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康熙年间，湖广那一带爆出个惊天大雷。
风暴中心的男主角叫朱方旦，本行是个走江湖卖药的。
这事儿闹到最后，他直接被推上刑场砍了脑袋，跟着他混的三个铁杆信徒——顾齐宏、陆光旭、翟凤彩，也被扔进大牢，定了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朝廷给的罪名听着挺吓人：用妖言惑众，把老百姓的心都搞乱了。
这所谓的“妖言”，根子全在朱方旦那个老婆身上。
坊间都在传，这女人有特异功能，能灵魂出窍，根本不是人，是狐仙下凡。
你说朱方旦冤不冤？
按大清律例，他聚众议论朝政、攻击道教，甚至还瞎琢磨兵法，这脑袋掉得一点都不冤。
可要是撇开法律，从人性的角度琢磨，这事儿透着一股子邪乎：一个卖大力丸的，凭啥能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对他磕头如捣蒜？
说穿了，就因为他手里攥着当时最好使的一张王牌——狐狸。
在大清那会儿，信狐仙可不光是迷信，那简直就是一种“硬通货”。
老百姓想发财，当官的想升迁，骗子想混饭吃，都得靠它。
不过，你要是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了看，会发现个更有意思的事儿：狐狸这玩意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那是坐过好几次过山车的，而且是一路俯冲。
它从最开始人人巴结的“吉祥物”，后来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坏女人”，最后干脆沦落成了骗子手里的“道具”。
这背后的每一次变脸，说白了，都是人在那儿打小算盘。
头一个把狐狸这张牌甩在桌面上的人，是大禹。
那时候大禹正头疼呢，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
在那个年头，这可不光是他自己的被窝冷不冷的问题，关系到整个部落能不能传下去。
就在涂山那个地方，一只白色的九尾狐突然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大禹脑子转得飞快。
他没把这当成野味，而是立马意识到这是个政治上的好兆头。
涂山氏族的人也是人精，张嘴就唱起了那首著名的“拉票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
成于家室，我都攸昌。”
这笔账算得门儿清：看见九尾狐 = 老天爷送福气 = 大禹这就该结婚了。
于是，婚结成了。
大禹娶了涂山家的姑娘，后来生了儿子启，治水的大业也拉来了强有力的娘家帮手。
这就是狐狸在历史舞台上的首秀——它是神圣的红娘，是多子多福的活招牌。
那会儿狐狸的名声有多好？
《山海经》里都以此背书，说吃了九尾狐的肉，就能百毒不侵，邪气不近身。
等到商朝和周朝，这张牌被玩得更溜了。
谁手里有这玩意儿，谁当老大就名正言顺。
这种“政治吉祥物”的人设，一直立到了汉代。
汉代的读书人为了帮皇帝维稳，甚至给狐狸总结出了“三条美德”：毛色协调、前小后大、死了脑袋必朝向老窝。
尤其是最后这一条——死的时候头一定要冲着出生那个洞。
这在皇帝眼里简直就是完美的教材：连个畜生都懂得不忘本，你们这些当臣子的，哪有理由不忠君爱国？
所以你看汉代墓室里的砖画，九尾狐的地位高得吓人，经常跟西王母待在一块儿，和三足乌、玉兔这些“天庭公务员”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狐狸，那是正儿八经捧着铁饭碗的神兽。
可偏偏是这样，在神坛上坐久了，总有人想把它踹下来。
头一个觉得狐狸“这招不灵了”的，是宋徽宗。
宣和七年，也就1125年，有只狐狸不知怎么溜进了皇宫，大咧咧地往皇帝的床上一坐。
这事儿要是搁汉代，史官得写上“天降大瑞”。
可宋徽宗当时气得直哆嗦，直接下了一道死命令：把全天下的狐王庙都给我拆了！
为啥反应这么大？
因为形势不对了。
那会儿金国人打得大宋喘不过气来。
历史大咖陈寅恪后来琢磨出个道道：汉字里，“狐”跟“胡”是同音字。
咱们现在说的“狐臭”，其实最早叫“胡臭”。
在宋徽宗的小算盘里，杀狐狸，就是杀“胡人”。
当真刀真枪干不过金兵的时候，皇帝也就只能靠拆庙、杀狐狸来搞点精神上的“巫术”，想通过打掉狐狸的神气，给大宋续续命。
结果大家都知道，这招屁用没有。
但打这儿起，狐狸身上那层金身算是破了，开始往“妖魔鬼怪”的坑里掉。
再看民间，狐狸的名声臭得还要快。
这背后，纯粹是男人们的一场集体“甩锅”大会。
唐朝那会儿，安史之乱把大唐折腾个半死。
原本英明神武的唐玄宗，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这锅该谁背？
说皇帝老糊涂了？
不行。
说制度烂透了？
不敢。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个替死鬼。
于是，杨贵妃就成了那个倒霉蛋。
就在这节骨眼上，狐狸的新角色——“狐狸精”，被人发明出来了。
白居易写过一首《古冢狐》，把这逻辑说得赤裸裸：老狐狸变成了漂亮娘们，专门像妲己、褒姒那样，把人家好好的江山给祸害没了。
从商朝的妲己到周朝的褒姒，再到眼前的杨贵妃，凡是亡国的烂账，全算在了“狐媚子”头上。
《封神演义》更是把这套理论编排到了极致。
书里讲，九尾狐上妲己的身，那是女娲娘娘派去惩罚商纣王的。
但这狐狸干活太卖力，搞炮烙、挖人心，最后把商朝给弄垮了。
可结局呢？
哪怕是奉旨办差，九尾狐最后也得掉脑袋。
为啥？
因为它必须得死。
在那个男权社会的剧本里，皇上是永远不会错的，错的只能是被妖精迷了心窍的女人。
妲己变成了妖精，商纣王的残暴就有了理由；狐狸变成了坏蛋，男人们的软弱就有了遮羞布。
等到大清朝，狐狸这形象算是彻底劈成了两半。
像那个叫莲香的狐仙，为了救自己的心上人，不惜废掉自己的修为，甚至主动去感化情敌。
在书生的笔下，狐狸成了最完美的梦中情人，比人还像人。
但在现实生活里，狐狸成了骗子手里最好用的“幌子”。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了这么档子事：
扬州有个读书人，纳了个小妾，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过了半年，这小妾突然人间蒸发，就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其实是狐仙，咱们缘分尽了，我得回深山老林修炼去了。
那读书人深信不疑，捧着信天天抹眼泪，感慨自己这段“跨物种的绝世之恋”。
真相是啥呢？
那女的压根不是啥狐仙，她亲妈是个职业老千。
先把闺女卖给这书生半年，卷了钱，再编个理由把人拐走，换个地方接着卖。
这书生为啥能信？
就因为书读多了，脑子里觉得“才子配狐仙”那是标配。
骗子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把一桩肮脏的人口买卖，包装成了凄美的神话故事。
这时候，狐狸已经彻底沦为了工具。
再把话头扯回开篇那个朱方旦的案子。
朱方旦的老婆爱穿红衣裳，又懂点草药，这正好跟民间传说的“赤狐”对上了号。
朱方旦顺杆爬，直接把自己包装成了狐仙的代言人。
他把老百姓的心思摸得透透的：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正统的菩萨太远，不如拜个狐仙来得实惠管用。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准康熙帝的心思。
康熙后来发了话，意思很明确：以后的皇帝，别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皇帝砍朱方旦的头，根本不是因为他信狐狸，而是因为他借着狐狸这面大旗，把人给组织起来了。
把狐狸这几千年的履历翻一遍，你会发现一条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利益链子：
当大禹和陈胜吴广急需一个说法来证明自己合法时，狐狸就是天降祥瑞。
当宋徽宗需要搞精神胜利法时，狐狸就是那个替死鬼。
当男人们把国家搞砸了需要找借口时，狐狸就是红颜祸水。
当江湖骗子想圈钱，或者神棍想拉人头时，狐狸就是那个诱饵。
狐狸还是那个狐狸，吃肉，长尾巴，死的时候脑袋冲着老家。
它从来就没变过。
脏了的，从来都不是狐狸，而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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