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是一种非虚构的情感表征系统，它有明确的交流对象和表达目标。” ——魏澜、张乐天：《私人书信中的男女青年情感实践——以一组1961—1986年的家书为例》，《清华社会学评论》2025年第1期，页71-92。
本期评议：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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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2期（总第17期）。作者魏澜、张乐天讲述了私人书信与情感研究。他们所用的“田野”材料是一对夫妻及其家人从1961年至1986年的数百封私人书信（这组书信已公开出版，人类学者阎云翔等人亦做了研究），书信主人公陆庆生和江贞媛生于1936年，于1961年进入恋爱关系，次年结婚。他们的夫妻关系，以及婆媳等家庭关系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恩爱、关心，也有指责、逼问、忏悔。他们在浪漫爱情、革命、传统道德等诸多认知方面都存在差异。作者从1986年的最后一封信判断他们应是白头到老。
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书信在数字年代是稀缺的“古董之物”，但个体之间的爱情是人类永恒的实践主题。
以下内容由《清华社会学评论》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原文所选书信材料均来自复旦大学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收藏的历史资料；出于对书信撰写者隐私的保护，对书信中所提及的单位与姓名等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
作者｜魏澜、张乐天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对“情感”的关注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系列以情感为核心的史学著作的出版，“情感”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20世纪下半叶，大量以“情感”为关键词的作品涌现，许多情感研究理论也应运而生。在当前学界对中国人的“情感”展开的研究中，成功的案例多为文化研究，取材于文学作品（包括哲学典籍），结合多学科方法进行。
比如李海燕主要基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运用情感谱系学（genealogy of sentiment）方法，通过辨识“情”这一能指的发生、盗用和阐释等不同发展节点，追溯其衍生的路径（李海燕，2018）。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
作者：[美]李海燕
译者：修佳明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
作者：[意]史华罗
译者：林舒俐 谢琰 孟琢
版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
史华罗通过对明清文本的考察，结合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进行解读（史华罗，2009）。同时，他还通过近百年来的文学作品对“中国人的爱情”进行了阐释（史华罗，2012）。蔡宗齐通过梳理“情”在先秦哲学著作和两汉六朝文论中衍生的不同含义，勾勒其历史演变的轨迹（蔡宗齐，2020）。吕坤维（Louise Sundararajan，2019）运用物理学中的“对称性”与“对称破缺”理论框架，结合心理学、古典哲学（如儒家、道家、佛家）文本以及文学作品等，解释中西文化不同的认知偏好，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感。这些研究都是围绕虚构文本或哲学典籍展开的，而聚焦于“情感”的实证研究却比较少见，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调查研究相对有难度，进入一个人的情感世界总是非常困难的。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剧照。
从“情感”的角度来考察集体化时代的民众及社会变迁的研究刚刚起步，但毫无疑问，“情感”为我们研究集体化时代普通民众真实的心理和生活状态提供了良好的视角，也为打破集体化时代个体存在状态的刻板印象开辟了通道。
本文基于笔者对一对夫妻（陆庆生和江贞媛）及其家人1961—1986年679封私人书信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情感”的视角对这组私人书信进行解读，以考察这一历史阶段中普通人的情感与婚姻实践。陆庆生和江贞媛的书信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了夫妻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及婚姻实践，由于这些书信历时较长，还对我们理解长时段的变迁过程，包括价值体系的变迁、个体心理状态的变迁等有所帮助。贞媛和庆生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场悲剧。虽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日常争执和矛盾十分常见，但是在贞媛和庆生的通信中，争吵和负面情绪的表达却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而且争执的强度可以说是充满“暴力性”的。怀疑、羞辱、愤恨，成了他们的通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即便是这样令人痛苦的夫妻关系，却维持了几十年，从1986年（当时他们50岁左右）的最后一封信看，他们很可能是白头到老了。
假如将阅读这些书信视为一次田野调查，那么，为什么贞媛与庆生始终无法形成一种互信互爱的好关系，而让这段婚姻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为什么贞媛会对庆生如此不满，他们的关系又是如何维系的呢？基于这两个经验问题，结合笔者所选择的“情感”视角及学界已有研究，笔者的研究问题是：男女两性在不同性别文化的形塑下，所受到的“政治化”影响程度是否具有明显差异？同时，这种差异是否会对他们的婚姻情感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下文将对贞媛与庆生的婚姻和爱情进行民族志式的深描，力图呈现他们婚姻关系的形塑与演变过程。通过这些分析，本文试图指出，集体化时代的爱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话语的影响，但其丰富的内涵无法被政治话语所涵盖，不同个体的情感观念存在差异与冲突。个体对纯粹的“浪漫主义爱情”的追求，也影响着夫妻情感和婚姻实践。
本文分三部分展开。首先，探讨私人书信研究的意义并对研究案例进行大致的介绍。其次，探讨这对夫妻在爱情观上的差异及冲突。最后，在此基础上研究集体化时代这对夫妇的婚姻实践，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婚姻实践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情感”一词，在英文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是emotion，也可以是affect或feeling(Gorton，2007;Massumi，2002;Ngai，2005;Yang，2014），但本文无意于辨析心理学意义上“情感”的内涵，而简单将之视为与认知过程相关的一种直观感受。由于情感产生于身体与其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等）之间的互动，因此，本文不光对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表达进行分析，还对情感的生产语境以及情感对家庭关系的作用进行分析。
清代禹之鼎《会真全图》（西厢故事图卷）局部。
二、私人书信与情感研究
首先介绍一下私人书信研究在情感研究和历史研究上的价值。
私人书信研究的代表人物利兹·斯坦利曾总结了书信的三个特点：第一，书信是一种对话，它具有基于书写者与读信者之间的反复交流而发展出的相互性特质；第二，书信是立体的，它的视角并不是固定的，其结构与内容会随着特定收信者与时间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书信是即时的，它不是由研究者的关注所决定的，相反，它有自己的前提和规范（Stanley，2004:202-203）。这三个特点都显示，书信对研究集体化时代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私人书信的“对话性”，私人书信既是信息交换的媒介，也是一种关系实践。正如大卫·巴顿（David Barton）和奈杰尔·霍尔（Nigel Hall）所强调的，研究书信时，最具有启发性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实践，验证书信文本、书信的参与者、书信中所描绘的活动和物件的社会语境，从而更多地了解“写信”在社会中的角色（Bartonand Hall，2000）。在特定时代，很多社会关系的维系主要依靠的就是通信。
电影《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1948）剧照。
私人书信的“立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书信内容的冗杂、信息之繁多，生活本身的冗杂无序都可在书信中得到呈现。一封信的内容可能从情感表达到物资寄送，从工作情况到道德伦理反思，可谓无所不包。同时，以一对夫妇的通信为例，其从恋爱初期到中年阶段，关系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书写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
关于私人书信的“即时性”，我们可以理解为，书信中存在大量只有在当时场景下才能产生的“即时性”情感及思想表达，这些书信中的信息常常有其出现的前提与语境，是通信者彼此能够意会的，而作为第三方读者，由于我们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通信者之间的“默契”，我们需要联系前前后后的书信进行推测来了解情感及思想表达的“场景”。
以上三个特点都显示，书信具有作为基层史料的学术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书信中看到大量的在“公共舞台”上看不到的非官方信息，可以窥探书写者详细的心理过程、丰富的情感与微妙的情绪变化。阎云翔、李甜和黄彦杰指出，书信是对国家所保存的正式档案资料的必要补充，书信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细节，以及日常社会生活本身的面貌；包含了个人经历、道德困境、心理状况、情感斗争等（Yanetal.2021）。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私人书信在研究“情感”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书信是一种非虚构的情感表征系统，它有明确的交流对象和表达目标，多以信息交换为主，但常常会伴有情感的表达。当交流对象是关系亲密者，比如伴侣、直系亲属等时，书信中往往有许多无意识的情感表达，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互动，会引起新的情感，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osenwein，2010:20）。同时，书信对于理解“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的社会建构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关于自我”的书写，但这个“自我”又来源于社会与历史。正如乌尔特·弗雷弗特指出，情感作为“自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特质成为理解主观的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弗雷弗特，2016）。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第一人称叙述材料对于“自我”的社会建构具有特殊意义，而在解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情感被置于聚光灯下进行考察。虽然历史学家所用的历史资料描绘的情感不太可能成为呈现客观外部现实的窗口，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揭示资料撰写者的“主观现实”。研究情感及心境的方法与研究其他历史现象是不同的，它考察的是深层的或多或少的无意识领域，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潜藏于哪怕是最明显最平常的范畴和定义中（史华罗，2012）。它试图重建所谓精神结构，也就是重现一个文化领域中所有心理元素的总和，它们都根植于集体精神，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反作用于它（Massumi，2002:37-38）。在这个意义上，私人书信便成为我们理解“情感”这一私密领域难得的好素材。
陆庆生和江贞媛私人通信《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u Qingsheng and Jiang Zhenyuan，1961-1986》，由张乐天（本文作者之一）和阎云翔编著。
本文所使用的是陆庆生和江贞媛之间长达26年的通信记录。由于这组书信已经公开出版（Zhang and Yan，2018），已经出现了几篇考察这组书信的论文。李甜和阎云翔曾就本文所使用的679封撰写于1961—1986年的书信发表过一篇论文（Liand Yan，2019），他们通过陆庆生与江贞媛以及他们与家人之间的通信，考察了集体化时代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钱毓芳和董颖颖（2021）用语料库方法，从“工作话语”角度对同一组书信进行了解析。丰箫（2021）也通过这组书信，对20世纪60～80年代人们的身体与疾病状况进行了解析。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试图从“情感”的视角对这组私人书信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不同性别主体以及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即政治如何对男女青年的婚姻情感实践产生不同的形塑力量，个体之间的差异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婚姻实践。
三、贞媛与庆生的情感实践分析
（一）炙热的爱情表达
这组书信的男女主角陆庆生和江贞媛都出生于1936年。庆生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工人家庭，贞媛则来自湖南长沙。两人大约于1957—1961年在北京读大学，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学习的可能是工科专业，1961年夏天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陆庆生从事的是“选矿”的工作，而江贞媛从事的是矿产研究类的工作。他们的恋爱关系大约在1961年夏天开始，后于1962年9月结婚，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63年6月。陆庆生的家庭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是童养媳，从家庭成分上看，庆生算得上出身良好，虽然信中没有具体信息透露庆生父母的具体工作。相比之下，江贞媛的家庭因其父早年放贷收利息而被定性为剥削阶级家庭，这一家庭背景也对贞媛及其兄弟姐妹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电影《阿诗玛》（1964）剧照。
贞媛的大姐贞聪在1965年给庆生的一封信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家庭背景。贞媛的祖父是一名手工缝衣匠，祖母做过女工，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留下的六个孩子，除了一个有小土地出租，其余都为中农。贞媛的父亲12岁外出做学徒，直到30岁娶了比自己小12岁的贞媛的母亲，而贞媛的母亲10岁就做了他们家的童养媳。贞媛的父亲30岁之后开始摆摊做生意，种菜到城里卖，1945年负债买了点土地，为了省钱买地，父亲甚至不让贞聪读书，原因是：“当时父亲限制用费加上做买卖剥削就是想‘发财’买点地，父亲说祖祖辈辈没地，苦够了，死也没地方埋，因此他千方百计要买地。”（Zhang and Yan，2018:403）从1964年7月22日庆生给贞媛的一封信可以推测，贞媛的父亲在1964年还在继续拿“定息”（Zhang and Yan，2018:65-67）。
从家庭成分上看，庆生具有绝对优势。然而，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未显示出庆生具有这样的实际优势，这点笔者在下文中将会详细说明。同窗五年，庆生与贞媛一直只是普通朋友。庆生在此之前有另外一位女友，但因其家庭出身差，政治上不进步，又考虑到“道德责任”问题，庆生虽然内心决意与她分手，却一直与其保持联系。用庆生自己的话说，他在1959年已经与这位前女友开始分手，1960年3月则开始对贞媛产生爱情。直到毕业之际，大约在1961年6月，庆生和贞媛才成为男女朋友。
对于庆生而言，“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是其选择伴侣的重要条件。对于贞媛而言，她在恋爱期间的书信大量缺失，笔者只看到了1964年之后的信件，而这时候，他们已经出现了许多冲突，笔者只能从一些间接的表述中推测，贞媛对于夫妻之间的真诚、坦率更加看重，她对庆生最多的“控诉”就是“虚伪”“不真诚”。
1961年毕业后，庆生和贞媛都留在北京从事矿业采集的研究与技术工作，毕业差不多一年后，也就是1962年9月，他们结婚了。可以说，在当时，他们的家庭与工作都非常完满，物质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富庶，但在那个时代至少也是让人羡慕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通信留存，主要是因为两人经常因工作安排离开北京，驻点全国各地工作，长则几年，短则几周。可以说，“异地”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常态。比如，1963年、1964年，庆生大多时间在广西、贵州等地工作；1964—1966年，贞媛则很多时间在西北地区；1969年，庆生很多时间在云南工作，而贞媛则很多时间在江西；等等。贞媛和庆生可以说是基于自由恋爱而进入婚姻的，用庆生的话说，是基于同学五年深刻的理解，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结合的。
我最亲爱的媛： 当我看看我们俩在一起照的相片时，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无限的温暖，爱情的幸福和欢乐就陶醉我了！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你那永远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的微笑，你的爱情感染了我，使我获得了鼓励和力量！同时当我看到待在你身边的我时，我觉得我倒像个地道的傻小子了！（Zhang and Yan,2018:20） 至于我为什么要爱你，这很简单明确：我们共同五年生活在一起，是我们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础。我们都相信党，愿意为党工作，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很好的进步(几年来我们都有很大的进步，首先这是党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虽然你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但这正是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基础。（Zhang and Yan,2018:6）
他们最初的通信充满着浪漫爱情的热烈表达，而这种爱情也洋溢着丁玲式的乐观主义，一种革命化的超我体验。但是，它同时也有丁玲式的个体主义挣扎，这种“挣扎”在后来婚姻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在最初阶段里，它则以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面貌被呈现。
请你相信我，我不是一个情感颓废的“恋爱至上主义者”……“爱情只是幸福生活大大花篮中的一朵蓝色小花。”虽然它是美好的，但它只是人生宽广丰富的生活内容的一个方面。（Zhang and Yan,2018:4）
庆生在爱情表达中，显然也将这种个人的浪漫主义爱情与革命英雄主义合一，用白露的话说，这是一种“革命加恋爱”模式（Barlow，1991）。但是这一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爱情，只维持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并且直至1986年，也就是笔者所能收集到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作时，也未见他们的亲密关系得到更好的发展。
如上文所述，贞媛在恋爱期间的书信完全缺失，因此只能间接推测。1963年2月，从姐姐贞聪给贞媛回复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贞媛指责庆生“不真心诚恳，对爱情不严肃、漂浮”，并强调“我是他的妻子，不容他有半点不忠实和不尊重的地方”（Zhang and Yan，2018:318）。在另一封1963年6月贞媛给姐姐贞聪的信中，她写道：“我痛心的是庆生对我不关心，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没有志同道合的爱情，他和我没有商量，没有多少研究，而我总要求，能多谈心，有商有量就好。我有疼痛等，他不知是性格问题还是怎样，无所谓。……庆生这个人对待我，我认为他不尊重我，不把我当成亲人、朋友、同志一样。”（Zhang and Yan,2018:329）
（二）婚后矛盾的出现
1963年6月，庆生和贞媛的第一个孩子沁芳（“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国红）出生。孩子出生后，庆生的母亲来北京照顾贞媛和孩子。然而，这期间婆媳在日常相处中多有摩擦，比如，婆婆不让儿子洗尿布，认为这是男子禁忌，让媳妇自己洗，但是媳妇认为婆婆封建迷信。在诸如此类的日常摩擦中，庆生虽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新人”，却对母亲的意见非常顺从，他在处理婆媳关系时，采取了“孝道”优先于“夫妻之道”的原则。他对贞媛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也颇为不满。在心里，庆生对父母总怀有很深的“同情”，他认为父母吃过太多的苦，作为儿子，他总有偿还的想法。从庆生给贞聪的一封信中可见庆生对父母的这种心情。这封信提到贞媛出差会路过武汉，庆生希望姐姐贞聪能劝贞媛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说：“他们（指庆生的父母）是已经受了一辈子苦的晚年人了，在世还有几何？”（Zhang and Yan,2018:363）
根据贞媛给庆生妹妹的信中的描述，致使庆生与贞媛的情感遭受重创的一次事件大致如下：庆生的母亲在贞媛月子过后要求她做饭，贞媛心有不悦，做好饭后，庆生让贞媛请老人吃饭，贞媛拒绝，庆生一气之下掌掴了贞媛。贞媛说，“有生以来没有想象得到的，有如晴天霹雳的打击。”（Zhang and Yan,2018:441）
在我生孩子后，你母亲来后，你到底想些什么，为什么要对我那样？回来后从来没有陪伴过我，和我谈谈家常、商量问题达五分钟之久，而你和你母亲在星期六的晚上在外谈到深夜，过后只说是谈问题，好像是打通思想。我真难以理解，为什么我每天哭哭啼啼请求你对我好点，你无动于衷，为什么你要打我，你说我对老人不好，举出具体的例子和说出你的道理。上次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说是你打后知错了，是这样吗？为什么第二天你撕掉我的衣服并要跟我离婚？……追溯过去，联系现在，对你我是怀疑的，你处理个人问题的真实所在……(Zhang and Yan，2018:232)
电影《李双双》（1962）剧照。
贞媛不仅仅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更为庆生在她最脆弱、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没能给她用心的照顾而心寒。这样的质问在这批书信中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地出现，庆生也反反复复地忏悔与解释，但贞媛多年都不能原谅。她认为，庆生非常的自私，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那些超越个人的奉献与牺牲，但哪怕对自己最亲密的妻子，都没有真心相待。因为贞媛认为自己坐月子时，正处于人生中最脆弱的阶段，而庆生在这个阶段的表现则完全背离了贞媛的期待。因此，贞媛意识深处那些被压制的想法与诉求，比如，对庆生的不信任、怀疑、对更理想的爱情的需求都由于这次家暴事件被“激活”了。
贞媛对庆生的“感情历史”本身就存有怀疑，包括他与前任女友的关系、他与一个姓孔的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她都存有怀疑，她因此认为庆生轻佻而不负责任。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庆生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尊重她，而只是把她当件衣服。庆生对她说话时，的确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比如，教育她在政治上如何进步、批评她“不堪教育”（Zhang and Yan，2018:217）等，这种“姿态”，一方面是因为贞媛的出身不好（父亲是富农且吃“定息”），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男权思想的一种变相表达。但庆生是这样看待自己掌掴贞媛一事的，他说：
首要的是我的诚心诚意检讨认错，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你也可以帮我挖根子。我自己挖出些什么呢？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妈来后，你晚上跑到我床边来要钱、去洗冷水，我认为你太不懂事，更主要的是伤了我在妈妈面前的“威信”和“面子”。……（我）确实是自知理亏呵！我有什么权利呢，旧社会这种夫权意识和粗暴的思想作风。（Zhang and Yan,2018:54）
信末，庆生还特意写了一句，“不要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苦。影响不好，不了解的人会说是叫苦”。从庆生书信的许多内容中都可以发现，他对“外部评价”总是处理得非常谨慎。
从某种程度上讲，庆生的这一过激行为是可以为普通人所理解和原谅的，比如，贞媛的姐姐贞聪就在1963年的一封信中劝贞媛说：“说到他的家庭，这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意识在作怪，庆生也无法和无能将它很快地扭转和改造过来，你又何必总是去责怪他呢？”（Zhang and Yan，2018:340）然而贞媛拒绝理解，也不愿意妥协，给庆生这个“旧意识”一个合法存在的空间。她所追求的，是自己作为个体的妻子，“被爱”且被置于其伴侣价值体系的核心位置。
电影《家》（1957）剧照。
“五四”之后，在启蒙主义影响下，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成为新风尚，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性。男女之间的爱情作为一种对民主、平等、自由的诠释，成为对抗儒家礼教的力量。而浪漫爱情与孝顺之间对抗性的争辩关系，用李海燕的话说，就成为演练主体性与社会性新模式的一块重要阵地（Gorton，2007:17）。然而直至20世纪60年代，即便是在庆生与贞媛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浪漫爱情观与以家庭主义为基础的儒家爱情观之间的张力仍然是非常强烈的。
（三）本真之爱还是虚伪之爱
对于贞媛而言，遵从自己的本心生活，在婚姻关系中得到“本真之爱”，是她内心所期待并坚持的。这种对“本真性”的追求，也许源于她所处时代的文学、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影响。贞媛经常自己看电影，甚至读莎士比亚的小说。在1964年5月1日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对庆生说：
庆生啊！亲爱的，今晚我刚看完电影，想提笔接下去写几句思念之情，可是一写又扯了一大套，我越来越感到我这种心理状态是难以改变了，特别是自长沙回来，我更坚定了靠自己去解决心理问题的想法。我一定要依照我自己的心理生活，否则我不甘心，为什么我就不能获得一般人能有的正常的生活？（Zhang and Yan,2018:220）
基于对“本真之爱”的某种执着，贞媛认为庆生给她的并非她所期待的“至真至纯”之爱，她甚至认为庆生就是一个“虚伪”“不真诚”的人。她说“庆生像奴隶一样服侍我，但（对我）毫无感情”（Zhang and Yan，2018:364）。1966年2月23日，庆生在信中表达了对贞媛的思念之情，但是，贞媛则在信末批注道：“你这个人为什么会这般虚伪呢？我数日未接到你的信，我以为死了呢！惦记呀！想念呀！从你的心就可以看出来，口号倒是响亮，可惜像放屁一样使人讨厌。”（Zhang and Yan,2018:103）
庆生在信中有过多次“忏悔”，然而交流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965年5月30日，庆生在信中忏悔道：
我粗暴，我在实际行动上不懂得如何处理家庭生活，我在思想意识上有严重的夫权思想残余。我的罪过是我无嫉无猜地爱你，而要求你也同样对待我。从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想过，只要我俩在政治上没有道路的分歧，我就要与你生死在一起。 我现在、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爱情上只有卑鄙的人才虚伪，才隐瞒自己的观点。今后我愿意清洗我的罪过，改正错误。今后我将在实际行动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而不管你采取什么态度。（Zhang and Yan,2018:93）
而贞媛却由于对这些“忏悔”的不信任，始终深陷在对庆生的怀疑中。
我真对你太不了解，以前不了解还可以算了，可是现在哩，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在里面你是有隐瞒的……所以我又不得不跟你吵嘴，这样的日子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痛苦，你知不知道？（Zhang and Yan,2018:258）
贞媛对庆生的怀疑与怨怼，也许是出于她个人性格的偏执、多疑以及完美主义。在给庆生的一封信中，贞媛的姐姐贞聪也说道：“贞媛她们是甜里生、甜里长，她一贯是不想多的事，比较任性的，家里人和邻居都说她懵懂，说她是懵懂运、有好命，她确实也够有福的了。可是她不承认，她说她念书时也很苦，解放后搞集体活动也挨过骂等，但和我比，她是够幸运的了，她挨的骂不及我挨的打多。”（Zhang and Yan，2018:404）贞媛作为家里那个会读书、长得漂亮、有姐姐照顾的孩子，的确在成长过程中相对顺风顺水，因此，性格上也可能过于“较真”。姐姐贞聪也屡屡提醒妹妹不可太过心胸狭隘。比如，在1964年5月29日的一封信中，贞聪也表示对妹妹贞媛忧郁多疑的性格感到遗憾：“实际上你有搞好家庭生活的条件……妹妹，你的胸怀应该开阔一些，看问题也要全面一些，不能老抓着一点不放呀！”（Zhang and Yan,2018:365）
实际上，从贞媛与家人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她虽然敏感多疑，但也非常直率坦诚，她的家人都认为她“嘴硬心软”（Zhang and Yan，2018:93，546）。这种“坦诚”的性格，让她对伴侣也有很高的“坦诚”要求。贞媛要求庆生对她毫无保留、绝对忠诚、绝对坦诚，她在他们的关系中，一直在不断追求一个所谓的“真实思想”：
人们应该老实地谈出自己的真实思想，不要以为口里说得好听，自己做了些什么别人不知道。对于你的过去，所有的思想你自己应严肃对待。（Zhang and Yan,2018:266）
然而，如果将庆生的情感定性为“虚伪与无情”，他显然会感到非常冤屈。他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忠君、父权、孝字当先，以及他所处时代倡导的革命爱情，也许可被视为一种外在性道德力，然而，如许多信中所呈现的，他对贞媛的爱也是不可否定的。
现在是深夜了，一天以来的情绪给食欲带来的影响，像恶性传染病一样，又带给了我的睡眠了。我无法安静，我多么担心将降临给我的生命力无法抵御的精神打击呵！此刻我的无法摆脱的心灵的抱屈的痛苦爆发了，它像一只魔爪捏住了我的肝脏在向外掏，无法隐忍的阵阵绝痛在残杀着我……我痛苦极了，此刻我是多么地想能见到你呵！想从你那儿得到亲切和温存的抚慰呵！（Zhang and Yan,2018:36）
接到你的信后，我读过好多次，每次都是内心隐痛，泪往肚子里流。深夜悲惨的噩梦经常使我从梦中哭醒，与我同睡的同志知道后，老追问我，还说我梦里说什么了！（此刻我心痛泪下呵！）我老撒谎说“梦见打仗”“梦见有人追我”等。只要他们一提这件事，我虽无法当人面泪下，但我总心酸心痛。（Zhang and Yan,2018:86）
电视剧《半生缘》（2002）剧照。
这些身体化的痛苦，可以有力地证明庆生所经历的强烈情感。可见，他的“诚挚”情感也是备受挫折的。只是非常遗憾，贞媛始终觉得他“虚伪”。所谓“虚伪”，意为不真实、不真诚。它常常具有道德意涵。而道德虚伪，被认为是一种认知失调，个体具有寻求认知协调的动机，当信念与行为不一致的时候便会产生冲突，促使个体通过改变行为或者态度的方式减少或消除这种不协调状态（Festinger，1957；吴宝沛、高树玲，2012:927）。但庆生似乎并未经历所谓“认知失调”，他也从不怀疑自己的诚挚。贞媛所期待的本真之爱，是与自己的本心完全一致。然而，在革命优先于爱情的时代，她却对自己这一追求感到“羞耻”，因为它是一种狭隘“小我”的再现。
我多么想能彻底翻一个身，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我只想快点到现场去（指去跟大家一起工作），和大家在一起，因为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忘掉一些那痛苦、庸俗、软弱的过去，我是一个大笨蛋，现在我因为对你越来越不理解（本来就不了解）和没有任何一点爱情而又不得不这样生活下去而感到痛苦万端、无法摆脱，我不会像你那样，我是个直肠子，心里有事不说出来更不痛快。（Zhang and Yan,2018:253）
她将自己的情感视为“痛苦、庸俗、软弱”，她希望能通过跟大家一起工作，或者说从事革命事业，来消解自己小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努力却一直遭遇失败，甚至是双重的自我否定，即她既不能超越“小我”成就“大我”，也不能在“小我”世界中找到认同与满足。当贞媛长期处于对自我的否定、对人生境遇的强烈不满又无法突破的困境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大概是陷入了抑郁状态，被囚禁在自己“对以本真状态过日子”的执念之中。这种双重否定与渴望自我突破的挣扎状态，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挣扎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是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反思“无法克服‘小我’成就‘大我’”，“无法脱离‘个人主义’而真正加入‘集体主义’”成为重要的自我批评与反思内容。正如贺桂梅所言，“五四”的个人主义话语和左翼的集体主义话语的对立，导致了20世纪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时的原罪式自我改造论述的形成（贺桂梅，2009:196）。
（四）爱情、道义，还是政治捆绑？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庆生被革职审查，并被下放至北京郊区的农场改造。在1977年4月23日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庆生所在的工作单位宣布对庆生实行停职检查。我们收集到的1967—1977年庆生的书信非常有限，共有29封，其中大多数非常简短，基本是和行程安排、家庭物资需求等相关，工作上的相关内容涉及很少。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明确到底庆生在“文革”期间具体的活动信息，只能大致根据前后的零碎信息推断，庆生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犯了打砸抢、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严重政治错误”而被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Zhang and Yan，2018:186）。但他本人不接受这个判决，并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申诉与等待被判决的艰难历程。他认为自己只是走错了路线，并没有政治野心，错误也并非自己有意为之。
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剧照。
贞媛依然偶尔给庆生写信，也让孩子给父亲写信，并经常邮寄生活物资。但是从个人情感上，贞媛对庆生不再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而这两点曾被贞媛视为爱情的普遍基础。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她说，无论国家如何定性庆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她都不会改变自己对庆生的看法。
我不得不更明确地说，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绝不是等着谁作个什么结论而来个180°的转弯的。陆庆生，尽管以前我们很少思想交流，但是我对你还是了解一些的，你把我当成你的一件衣服，需要时穿一穿，有新的就换下来，没有把我看成一个伴侣，这个是我们家庭的悲剧所在。但是我对你的遭遇是寄予很大的同情的，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说是客观和社会的因素使你犯了错误……但是另外，你也知道，对于夫妻关系来说，没有一个真实的思想的交流，没有互相关心和帮助，只当成一件衣服……这远比犯错误还要糟糕……(Zhang and Yan，2018:277)
由于1973—1978年贞媛的信都缺失了，笔者无法了解更丰富的内容。但从这封1979年的信可以看出，贞媛对庆生已经非常失望，但这种失望，更多是在夫妻关系层面上的，而不是在政治表现层面上的。
然而，虽然贞媛对庆生如此不满，他们的婚姻还是得到了维系。贞媛不但没有离开庆生选择离婚，事实上，哪怕在许多封以争吵为主要内容的书信中，她也不忘在信末询问庆生在外工作的日常所需，为他邮寄食物、衣物、图书等。当庆生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革职审查，并且贞媛获知丈夫曾经有过确凿的出轨经历时，她虽然怒不可遏，但也可以说是不离不弃。这种“不离不弃”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当然是值得讨论的。一方面，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当然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将庆生视为自己的伴侣，他也是孩子们的父亲，是家人。所以她说，作为夫妻不应因对方犯了错误就如何如何（这个“如何如何”根据上下文大概意思是抛弃、落井下石）。
另一方面，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离婚往往被指控为一种代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行为。根据某些地区的统计，“文化大革命”后期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80%，离婚案件又占婚姻案件的80%，但是达成离婚的只占其中的3%。金大陆的研究则发现，“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上海市仅有6489对夫妻离婚，然而，破裂的婚姻却是常见的（金大陆，2005）。因为当时在道德层面上，“非政治化”的离婚理由一旦被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加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祝宇红，2015:96）。
在这个遭遇巨大变故的阶段里，贞媛给庆生的信虽然不多（也可能丢失了），但是，她的存在对于庆生而言却是最大的鼓励。
那个十年，是个雨天路滑的年代，如果说目前我落得个自己摔倒自己爬，那我目前自己爬的勇气主要是来自你的宽容，来自对你的宽容还报的愿望，对孩子们未来的义务……这些我过去都不知道想，那是一种“愚忠”的无私，我现在这样想了，那是一种力难能及的必要，既必要又力难能及，这是一种矛盾，但我将死而无憾地尽力而为。现在我仍然是如此到处飘落，过去是一种盲从的信仰趋势（驱使），现在是一种惩罚的孤零。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个人的命运主宰，是一个时代的结局。（Zhang and Yan,2018:189）
从庆生1977年之后的信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也许并非“虚伪”，而只是“愚忠”。
事情弄到如此，我如果不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现在与将来的信念，对你的报答的愿望，对孩子们的牵挂，如果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死去！我感激你五年来给我的宽容，这是我唯一得到的支持与鼓励。不提过去，仅就五年来给你带来的连累，我也是终生补偿不了的呵！真对不起你。（Zhang and Yan,2018:197）
直到1983年年初，庆生的案子才算有了了结，虽然他仍然对审判不满，感到冤屈，但是，由于审判结果不算过于严重，其所在单位给他的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去掉了“政治”二字（原来的审判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为了不再纠缠于此事，他决定不再申诉，就此结案（Zhang and Yan，2018:203）。
此案了结后，庆生仍然在全国各地奔波，继续从事他的技术工作，而他与贞媛通信的内容也主要围绕孩子与工作。大约在1987年之后，他又调回了北京，因为在1986年6月1日的信中他提及“明年常驻北京”（Zhang and Yan，2018:207）。
在头十多年的婚姻里，庆生和贞媛的关系是非常差的，尤其是贞媛，从书信看，她甚至经常陷入歇斯底里。但是，作为一家人，无论是在经济需求上，还是在情义上，他们都是互相扶持、互相依赖的。他们最后两封信写于1986年6月，庆生在湖南工作，暑假即将来临，他们一家计划在湖南过一个快乐的暑假（Zhang and Yan，2018:208～209），当时他们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可以预计的是，他们大概是白头到老了。
电影《庐山恋》（1980）剧照。
翟学伟（2017）曾将中西婚姻做了一个理想型分类，他将西方人的婚姻定义为“爱情婚姻”（或加法婚姻），相应地，中国人的婚姻被称为“缘分婚姻”（或减法婚姻）。前者的生活方式是制造热烈、频繁亲昵、情感起伏，其动力来自激情、冒险与爱欲，其中蕴藏的是个体的内在体验；后者则无需热烈，视亲昵为多余，更不介意暂时的离别，只需安稳过完一生即最大的幸福，其动力来自对生活安逸的追求，其中蕴藏的是期盼“终生平静”的人生理想。虽然贞媛和庆生的婚姻关系在情感质量上可以说是非常低的，我们也可以说，也许是由于政治压力以及夫妻经济合作关系的诉求，所以这段婚姻才表现出非凡的韧性，贞媛其实完全可以以“政治原因”为由提出离婚，但在“文化大革命”后，他们的关系仍在持续，彼此之间也有关爱之情。因此，我们可以说，亲密感情的诉求只是以一种非常挣扎的方式存在着，却并不能形成一个结束这场婚姻的实质行为。换言之，对于贞媛而言，她既恨庆生对她的“不真诚”“不忠诚”，或者说情感上的“虚伪”，又无法打破各种枷锁与束缚，走出这场甚至从初期就已经冲突剧烈的悲剧婚姻，只能任凭充满内在冲突的情感持续多年横亘在其内心深处，时刻让她陷入强烈的抑郁情绪。
四、结语
从贞媛与庆生的案例中，笔者发现，虽然他们在爱情关系的最初，对彼此阶级与革命意义上的合法性似乎有很大的考量，但阶级与革命属性在婚姻关系的实践中对庆生和贞媛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对庆生而言，他曾因政治思想问题与阶级问题与前女友分手，他对贞媛的爱情也是以政治思想的统一性为基础的，他对贞媛说：“从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想过，只要我俩在政治上没有道路的分歧，我就要与你生死在一起。”（Zhang and Yan，2018:93）在他的认知里，“政治上志同道合”是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底线，但是他的这种“革命优先于爱情”的“理性认知”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关系。即便是后来庆生在“政治上”被否定，贞媛也未曾背弃他。这一“革命优先于爱情”的模式也并未与贞媛的婚姻期待产生冲突。
《诚与真》
作者：[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译者：刘佳林
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对贞媛而言，阶级与革命属性等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对她的爱情与婚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她对庆生的“真诚性”的怀疑。所谓“真诚”主要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特里林，2006）。查尔斯·泰勒把真诚（sincerity）与本真（authenticity）看作本真性（authenticity）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把“本真性”视为当代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背后较高的道德力量（泰勒，2012）。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标识之一的现代社会，其决定性特征便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摆脱给定的外在秩序，并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内向性。它表现为一种关于本真的理想，仿佛自我是自足之物（李海燕，2018:8）。
《本真性的伦理》
作者：[加]查尔斯·泰勒
译者：程炼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三辉图书2012年2月
然而，“本真性”并非“自足之物”，它既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意义上的，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贞媛所追求的，是达至“本真”的爱情，这种“本真”爱情首先是对自己诚实，但对庆生而言，“真诚”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态度（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许并不重要），“对外的态度”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诚实地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与想法，而只是要求一种恰宜的、符合具体情境的伦理态度。而“本真性”则尚未成为他的“内在需求”。换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庆生尚未从传统价值体系中“脱嵌”，成为一个具有清晰自我意识的“个体”，也正是由于他在思想上尚未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体”，他在政治上的“愚忠”、在生活上的“愚孝”，铸就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也搞砸了一个已经从“传统”模式中脱离的新家庭结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李甜与阎云翔发现，在庆生与贞媛的家庭矛盾中，他们各自都策略性地选择了不同的政治话语进行自我辩护，庆生选择了“阶级话语”，而贞媛选择了“男女平等”话语（Liand Yan，2019）。贞媛作为集体化时代的女性，有很强的“男女平等”意识与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在亲密关系中被表达为对浪漫之爱的需求。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女性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的发展表达了女性的权力，即“对面临剥削的自治性的矛盾断言”（Giddens，1992）。在这个意义上，贞媛对本真之爱的诉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上的现代性后果。
【文献出处】魏澜、张乐天：《私人书信中的男女青年情感实践——以一组1961—1986年的家书为例》，《清华社会学评论》2025年第1期，页71-92。
作者/魏澜、张乐天
本期评议/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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