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5日，虽然夏天才刚开头，但台北的气氛冷得像冰窖。
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气得手都在抖，大笔一挥，签发了一道火药味十足的命令：第九军军长孙进贤“叛国投匪”，立马剥夺所有勋章，那些头衔职务统统革除。
老蒋这时候还不知道，就在海峡那头，仅仅过了8个月，这位被他骂作“投匪”的孙军长，已经在云南被执行了枪决。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起义的国军将领一抓一大把，死磕到底的也有，但像孙进贤这样，把两头都得罪死，既被国民党定性为叛徒，又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的，还真是独一份。
这究竟是命运给他的黑色幽默，还是他咎由自取的必然？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初。
地点是云南边境，无量山深处。
那时候的国军第九军，早就没了正规军的威风，三千多号人被堵在山沟沟里，要吃的没吃的，要援兵没援兵。
战马早就宰了吃了，野菜也被刨得干干净净，那几天连耗子都快绝种了。
孙进贤这个军长，心里那个苦啊，简直没法说。
山下，“共军”的包围圈跟铁桶似的，喊杀声和劝降声一天到晚不停。
撑了三天三夜，孙进贤彻底破防了。
为了活命，他派了个情报科长下山去探口风，甚至卑微地表示，哪怕给个“起义”的名分，大家脸上都好过点。
但这回解放军的态度硬得像石头：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条路走。
谈判桌上，解放军代表周峰那是相当霸气，拍着桌子让孙进贤必须缴械。
孙进贤心里直打鼓，他总觉得如果不投降，对方那个“周军长”指不定带着多少千军万马冲上来，把自己这点残兵败将碾成渣。
权衡了半天利弊，孙进贤最后还是认怂了，带着三千残部举了白旗。
然而，当他真正走进解放军的营地，看清了负责包围他们的部队家底时，孙进贤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负责阻击和包围他们的，仅仅是解放军的一个团级阻击分队，满打满算不过600来人。
那一刻，孙进贤猛地一拍大腿，那句懊悔的话脱口而出：“早知道只有这点人，我就带着几千弟兄突围去缅甸了！”
聪明人往往就死在自以为是的聪明上，这一眼看破的“真相”，反而成了催命符。
这句话，算是把孙进贤的小心思暴露得底掉。
其实翻翻这人的履历，你会发现他也不算是个草包。
河北庆云人，杂牌军出身，能在讲究门第的国民党军队里混进中央军嫡系57师，还被保送黄埔高教班，说明确实有两把刷子。
抗战那会儿，他在“虎贲”57师里也是号人物，淞沪、武汉、常德几场恶仗打下来，身边的同僚死的死、伤的伤，他却总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特别是在常德保卫战那种绞肉机里，他还能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成功。
那时候的他，身上多少还有点血性。
但历史的车轮滚到解放战争后期，孙进贤的心态彻底崩了。
从山东警备旅到淮海战役的覆灭，再到化装潜逃回云南，他练就了一身“逃跑主义”的绝学。
特别是到了1950年，当解放军入滇如同秋风扫落叶时，孙进贤的人性底线彻底没了。
当时国民党在云南的残部计划撤往缅甸，孙进贤为了自己逃命，竟然在过江后下令炸断了沅江大桥。
这一炸，把负责掩护他的友军——曹天戈的第八军和汤尧总司令全给卖了。
看着对岸友军被解放军包饺子，孙进贤居然还能沾沾自喜地对部下说：“翻过无量山，共军就追不上咱们啦！”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谓的战友兄弟情义，比一张草纸还薄。
更讽刺的是，孙进贤以为投降了就能保住身家性命。
当时负责指挥入滇作战的陈赓司令员，为了安抚人心，在宣传上还特意给了面子，把他的“投降”说成了“投诚”。
这本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孙进贤是怎么回报的呢？
他在发现看管他们的解放军兵力单薄后，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躁动了。
仅仅投降三天，他就利用旧部关系策动叛乱，企图反咬一口，杀出重围继续往缅甸跑。
他忘了，此时的国民党士兵早就厌战了，谁还愿意跟着他去丛林里当野人？
这场闹剧不到一天就被平息，孙进贤也从“投诚将领”瞬间变成了阶下囚。
这一次，没人再给他机会了。
组织上在审查中发现，这个孙进贤不仅反复无常，而且在之前的战争中手脚极不干净，纵兵抢粮、杀害百姓的旧账被一笔笔翻了出来。
1951年2月，经过公审，孙进贤在云南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投机钻营的一生。
而在海峡对岸，因为信息闭塞，国民党高层只知道孙进贤带着部队下了山，却不知道他后来又搞了次“反叛”。
在蒋介石眼里，这就是典型的变节。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台湾方面褫夺了他的勋章，骂他是叛徒；大陆方面枪毙了他，定性为反革命。
孙进贤的一生，其实是那个时代许多国民党旧军官的缩影：没有坚定的信仰，把打仗当生意，把战友当筹码。
在顺风局里或许能当个猛将，一旦到了逆风局，人性的贪婪与怯懦就暴露无遗。
他以为自己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高手，殊不知在历史的洪流面前，这种首鼠两端的投机者，唯一的结局就是粉身碎骨。
如果他在无量山哪怕多一分真诚，或许后来的特赦名单里会有他的名字；又或者他在沅江边哪怕多一分义气，也不至于落得个身后骂名滚滚。
1951年那个初春的清晨，枪声响过之后，除了几只受惊的飞鸟，山谷里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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