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玛拉把拴着红绳的牛绳塞进我手里时，我盯着那头骨瘦嶙峋却被梳得整齐的黄牛，又看了眼站在椰树后、攥着衣角不敢抬头的少女，脑子嗡的一声。“阿杰，她叫阿米娜，18岁，干净又能干。”
卡玛拉拍着我的肩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语气理所当然，“彩礼就这头牛，你点头，今晚她就跟你回家。” 我攥着粗糙的牛绳，掌心的汗浸湿了绳结——33岁的我在国内被生活逼到绝境来非洲淘金，从没想过会以这样荒诞的方式，面临一场跨越山海的“婚事”。
来非洲之前，我在国内开了家小五金店，一场意外火灾烧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妻子带着孩子离我而去，父母终日唉声叹气，我像被全世界抛弃的弃子，在招工网上看到非洲某援建项目招技术工人，薪资是国内三倍，便揣着仅剩的几百块，咬牙登上了飞往异国的航班。
初到赞比亚的工地，语言不通、气候难耐，疟疾和未知的危险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是当地杂工卡玛拉主动伸出援手，教我讲斯瓦希里语，给我带他妻子做的玉米糊，帮我避开工地上的暗坑。
卡玛拉今年27岁，家里有三个孩子，妻子在家务农，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满是烟火气。他总说我太孤单，工地上的中国人要么拖家带口，要么攒够钱就回国，只有我像棵无根的草，下班就躲在板房里抽烟发呆。“阿杰，你该有个伴。”他不止一次跟我念叨，“在我们这儿，女人能帮你洗衣做饭，照顾你的身体，你不用再一个人扛着。” 我只当是玩笑，笑着推脱说自己没钱没本事，给不了别人幸福，却没想到他真的记在了心里。
那天我刚结束钢筋班的工作，浑身是汗地冲完澡，卡玛拉就拉着我往村子里走，说有惊喜给我。穿过成片的玉米地和低矮的泥屋，我们来到村子尽头的一户人家，院子里拴着那头黄牛，阿米娜就站在屋檐下，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长裙，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像山间的泉水，清澈却带着几分怯懦。
她看到我，立刻低下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裙摆，耳朵尖却泛起了红晕。卡玛拉跟阿米娜的父亲低声交谈了几句，老人点了点头，把牛绳递给了卡玛拉，又拍了拍阿米娜的后背，示意她过来。
“这头牛是我跟我弟弟凑钱买的，”卡玛拉把牛绳塞到我手里，声音压低了些，“阿米娜的父亲是个老实人，不要你的钱，就想要一头牛，既能耕地，也能给家里添点指望。阿米娜很能干，会做饭、会织布，还认识几个字，不会给你添麻烦。”
我看着阿米娜，她依旧低着头，却悄悄抬眼瞥了我一下，又飞快地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片阴影。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有荒诞，有动容，还有几分难以言说的酸涩——在国内，我连给孩子抚养费都捉襟见肘，而在这里，一头牛就能“换”来一个姑娘的一生。
我终究还是没敢立刻答应，把牛暂时寄养在卡玛拉家，跟他说需要考虑几天。回到板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国内的糟心事，想起妻子离开时冷漠的眼神，想起孩子哭着喊爸爸的模样，又想起阿米娜那双干净的眼睛。
工地上的老周听说了这事，拍着我的大腿笑：“你小子运气好啊！在这儿娶个老婆多省心，不用买房不用买车，一头牛就搞定，等攒够钱，要么带回国，要么就在这儿定居，总比你一个人强。” 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运气好，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清，怎么敢耽误一个18岁的姑娘。
接下来的几天，阿米娜总会来工地找卡玛拉的妻子，顺便给我带一份她做的玉米饼，里面夹着煎得香喷喷的小鱼干。她从不主动跟我说话，只是把食物放在我面前，冲我笑一下，就立刻转身走开。她的笑容很干净，没有丝毫杂质，不像国内那些相亲的女人，眼里满是对物质的算计。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板房里浑身无力，阿米娜听说后，冒着大雨跑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她煮的草药汤，又用湿毛巾给我擦额头降温，守在我身边直到深夜。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中醒来，看到阿米娜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手里还攥着没拧干的毛巾。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稚嫩的脸上，我忽然心里一软。我轻轻叫醒她，让她回去休息，她却摇了摇头，用生硬的中文说：“你……不好，我……陪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