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年尾巴，开封这地界儿冷得刺骨。
戴季英当时是省里的常委，兼着开封市的一把手。
这天，他铺开信纸，准备给北京递个话，收信人是毛主席。
按说，入党二十多年的老资格，给上头写封信汇报思想，算不得什么稀罕事。
可谁能想到，这张薄薄的信纸，最后竟成了把他政治生命彻底送终的判决书。
他在信里念叨的事儿，说白了就两点：头一个，觉得现在河南当家的这几位，像张玺、吴芝圃他们，资历太浅，镇不住场子，不如我；再一个，凭我戴某人当年的那些功劳，怎么着也得进中央委员会，最次也得把河南的一把手交给我。
信扔进邮筒前，戴季英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我一九二七年就跟着闹革命，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红二十五军我是创始人，长征路上那是逢山开路；抗战时期也没少立战功。
眼瞅着江山打下来了，排排坐吃果果，河南这把交椅，除了我谁坐得稳？
可偏偏，他把自个儿的“本钱”看得太重，把组织的“规矩”看得太轻，这笔账，算得稀碎。
信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一看，火气直冲脑门，当即就在信上批了话，语气重得吓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
这样的人，必须开除党籍，撤销公职，永不启用。
后来杨尚昆回忆这事儿，说主席那会儿气还没消，甚至撂下一句狠话：“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从“开国元勋”一下跌成“不可救药”，戴季英这跟头栽得冤不冤？
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封要官信惹的祸，而是他手里那本“功劳簿”，早就在另一本“烂账”里透支干净了。
把日历翻回到一九三五年，咱们就能摸清戴季英办事的套路。
那会儿长征快到头了，大部队正往陕北赶。
戴季英当时头衔不小，是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还管着保卫局。
这可是个要命的位子，抓特务、审奸细，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攥着。
就在这时候，怎么对待陕北本地的干部——像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些同志，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坎。
摆明了两条路。
第一条：也是正道，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红二十五军毕竟是客，陕北红军才是主，大伙儿抱团取暖，把根据地盘子做大。
第二条：搞“肃反”，借着极左的由头整人，把这些坚持在农村打游击、看似“右倾”的本地干部干掉，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
戴季英眼皮都没眨，选了第二条。
他亲自上阵审刘志丹，扣的帽子大得吓人：“走富农路线”、“投降主义”、“不敢攻打大城市”。
手段更是狠辣，怎么疼怎么来，非要人认罪不可。
没过多久，两百多个干部就这么冤死了。
那阵子，陕北根据地人心惶惶，老百姓吓得甚至往国民党那边跑。
这哪是什么“左倾”失误，这是戴季英骨子里的一种病：为了权力和位子，大局可以随时牺牲。
好在关键时刻，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到了。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主席一道急令：“刀下留人”，叫停了肃反，把刘志丹他们放了出来。
事后，戴季英背了个严重警告处分。
这处分，原本是组织想拉他一把，让他长长记性。
抗战那几年，他也没闲着。
在新四军第四支队，老毛病又犯了。
一九三九年高敬亭被错杀后，队伍乱了一阵，戴季英接手整编，后来实际上抓了权，在安徽皖中、皖东搞根据地，把队伍拉扯到了七千多人。
有一说一，他在带兵打仗、扩充地盘这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
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前，他能当代表去参加中共七大，毛主席甚至还在党校讲课时点名夸过他。
但这几句夸奖，成了他日后翘尾巴的资本。
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也就是咱们开头那一幕的大背景。
戴季英被派到河南工作。
一睁眼，看见当年跟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资历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都爬到头顶上去了，他心里那架天平彻底歪了。
他寻思着，自己二十年代就是省级大员，亲爹被活埋，亲娘被打死，四个兄弟全为了革命没命了，老戴家就剩这一根独苗。
这么大的血海深仇，这么老的革命资历，凭什么屈居人下？
于是，他在河南搞起了“独立王国”，作风霸道得很，谁不听话就整谁。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反五反”，他倒好，消极对抗。
在他眼里，规矩是给底下人定的，他戴季英是特殊材料做的人。
那封给毛主席要官的信，就是这种“老子天下第一”心态的大爆发。
他以为这信是“陈情表”，可在组织看来，这就是“挑战书”——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
结局没啥悬念。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河南省委拍板：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
过了十天，《人民日报》把这事儿全登了出来，对他问题的剖析那是入木三分：自以为是不得了的大人物，死抱着错误不放，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被扒了官服后，戴季英在郑州当起了老百姓。
这一沉寂，就是三十多个春秋。
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央考虑到历史的方方面面，恢复了他的省级干部待遇，让他去修红二十五军的军史。
他翻翻老黄历，回忆回忆当年的仗是怎么打的，也算是发挥余热。
一九九七年，他在郑州走了，活了九十二岁。
党史圈对他有个公允的说法：有功，也有过。
功劳在于开辟根据地、长征路上打配合、抗日时期的建设，这些擦不掉；罪过在于陕北乱杀人、建国后狂妄自大、伸手要官，这些也洗不白。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做总结时，特意把他拎出来当反面教材：“谁还不犯个错？
但有那么极少数人，像戴季英这种，那是不可救药的，其他人通过同志们的帮助都能改。”
为啥戴季英就成了那个“不可救药”的极少数？
因为他一辈子没弄懂个理儿：革命不是做买卖，不能拿着过去的流血牺牲，来跟组织讨价还价。
当一个人把“功劳”当成自家的“私产”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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