是一笔生意，“拿地皮换时间，拿权益换和平”。
他觉得只要把斯大林这个大老板搞定了，毛泽东没了外援，那就是瓮中之鳖，想怎么捏怎么捏。
结果呢？
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
斯大林那就是个顶级的地缘政治玩家，搞诈骗的祖师爷。
他左手把外蒙古和东北的权益揣进兜里，右手压根就没打算真的把中共关在门外。
在苏联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操作下，解放军在东北迅速捡装备、扩地盘，实力那是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
等到蒋介石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还背上了一口洗都洗不掉的“卖国”黑锅。
他在国内的威望，就像那几年的金圆券一样，贬值贬得亲妈都不认识。
但他从来不觉得是自己这把牌打臭了，就死咬着是斯大林不讲武德。
这就是典型的赌徒心理，输光了不怪自己牌技烂，只怪庄家出老千。
至于插在老蒋心口窝的第三把刀，那是来自“家里人”——桂系大佬李宗仁。
要是说前那两个是外部环境不行，那李宗仁这儿，就是国民党内部彻底烂透的证明。
老蒋跟李宗仁这点恩怨，那是从民国开头一直掐到结尾。
一个是嫡系黄埔帮，一个是地方实力派，两人那是面和心不和，塑料兄弟情都算不上。
真正让蒋介石动了杀心的，是一九四八年的“行宪国大”。
老蒋本来早就内定好了，想让孙科当副总统，给自己当个提线木偶。
结果李宗仁半路杀出来，愣是凭着桂系的实力和一帮看老蒋不顺眼的人起哄，硬生生把副总统的位置给抢了。
这在极其好面子的蒋介石看来，这哪是选举啊，这简直就是当众扇他耳光，是逼宫。
等到了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精锐基本上都被包了饺子。
蒋介石没办法，被迫第三次下野，让李宗仁顶雷代行总统职权。
这本来是国民党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极其荒诞的闹剧。
蒋介石人是退到幕后了，可手伸得比谁都长。
国库里的黄金、美钞，甚至空军的指挥权，他全都死死攥在手里，直接运往台湾。
李宗仁在前台喊得嗓子冒烟，结果发现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连调动一个师的兵力都费劲。
李宗仁想搞“划江而治”，想和谈；蒋介石却在暗地里拆台，一心只想着怎么保存他的嫡系部队跑路。
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那种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国民党高层还在为了“谁说了算”在那儿撕得不可开交。
直到死，蒋介石都固执地认为，要是没有李宗仁在那儿捣乱掣肘，大陆不至于丢得那么快。
但是吧，历史这面镜子，往往照不到当事人的死角。
蒋介石列出来的这三个“罪人”，你说他们有没有责任？
肯定有。
从战术上看，这三位确实是一脚油门，加速了国民党的翻车。
但老蒋至死都不愿意承认的是，这三个人充其量就是推倒多米诺骨牌的一根手指头，那个真正的火药桶，其实是他自己亲手埋下去的。
当他在日记里痛骂马歇尔的时候，他选择性地无视了国民党内部那种令人咋舌的贪污——前方战士吃紧，后方大员紧吃。
美援物资刚下飞机，转手就进了黑市，连美国人都看得直摇头，说这帮人没救了。
当他恨斯大林恨得咬牙切齿时，却忘了正是国民党特务横行，搞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把那些原本中立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硬生生逼到了共产党那边。
当他指责李宗仁搞分裂时，却不愿意面对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喝兵血的现实。
那时候的老百姓看见国民党军队跟看见鬼子差不多，而解放军那边靠着土地改革，那是真真正正赢得了几亿农民的死心塌地。
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大溃败，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打仗输了，而是一场政治、经济、人心的大崩盘。
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已经用脚投票，做出了选择。
蒋介石晚年的这种疯狂甩锅，与其说是在总结历史教训，倒不如说是在搞心理防御。
他想用“盟友背叛”和“下属造反”这种剧本，来掩盖一个让他根本接受不了的事实：他代表的那个旧制度，已经被历史的洪流冲进了下水道。
这三个名字，成了他后半辈子维持那点可怜自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盖住了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王朝背影。
一九七五年4月5日午夜，心脏监测仪成了一条直线。
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委员长走了，带着他那一肚子的不甘心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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