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将如云，但死得最让人意难平，同时也最让人感到悲壮的，吉鸿昌绝对算一个。
死得悲壮
1934年的初冬，北平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在北平陆军监狱的刑场上，一位将军搬了一把椅子，大马金刀地坐下，对着行刑的特务怒吼：“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别在我背后开枪，那是小人行径，到前面来，朝我胸口打！”
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倒在了血泊中，年仅39岁。吉鸿昌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要知道，在他被捕之后，整个国民党上层几乎都要炸锅了。
他的老长官冯玉祥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求情，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作保；国民党内部的元老级人物，像李宗仁、白崇禧，甚至是孙科等人，都纷纷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刀下留人。
这就让人非常纳闷了，按理说，这么多大佬同时出面保一个人，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得给个面子。毕竟在民国那个讲究人情世故和派系平衡的官场里，杀一个有名望的高级将领是大忌。
可结果却是，蒋介石不仅没给面子，反而下了一道“立斩不赦”的死命令，甚至为了怕夜长梦多，连正规的审判流程都还没走完就匆匆行刑。
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或者说是什么触碰了蒋介石的底线，让他即便得罪半个国民党高层，也要非杀吉鸿昌不可？
让蒋介石睡不着觉的“刺头”
要搞清楚吉鸿昌为什么必死无疑，咱们得先看看他是怎么把蒋介石得罪死的。吉鸿昌出身于著名的西北军，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员猛将，人送外号“吉大胆”。
这人打仗不要命，但性格也倔得像头驴，认准的理儿，谁也拉不回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攘外必先安内”，逼着各路杂牌军去剿共。吉鸿昌当时驻扎在河南潢川，蒋介石让他打红军，他是一百个不愿意。他觉得，日本人都在东北杀人放火了，咱们中国人还在这儿自相残杀，这叫什么事儿？于是，他不仅不打红军，还偷偷地搞“联共”，甚至在部队里印发反日宣传册。
这事儿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那还了得？蒋介石气得直接解除了他的兵权，逼他去国外“考察”。
这要是换个软柿子，可能就拿着钱在国外享清福了。可吉鸿昌在国外转了一圈，看着外国人嘲笑中国是“东亚病夫”，心里的火那是蹭蹭往上冒。
回国后，他根本不理蒋介石那套，直接跑到了张家口，和冯玉祥、方振武一起拉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
这下子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
在蒋介石看来，你吉鸿昌这是在公然造反，是在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虽然这支抗日同盟军后来在蒋介石和日军的夹击下失败了，但吉鸿昌并没有消停。
他潜回了天津，躲在租界里，继续联络旧部，甚至开始秘密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吉鸿昌的名字早就被画上了红圈，成了必须铲除的头号心腹大患。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刺头”如果不拔掉，他在北方的统治就一天安稳不了。
天津租界里的枪声
既然成了眼中钉，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自然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围了上来。当时的吉鸿昌主要在天津法租界活动，他把家安在了国民饭店。
之所以选在租界，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抓人，这里相对安全一些。
但是，吉鸿昌低估了蒋介石杀他的决心。军统（当时叫特务处）天津站接到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吉鸿昌，活的抓不到，死的也行。特务们早就买通了饭店的茶房，摸清了吉鸿昌的活动规律。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正在国民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和几位抗日同志秘密开会。
突然，房门被一脚踹开，几个穿着风衣的特务冲了进来，抬手就是一顿乱枪。吉鸿昌反应极快，虽然肩膀被子弹擦伤，但他还是敏捷地躲避，并试图反击。
枪声一响，整个法租界都乱了。法国巡捕房的人闻讯赶来，把吉鸿昌和特务们都带走了。这时候，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按理说，吉鸿昌是在租界被捕的，涉及政治犯，法国人一般不会轻易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但是，国民党外交部这次是下了血本，又是送钱又是施压，跟法国公使软磨硬泡。蒋介石甚至亲自过问引渡的事宜。法国人本来就怕日本人，也不想为了一个中国将军得罪南京政府，再加上收了好处，最后竟然同意将吉鸿昌引渡。
就这样，吉鸿昌从相对安全的租界，落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手里。这一下，真的是羊入虎口，插翅难逃了。
元老们的电报
吉鸿昌被捕的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毕竟他是抗日名将，在老百姓心里威望很高。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急了。这位倒戈将军虽然在政治上总是摇摆不定，但对自己在这个老部下，那是真的有感情。
冯玉祥不仅自己四处奔走，还发动了他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关系网。他甚至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言辞恳切，说吉鸿昌虽然有过激行为，但毕竟是一心抗日，罪不至死，希望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网开一面。
除了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桂系大佬也发了电报。他们保吉鸿昌，一方面是出于对英雄的惜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蒋介石添堵，显示一下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就连国民党内的“太子派”孙科，以及元老于右任等人，也纷纷表示关切。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的案头堆满了求情的电报。按照民国官场的惯例，既然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面了，蒋介石通常会做个顺水人情，哪怕是判个无期，关一阵子再放出来，既全了面子，也显得宽宏大量。
当年反对蒋介石的人多了去了，像唐生智、张发奎这些人，最后不也没死吗？
所以，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吉鸿昌虽然受点罪，但性命应该是无忧的。甚至连吉鸿昌的家人都觉得，只要钱花到了，人找对了，这事儿就有转机。
可是，他们都想错了一点，那就是吉鸿昌身上，有一个让蒋介石绝对无法容忍的“死穴”。
致命的秘密身份
之所以前面那些人反蒋没事，而吉鸿昌非死不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反蒋，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他抗日，而是在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一点是蒋介石的底线中的底线。早在他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时候，吉鸿昌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性质完全变了。如果说冯玉祥、李宗仁反蒋，那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兄弟阋墙”，肉烂在锅里；但吉鸿昌变成了共产党，那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必须要斩草除根的。
蒋介石通过特务机构，早就掌握了吉鸿昌在天津不仅仅是搞抗日活动，更是在替共产党发展组织，运送武器，甚至还在策划新的武装暴动。
在审讯过程中，国民党的法官曾经试图让吉鸿昌供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吉鸿昌当然是只字未吐，但这反而坐实了他在共产党内的重要地位。
对于蒋介石而言，一个有威望、会打仗、手里还有旧部号召力，并且已经“赤化”了的将军，如果放虎归山，那后果不堪设想。他担心吉鸿昌一旦出去，马上就会拉起一支红色的队伍，在北方腹地插上一把尖刀。
所以，面对冯玉祥等人的求情，蒋介石表面上哼哼哈哈，心里却早就下了杀心。他甚至认为，这些求情的人，要么是糊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那道催命的“立斩”令
就在冯玉祥等人还在为营救吉鸿昌而努力的时候，蒋介石的手段却变得异常雷厉风行。他深知夜长梦多的道理，舆论压力越大，他就越要快刀斩乱麻。
1934年11月23日，蒋介石绕过了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给北平军分会下达了一道密令：“就地枪决，立斩不赦。”
接到命令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北平陆军监狱的气氛突然变得肃杀起来。吉鸿昌似乎早有预感，当狱卒端来丰盛的“断头饭”时，他从容地吃完，然后向看守要来了纸笔。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吉鸿昌没有流露出一丝恐惧。他提笔写下了一封给妻子的遗书，那是铁骨柔情的最后交代。
紧接着，他又挥毫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完之后，他整理了一下衣衫，昂首阔步走向刑场。在雪地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拒绝了下跪，拒绝了背后行刑。他那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让在场那些负责行刑的特务们都吓得手抖。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吉鸿昌倒在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上。
蒋介石用最极端的手段，强行切断了所有救援的可能。等冯玉祥他们收到消息时，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只剩下无尽的悲愤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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