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吴宓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
寄信人是他最得意的学生——钱钟书。
可打开一看，字字如刀。
钱钟书把他中年离婚、追毛彦文被拒的事翻出来，骂他“可鄙可笑”。
更扎心的是结尾那句：“此文一字不改，先生若觉不妥，便不必发表。”
吴宓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还主编《天下》周刊，在文化圈很有地位。
看到学生这么写自己，他气得手发抖，太阳穴直跳，脱口骂了句：“竖子敢尔！”
但他没删一个字，还是把文章登了。
一是舍不得钱钟书的才华，二是抹不开师徒情面。
没想到，更大的难堪还在后头。
没过多久，剧作家李健吾推出话剧《新学究》，主角就是照着吴宓写的——离婚、追女人、被甩、闹笑话，全搬上舞台。
观众哄笑，圈内议论纷纷。
吴宓在书房里暴跳如雷，抓起书就往地上砸，红着眼吼：“我只有自杀，才能清净！”
佣人吓得躲在门外不敢进来。
可没过两小时，他又坐回桌前，翻开日记，一笔一划写着对毛彦文的思念。
刚才的崩溃，好像没发生过。
这事得从头说起。
毛彦文原本是他好友朱君毅的未婚妻。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深。
后来朱君毅出国留学，吴宓常替他收信，也读到了毛彦文的来信。
她文笔好，思想新，吴宓慢慢动了心。但碍于是朋友的未婚妻，一直压着没表露。
1920年，吴宓在美国哈佛读书，家里催婚。
同学陈烈勋介绍姐姐陈心一。她是师范毕业，仰慕吴宓，愿意嫁。
吴宓拿不定主意，竟托毛彦文帮忙“考察”陈心一。
还没等回信，他听陈寅恪说了一句：“娶妻不过是人生小事。”
一冲动，就和陈心一定了亲。
结果毛彦文的信来了，说陈心一性格内向，只适合做家庭主妇，和吴宓精神上合不来，劝他慎重。
吴宓后悔了，但婚约已定，只能硬着头皮结。
1921年回国后，两人完婚。
婚后几乎无话。他每月给一百块生活费，其余时间在外讲学，很少回家。
这时，毛彦文那边出事了。
朱君毅回国后变心，单方面退婚，完全不顾她曾日夜照顾的情分。
毛彦文伤心欲绝，写信向吴宓哭诉。
吴宓压抑多年的情感一下子爆发。
他开始频繁写信安慰她，把她当成灵魂知己。
1928年，他独自去杭州见毛彦文，一待就是几十天。
回北平后，他到处跟人说要和毛彦文搞“柏拉图式恋爱”，还把两人的通信、日记拿给妻子陈心一看，以为坦白就能被理解。
结果陈心一崩溃大哭，朋友纷纷指责他荒唐。
毛彦文也怒了，托人送来绝交信，说他完全是自作多情。
可吴宓不信。他觉得这是“逼婚信号”。
1929年，他不顾全家反对，坚决和陈心一离婚。
还写信告诉毛彦文：“我离婚，跟你没关系。”
此时毛彦文已赴美留学。一年后才回信解释：之前冷淡，只是怕惹闲话。
两人重新联系，甚至谈好了结婚。
但又为地点吵起来。
吴宓坚持去巴黎登记，毛彦文要求他来美国。
他不肯让步，语气越来越冲。
毛彦文看透了，果断抽身。1934年，她嫁给66岁的前民国总理熊希龄（她53岁）。
吴宓成了圈内笑柄。
熊希龄去世后，他还想重追毛彦文，被对方彻底拒绝。
此后，他又和女学生高棣花、作家卢葆华纠缠不清。
卢葆华为接近他，开了一家叫“潇湘馆”的牛肉馆。
吴宓觉得这名字亵渎《红楼梦》，竟拿着拐杖上门砸店。
这些事，钱钟书都看在眼里。
所以那封信，写得毫不留情。
晚年，吴宓再陷婚姻陷阱。
女学生邹兰芳以“无依无靠”为由逼婚。
婚后他才知道，对方是为了躲避政治风险，还隐瞒了肺结核病史。
两年后，邹兰芳病逝，他孤苦一人，晚景凄凉。
根据《吴宓日记》、清华大学档案及多位学者研究，吴宓一生情感执念极深。
他把毛彦文理想化，当成精神寄托，却忽视真实的人性与责任。
离婚、求爱、被拒的过程，在1930年代北平文化圈广为人知，李健吾的《新学究》确以他为原型。
钱钟书的讽刺虽然尖锐，但点出了一个事实：
这位留洋学者，骨子里困在旧式文人的痴情幻想里。
他抛妻弃子，追求所谓“真爱”，换来的不是圆满，而是一连串的狼狈与孤独。
最终，他只能独自咽下自己酿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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