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6日，东京新宿西站的晨雾还未散尽，铁轨旁的绿化带里，一个白色塑胶袋突兀地躺在枯草中。
最早发现它的是清扫工佐藤，起初以为是丢弃的垃圾，伸手去提时却被沉重的触感惊到。
拉开袋口的瞬间，佐藤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宁静。
袋里是一具无头的男性上半身躯干，左手臂和右手不翼而飞，腰部的截断处留着粗糙的锯痕，暗红色的血迹早已浸透塑胶袋，散发出混杂着泥土与腐坏的恶臭。
警方迅速封锁现场，法医初步鉴定死者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身形健硕，身高大约在175至185公分。
尸块上残留的泥土样本被送往实验室分析，警方则围绕新宿周边展开排查。
新宿西站邻近歌舞伎町，那里常年盘踞着各国黑帮，起初有传言说这是华裔黑帮与本地帮派火并后的报复行为，受害者大概率是卷入纷争的华人。
然而，线索在六天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2006年12月22日，涩谷区神山町的一位居民遛狗时，宠物狗挣脱牵引绳冲进了一栋废弃住宅的院子。
居民跟进道歉时，在空无一人的屋内地板上，发现了一截男性下肢。
法医赶到后确认，这截下肢与新宿西站发现的躯干能够完美拼合，DNA检测进一步证实，两者属于同一人。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栋废弃住宅距离三桥家仅有500米。
就在躯干被发现的前一天，32岁的家庭主妇三桥歌织曾向涩谷区代代木警察署报案，称丈夫三桥祐辅自2006年12月11日后便不知所踪。
警方最初上门核实情况时，歌织提供的丈夫特征与尸块完全不符：“祐辅身高只有166公分，身材瘦小，左胸还有手术疤痕。”
而新宿发现的躯干胸部光滑无疤，身形与歌织的描述相去甚远，警方暂时排除了关联。
但随着下肢的出现，所有线索又重新指向了三桥家。
警方再次登门，希望提取三桥祐辅的DNA进行最终确认，却发现短短十几天内，三桥家的公寓已面目全非。
墙壁被重新粉刷，地板全部更换，原有家具也不知所踪。
歌织依旧坚持丈夫的身体特征，并称装修导致家中已无祐辅的DNA残留。
“三桥祐辅身高180公分以上，喜欢运动，身材很健硕。”祐辅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前辈田中先生的证词，让歌织的说法不攻自破。
田中回忆，两人曾一起泡温泉，从未见过祐辅胸口有疤痕，医疗记录也证实祐辅并无手术史。
警方随即前往福冈县北九州提取祐辅父母的DNA，同时调查到祐辅的父亲曾在2007年1月4日收到儿子邮箱发来的邮件，内容是为失联致歉，但行文风格与祐辅平日截然不同。
DNA比对结果最终证实，两处尸块均属于三桥祐辅。
这位30岁的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分析师，年收入高达1300万日元，本应有大好前程，却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殒命。
警方将调查重心完全锁定在三桥歌织身上，公寓监控录像提供了关键线索：2006年12月12日凌晨3:50，三桥祐辅返家后便再未离开，公寓消防出口期间未曾开启，不存在外人闯入作案的可能。
2006年12月14日深夜的监控更显诡异：22时，穿着运动服的歌织拉着行李箱乘电梯下楼，四小时后空手返回；15分钟后，她又拖着一辆手推车再次出门，20分钟后归来。
警方根据时间线找到当时搭载歌织的出租车司机，司机回忆，那位女子携带的行李箱散发着浓烈恶臭，当他询问箱中物品时，女子突然要求停车，匆忙离去。
司机辨认后确认，该女子正是三桥歌织。
摩根斯坦利同事的证词进一步暴露了歌织的反常。
2006年12月12日祐辅未上班，歌织曾打电话询问。
2006年12月13日公司确认她是否报案，歌织谎称已经报警。
2006年12月14日同事登门拜访被她拦在走廊，仅交谈一刻钟便被打发。
2006年12月16日同事告知新宿发现尸块，歌织非但不愿前去辨认，反而催促公司发放祐辅当月工资。
2007年1月10日被捕当天上午，她还致电公司询问年终奖为何未到账。
在装修一新的公寓里，鉴证人员在一个被放倒的柜子里发现了关键证据：柜子内铺着的种植土，与祐辅尸块上的泥土成分完全一致，土里还提取到了祐辅的血迹。
面对铁证，歌织没有过多抵抗，坦白了杀人、分尸、弃尸的全部过程。
随着歌织的供述，一段扭曲的婚姻往事逐渐浮出水面。
歌织原名川口歌织，1974年出生于新泻县的富裕家庭，父亲是印刷公司老板，个性强势且家暴成瘾。
歌织的童年在父亲的暴力与控制中度过，父亲为她规划了全部人生：女子中学、白百合女子大学英语系、航空公司面试，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严厉斥责。
即便成年后，父母仍每月提供30万日元零花钱，但这种经济支持背后，是从未间断的精神控制。
大学毕业后，歌织未能成为空服员，也不愿回老家工作，靠劳务派遣维持生计，却对外谎称是丸红株式会社正式员工。
为了满足虚荣心，她甚至在歌舞伎町的风俗店打工，凭借出众的样貌和优雅气质，被50多岁的已婚富商A先生包养。
A先生为她支付公寓租金和零用钱，两人维持关系至2002年歌织筹备相亲。
2002年，父亲为歌织安排了与公司社长儿子的婚事，对方赠送了100万日元的订婚戒指和20万日元的名牌包。
但未婚夫发现歌织与名为“一郎”的人频繁联系，追问之下歌织拒不回应，婚约最终解除。
2002年11月，歌织在酒会上结识了比她小两岁的三桥祐辅。
彼时的祐辅刚从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复读两年才考上大学，既未通过司法考试，也没考上公务员，在律师事务所做助理，工资微薄到只能借宿朋友家。
学生时代沉迷老虎机欠下巨额债务，还曾帮人拉皮条赚快钱。
但他对歌织一见钟情，被她“富家女”“名校毕业”“不慕名利”的表象吸引，一个月后便搬进歌织的公寓同居。
歌织向A先生隐瞒了婚姻状况，A先生依旧为她支付房租，两人直到2002年12月大阪旅行后才正式分手，却仍保持每月共进午餐的联系。
2003年3月底，歌织因怀孕与祐辅登记结婚，没有举办婚礼。
但歌织对祐辅的经济状况缺乏信心，擅自流产，事后遭到祐辅激烈争吵。
警方后来在祐辅的遗物中发现了歌织的B超照片，可见他当时对这个孩子的期待。
双方父母都强烈反对这桩婚事，祐辅与父母几乎断绝往来，歌织也很少与家人联系。
婚后两个月，祐辅便开始对歌织实施家暴。
导火索是祐辅发现，公寓租金和家具竟全由A先生支付，这让他深感屈辱，既无法接受“软饭男”的标签，又对歌织的过往耿耿于怀。
他开始监控歌织的一举一动：检查她的衣物气味和购物收据，禁止她与男性接触，甚至在她洗漱时冲进浴室施暴，捆住她的双手拖拽、朝她脸上吐唾沫、没收银行卡限制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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