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深秋，北京紫禁城的氤氲晨雾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臣缓缓合上双眼，平静离世。
他名叫阿桂，一生为清朝开疆拓土，治疆理政，战功赫赫，官至首辅。
彼时，朝堂之上权倾一时的和珅虽坐拥富贵，却仍被阿桂力压30年，而乾隆明知他功高震主，却不敢动他。
阿桂为什么让乾隆如此信重？又为何使得和珅低眉顺眼三十年？
1717年初秋，章佳氏家族宅院内，诞下了一个体格健硕的婴儿，他，就是后来名震朝野、威压和珅三十年的阿桂。
彼时的章佳氏一门，早已是八旗中的名门望族，阿桂的祖父阿思哈，曾任三等侍卫，是宫中有名的稳重之臣。
身为阿克敦唯一的儿子，阿桂从出生那天起，便注定不凡，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在温室中滋长。
章佳家训严谨，阿克敦尤重子嗣的修养与气度，他深知：家世再显赫，若无实才实学，也不过是空架子，难以在政场立足，甚至有覆家之虞。
耳濡目染之下，阿桂年纪虽幼，却早已有了几分沉稳儒雅之气，他少言寡语，却极善观察，尤爱研读律例与兵法并重之书。
乾隆十三年冬，朝廷西征金川，阿桂被派往前线，随川陕总督张广泗出征，任参军事。
他意气风发地踏上征途，心中幻想着仗剑建功、封侯拜相的光景。
但理想很快撞上了残酷现实，军中将帅不和，战局久拖不下，朝中大学士讷亲临阵又妄言三日破敌，结果酿成惨败，引发高层震怒。
乾隆为整肃军纪，一纸诏令，张广泗与讷亲双双伏法，而阿桂，因曾随张广泗左右，被人诬以“勾结蒙蔽”，也一并被押回京城，收监论死。
彼时的京师风声鹤唳，朝堂震动，阿桂身陷囹圄之中，身为老臣的阿克敦闻讯几近晕厥。
年逾七旬的他，亲自赴宫门三请九叩，苦陈阿桂乃独子、家族唯一血脉，若因此殒命，将无颜九泉。
乾隆念及阿克敦一生清直忠诚，且年事已高，特下诏免阿桂一死，命其还家听训。
此后，阿桂蛰伏府中，闭门读书，数年不涉政务，几度险些被遗忘在朝廷角落。
但正是这场生死劫难，成为他命运的分水岭，他亲身感受到政争之险、人心之诡，从此一改少年书生的意气用事，开始学会审时度势、克己慎行。
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内乱之际，西北风云再起，乾隆帝决意乘势平定西陲，彻底解决新疆边患，将之纳入大清版图。
不同于许多高高在上的钦差，他未曾以身份自居，而是扎根前线，躬身入局，事必躬亲。
他每日奔走于军营与牧场之间，查看粮道，调研民情，寒风裹身，衣襟满尘，毫无怨言。
战事开始之初，蒙古亲王成衮扎布领兵东路，而阿桂负责中军调度及后勤事务。
大军沿天山以北推进，连破数座要塞，准噶尔主力节节败退。
阿桂在征途中始终冷静决策，合理调配军粮人力，使清军行动如行云流水，无一滞塞。
亲王成衮扎布奏疏中称赞其“遇事奋勉，筹度有方”，这份认可很快传入皇帝耳中。
但真正让乾隆刮目相看的，并非他在前线的战功，而是战后他对于新疆政局的整体规划。
当时清军虽平定北疆，但南疆仍有叛乱残余，且土地荒芜，交通不便，驻军补给异常艰难。
阿桂未等战事全歇，便着手考察伊犁、塔城等地的农业资源，暗中筹备屯田之策。
他敏锐地意识到：若能以兵屯田，则军需可自给，亦可安民固边，实为长久之计。
乾隆二十四年，阿桂上奏建议在伊犁河谷设立大规模屯田区，由维吾尔族农民及清军士兵共同参与耕作，实行军屯与民屯并举。
自此，阿桂被授命主持伊犁屯田事宜，调兵遣将，招募农夫，兴修水利，划地分区。
伊犁大营亦因屯田成功，粮草充足，成为清军西陲最坚实的屏障。
乾隆对此大为赞赏，不仅将阿桂擢升为内大臣、工部尚书，还将其家族从正蓝旗调入上三旗中的正白旗，地位再上一层。
乾隆三十五年，大金川再度叛乱，清廷调集重兵压境，起初由提督桂林统兵迎敌。
未料桂林轻敌冒进，反遭大败，清军大营被攻破，士气涣散，数年之战竟无寸进。
乾隆勃然震怒，急需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之将，此时，年逾五旬的阿桂奉诏南下，以副将军之职统帅大军，再战金川。
他抵达前线之初，面对的却是一盘彻底散乱的棋局，将士士气低迷，军纪废弛，后勤混乱，敌军却凭借地势天险、奇袭游击，屡屡占得上风。
某日，他在巡视墨陇沟一带时，突见山谷之间蚁群排穴而出、土堆高筑。
众人不解其意，阿桂却面色凝重，立即传令：“军中所有人，立刻转移营地，违者斩！”
将士虽满腹狐疑，但见其神情坚定，不敢抗命。当夜，突降暴雨，山洪爆发，旧营地被洪水吞没，倘若未移营，必是全军覆没。
战事中，他多次利用自然地势设伏诱敌，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墨陇夜袭”。
彼时敌军正疲于奔袭，以为清军无力再战，便驻守谷口休整，阿桂亲自带领精锐绕道潜伏于谷口两侧，趁夜起雾，悄然逼近。
待晨雾未散，军鼓骤响、兵分三路，一举击溃敌营，首战告捷，士气大振。
此后数年，阿桂在金川山区反复推进，他不惧艰险，深入敌境，擅长识地用兵。
他还多次采纳土人意见，因地设营，打破大清军队“以阵压胜”的常规战法，采用“精兵游击、分进合围”之策，逐步蚕食敌方据点。
战至最艰难之时，金川首领索诺木几度诈降、暗渡陈仓，一次战后，索诺木派人表示次日愿开城投降，军中将领多持疑虑，欲当夜强攻擒敌。
阿桂却断然否决，命诸军休整待命，次日清晨，果然如其所言，索诺木披甲出城，率众下跪投诚。
乾隆四十一年，大金川平，阿桂奏凯而归，京城上下夹道欢迎，乾隆亲自出城十里迎接，将亲身所穿黑狐腿黄马褂脱下赐予阿桂，以示恩宠之隆。
若说乾隆一朝最受争议者非和珅莫属；而最让和珅心生忌惮、不敢轻言冒犯者，唯有阿桂。
两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军务一事上。
彼时甘肃边陲回乱再起，朝廷决定由阿桂与和珅一同赴任，共同督师平叛，阿桂因年迈推辞迟行，和珅先到军中。
未料军中将帅皆不听和珅号令，令他进退维谷，难堪至极。
于是他上奏朝廷，暗指将领傲慢难训，并影射军中不尊钦差之命，乾隆震怒，下旨催促阿桂速赴军前整肃军纪。
阿桂一到军中，径直升帐发令，各路将帅齐聚听命，整齐肃穆，毫无怠慢。
他转头淡问和珅：“钦差大人，你方才所言将帅不服从调度，可否请指出究竟是哪一位？”
和珅一时语塞，只得讪讪而退，乾隆得知此事后，非但未罚阿桂半分，反倒召和珅回京，并暗斥其无能。
自那之后，朝堂之上，只要不是乾隆钦点的合议场合，阿桂与和珅几乎零交流。
每当军机处开会，阿桂总是独自一角，静立不语，若和珅靠近欲言，阿桂或点头，或简答，从不多话，也从不低头示好。
更令人称道的是，阿桂深知和珅擅长结党营私，时常在朝中布下心腹，拉拢官员。
但他始终不以权植党，从不将亲信塞入军机处或内阁关键岗位，凡事依法办事，不倚私情，不揽人情。
正因如此，即便身在高位，他在朝中却少有诋毁者，连小人和珅也无从下口。
直到乾隆五十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昇案”，让这场三十年的沉默斗争短暂浮出水面。
海昇，军机处行走司员，是阿桂一手提拔的门生，某日因家中争执，失手打死妻子，却欲伪装自缢掩盖真相。
案发后震动朝野，乾隆命大员彻查，和珅察觉机会来了，立即在皇帝前添油加醋，借机弹劾阿桂袒护门生，企图构陷其“结党营私”。
此时若按常理推断，阿桂应避嫌沉默，但他却毅然上疏请宽典海昇。
他并未否认其罪，而是言辞恳切地陈述：“海昇虽有重罪，实属一念之差，性情忠厚，妻悍争斗，实乃激于一时，若能从宽，以警后人，或能挽一命于将折。”
此疏一出，和珅眼看机会已到，立即向乾隆指摘阿桂“徇私不公”，要求严惩，以正军机之风。
大臣们都以为这次阿桂难逃贬谪之罚，但乾隆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削了阿桂一季俸禄，随后再无动作。
这场闹剧之后，和珅终明白，在乾隆心中，阿桂的地位，远非他那套“取悦圣心”的手段所能撼动。
于是他转向暗中操作，扶植自己亲信，逐步蚕食军机与内阁的实权，终至权倾一时，但即便如此，只要阿桂一日不倒，和珅便无法真正“独揽大权”。
乾隆晚年退居幕后，自称太上皇，嘉庆登基，朝局渐变，而阿桂，早已年届八旬，重病缠身，却仍心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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