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蒋介石狼狈退台，昔日“总裁”成了孤岛之主。这一败，几乎是压垮他一生政治野心的终局。
可他始终不信，自己是败在对手之手。
晚年，他在日记里一遍又一遍地剖析失败的根源。
他认定，自己的失败，从始至终都是被人“坑”出来的。
在美军统帅部的档案里，乔治·马歇尔是清晰可靠的军政菁英，是一位堪与华盛顿和格兰特比肩的五星上将；而在蒋介石的日记里，他却是一个让人咬牙切齿的“祸首”，一个背信弃义、冷漠偏颇的“政敌”。
蒋从未原谅过马歇尔。他甚至不叫对方“马歇尔”，而是在日记中刻意改称“马下儿”，带着羞辱意味地写下“褊狭冷酷，小人尤甚”。
甚至在1959年听闻对方中风病故后，蒋介石竟然认为马歇尔是得到了报应，情绪尽在不言中。
按理说，蒋应对马歇尔心存感激。抗战期间，美国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公开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马歇尔所在的美军体系，不仅向中国输送物资与武器，还承担了大量空军与情报支持。
但蒋始终觉得这是一种“凌驾于盟友之上的管理”。
这份积怨并非源于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在整个抗战后期不断发酵。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虽数额庞大，但大权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中国方面几乎无决定权。
蒋在1944年日记中写道：“不许中国稍有通融之权利”，还列举美国在华驻军伙食、修建机场、军费报销一再推诿的情况，直言“美方压迫欺诈，殊为梦想所不及”。
对这样一个名义上的战时盟国，他已心生不信。
而这些操作背后，站的正是马歇尔——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军援政策的实际总负责人。蒋的怒火，自然向他集中。
另一方面，马歇尔本人对蒋也毫无好感。抗战末期，美方驻华外交与军事人员早已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失望透顶。
马歇尔在一封信中称蒋“凶险、暴戾、近似独裁”，认为他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这种双方都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注定了后来的接触不会顺利。
1945年底，战后中国局势急转直下，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美国为了防止全面内战，决定派出重量级调解人出使中国。白宫选择了马歇尔。
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马歇尔与蒋多次会面。起初蒋尚存希望，希望借美国人之力来获取资源。
但他很快发现马歇尔并不愿完全站在自己这一边。马歇尔强调的是“双方妥协”“联合政府”“停火停战”，并不断向国民党施压。
1947年1月，调停失败，马歇尔离华返美。
临行前，蒋亲自送行，表面寒暄，实则心如死灰。他没有留人，也没有挽留的意思。数日后，美方宣布马歇尔出任国务卿。
蒋震惊至极，称其“不过军人之脑”，怀疑其能否胜任。更深的担忧，是对方会不会将其在华所见所闻，转化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武器。
果不其然，马歇尔上任后，美国对国民党态度骤变，先是宣布不再承担调处任务，继而大规模撤军，暂停军援与经济拨款。
蒋彻底失去了最后的支撑，陷入“内战无援、外援中断”的孤立状态。
他日记中写道：“政治失败，军事棘手，经济崩溃，外交陷于孤立，此虽为共匪内乱所造成，而使我国今日陷于如此绝境者，实马歇尔阴狠有以致之。”
他用极端的语言宣泄不满，甚至称马歇尔“刻薄残忍”“毫无政治常识”“贱丈夫”。
如果说马歇尔是蒋介石眼中的“外祸”，那么李宗仁，毫无疑问就是“内患”中的头号目标。
蒋与李早年曾有过短暂的结盟时光，甚至以“兄弟相称”，但这种关系脆弱得经不起任何一次权力试探。
随着北伐完成，派系纷争浮出水面，国民党内部实际上早已四分五裂。桂系、晋系、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各自为政、貌合神离。
蒋介石最忌惮的是桂系，而桂系的核心，就是李宗仁。
李宗仁手握广西根基，与白崇禧并称“桂系双雄”。抗战期间，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指挥台儿庄大捷，震动全国。
一战成名后，李宗仁政治地位水涨船高，外界评价他是“少数真正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领”，而美国政府也开始将其视为国民党内可替代蒋介石的选项之一。
蒋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对李的成就从不吝赞美，但从未真正信任。
蒋始终记得，桂系在他最初北伐未稳时曾屡次阳奉阴违；他也知道，只要李宗仁一天不倒，桂系就永远是国民党中央军统一的最大阻力。
1946年，蒋借“内务整理”名义整顿各地军阀，意图收编桂系军队。然而此时的桂系早已根深叶茂，拥有完备的军政系统和属地支持，根本无法轻易清除。
这一“整顿”反而加剧了双方的裂痕。李宗仁公开反对蒋的单边主义，桂系将领集体抵制“裁军命令”，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至顶点。
到了内战末期，蒋介石在接连失利后宣布“引退”，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务”。
这个时机十分敏感。蒋尚未真正放权，李却开始主导国民党政府路线。他不再配合蒋的全面剿共方针，而是试图对共产党进行接触与谈判。
蒋认定李是在“借机篡权”，在最关键的时刻“倒戈求荣”。李宗仁也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他在公开场合呼吁“结束内战”“谋求和平”，以蒋介石的名义下令停战，却未向蒋报备。
两人矛盾彻底公开化。蒋被迫撤离南京，退居台湾；李继续代行总统职务，最终流亡海外，定居美国。
几年后，他公开指责蒋的独裁、拒绝改革、军事失策，“自毁长城”。
而蒋介石也咬牙写道：“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情绪极端，不加掩饰。
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权斗或政见分歧。蒋介石之所以恨李宗仁，是因为后者让他在内战失败的同时，连最后的尊严也一并失去。
党内失势，总要有人背锅，所以蒋介石恨李宗仁。
可他真正放不下、骂得最多的，却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
在北伐初期，蒋本人就是亲苏路线的参与者。彼时的中国军政混乱，苏联成为少数愿意提供系统性援助的国家。枪械、弹药、军事顾问，乃至政治教材和党务指导，一应俱全。
苏联还主动在莫斯科开办培训班，系统培养国民党的“革命干部”。蒋介石为表示诚意，将长子蒋经国送去苏联留学。
合作的基础，不是理念，而是利益。但这正是问题的起点。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反法西斯”为名，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蒋知道，这背后是苏联早已决定扩大远东影响力，而中国，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尽快接收东北。
他一再要求苏军限期撤离、归还武装和工业设备。但苏联一边口头答应，转头却将缴获的日军军火、粮草、通讯系统悉数交给了解放军。
随后两年，解放军快速完成军事组织体系升级。东北野战军成型后，直逼中原，最终形成“四野百万入关”的大局。
到了台湾后，蒋介石重新梳理失败的原因，屡次提及苏联。他并不完全否认自身判断失误、战略选择错误，但他反复强调的是：若非苏联暗中扶持中共、出尔反尔，中国战局不会演变成全盘崩溃。
李宗仁、马歇尔，固然让他愤懑；可只有苏联，让他彻底绝望。
蒋介石一生挫败不少，屈辱也多。
但能让他在晚年仍不止一次重提、字里行间带着切齿之恨的，唯有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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