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集聚与使用效率，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发展高度。北京经济继续保持了稳中有进的态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5.2万亿元，规模超越众多中等发达国家。这座城市的经济增长，已经愈发由技术、知识和高附加值产业驱动，而非依赖传统规模扩张。
2026年初，北京举办了开年时的人工智能第一会，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们希望北京是一个最容易成功的城市”。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从营商环境、人才政策支持等各个方面，谈北京怎样让年轻人有获得感，怎样帮助年轻人在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更容易成功。与此同时，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纷纷提出了解决办法。
新就业人群：设定安全工时与强度红线
北京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体规模约300万人，构成了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该群体中不少人仍游离于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处长许艳丽提出，对日均工时超8小时、收入依赖单一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用制度约束平台承担雇主责任，缴纳全额社保。对兼职劳动者，设立“分层保障”制度，按接单量阶梯式缴纳工伤保险。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处长许艳丽。受访者供图
对此，许艳丽进行了大量调研，她发现，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在于“效率”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平台在“效率”目标的驱使下希望实现订单匹配效率最大化，这一关键矛盾涉及个体、平台与社会三个层面。
许艳丽提出，设定安全工时与强度红线，建立算法安全评估前置程序，平台需向相关部门提交算法模型的参数，将恶劣天气影响因素加入配送时间。对于平台企业，许艳丽建议，建立风险共担基金，用于交通事故赔偿、职业伤害救济。
来自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刘媛媛，关注青年就业群体，她发现有一些求职者因超龄被拒之门外，她建议打破就业市场的“年龄门槛”，建立多元化人才评估体系。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刘媛媛。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刘媛媛表示，现在公众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研究生、博士等高学历人才入职年龄更是显著推后，在延迟退休政策逐步推行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和很多地方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聘中都相继取消或放宽了“年龄35周岁以下”的报考限制。她建议，可以借此契机延伸到更广泛的就业领域，特别是在“高精尖缺”等优秀青年人才引进方面，可以建立起多元化的人才评估体系。
战略型人才：不以传统指标评价
来自九三学社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裁许莉，更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裁许莉。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先手棋。许莉认为，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密集的高校院所、顶尖科研人才和完善的创新要素配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她建议，北京要进一步赋予新型研发机构，更充分的成果转化自主权，优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机制，提升科研人员参与转化的积极性。同时，要探索更加符合新型研发类企业的人才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成效、创业实践等纳入评价指标，建立起科研人员容错机制，营造更加包容友好的创新发展环境。
对于顶尖人才在北京的发展，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仲远同样关注。他认为，顶尖人才是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构建科学的顶尖AI人才遴选与引进机制，对于北京及我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人工智能国际领先具有决定性意义。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仲远。受访者供图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大模型时代，大模型的技术研发具有科研与工程化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技术迭代周期缩短，产业影响导向增强。在此背景下，顶尖AI人才的评价范式正在重构，正从传统单一的学术量化指标向“学术贡献与产业价值并重”双轮驱动的新模式演进。
以王仲远所在的智源研究院为例，由青年研究员主导研发的多个开源模型及数据集，已形成较大的国际及国内产业影响力。然而，受限于现行人才评价体系，若相关研究人员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产出上数量不足，或者未曾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往往难以通过部分人才支持项目的遴选门槛。
“这种现象将导致部分真正具备卓越能力的青年AI人才被排除在政策支持范围之外，将从长远上削弱北京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中的核心优势。”王仲远建议，在现有AI高端人才评价体系中，取消或显著弱化，对一作/通讯作者论文数量、承担国家级项目的硬性门槛要求，引入“同行评审+工程评审+产业评审”的复合评审机制，提升识别精度。对于“战略型人才”开设专项评价，重点考核科研组织能力与行业引领效能。通过多种措施，建立符合人工智能领域特色的顶尖人才多元化评价体系，更精准地发现、吸引并留住顶尖青年AI人才，让他们在北京离成功更进一步。
中小微企业：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
市人大代表、北京好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在北京大兴经营企业多年。这次两会上，她关注的是中小微企业在北京能不能创业成功。
市人大代表、北京好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政府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举措，包括融资减负、政务服务等，众多中小微企业都因此受益。但姜海琳也发现，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企业，仍面临内需不足、竞争激烈等外部和内部环境的现实困难。
姜海琳建议，持续减税降费，切实为企业“减压”，稳定中小微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再投资的信心。对现行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社保缓缴减征、房租补贴等政策进行系统评估，延长阶段性政策的有效期，扩大政策的覆盖面，简化申报的流程，让企业“应享尽享”，提振企业信心。
此外，针对餐饮、零售、文旅、住宿、居民服务等吸纳就业多、受影响显著的服务业细分领域，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税费减免、消费提振专项补贴、稳岗扩岗奖励等稳定性政策。姜海琳说，优化营商环境，还需打通“最后一公里”。她建议，全市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的“最后一公里”的政企沟通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规范涉及企业的各类执法检查，推行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姜海琳提出，为中小微企业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创造更多制度性保障，建立优秀的中小微企业人才引进落户、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解决企业人才发展的后顾之忧。“中小微企业是首都经济的活力源泉，这些企业一旦真切感受到成功有戏、未来有希望，他们就能心无旁骛地干事创业。”
民营科技企业：设创投基金投给未来产业
在过去一年，北京民营企业近七成集聚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领域，超六成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项目，有民企参与。然而，民营经济在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局中，仍面临创新链、资金链、要素链协同不足等瓶颈。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石景山区工委主委汪礼俊指出，北京科创资源富集，但民企创新“孤岛效应”依然存在。产学研融合存在壁垒，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仅少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参与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合作；中试转化环节薄弱，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规模化试验平台，技术落地成本高，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使用上与国企存在差距。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石景山区工委主委汪礼俊。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民营科技企业多为轻资产运营，超半数的企业因缺乏抵押物面临贷款难题，而针对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未来产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占比不足20%。此外，高端人才引留困难，子女教育、住房等配套政策缺乏竞争力。数据要素获取不畅，大部分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安全合规的高质量行业数据。
北京出台59条惠企措施和专精特新发展政策，但“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汪礼俊表示，部分政策存在“大水漫灌”现象，对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不同领域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差异化支持不足。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民企参与的项目规模普遍偏小，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有待加强。
汪礼俊提出，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对符合条件的民企给予贷款利息50%的补贴，将并购贷款承贷比例维持在较高比例。设立新质生产力创投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民营初创企业。优化“专精特新贷”产品，推动信用贷款占比提升。
汪礼俊关注民营企业的人才保障，他提出，实施人才专项保障。建立新质生产力领域人才目录，给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每年人才引进计划的单列指标。在城市副中心、亦庄等产业集聚区配套建设人才公寓，将民营企业家纳入政府特殊津贴选拔范围，解决高端人才子女教育痛点。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展圣洁 陈静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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