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人相轻，鲁迅先生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看到别人有较高成就，先是羡慕，然后是嫉妒，再后来就挑毛病，从而转化为自高，最后就只剩下批判了。
文人相轻成语最早出自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其实不光是文人，熟人、亲人、同行、朋友彼此之间也一样。根本原因引一句俗话概括：熟悉地方没风景。彼此太了解的人，总是能很清晰洞晓你存在的问题和弱点。
有一位唱歌的人经常自我吹嘘：我的诗比我的歌好，我的画比我的诗好，我的书比我的画好。一位金融行业高官，“谦逊”表示：擅长书画，略懂金融。一位修书法的人办花鸟画展，说自己“笔墨老辣，点铁成金，”引发成百上千的人群起攻之。这些人都先是出尽风头，后出尽洋相。猴子屁股长久露在外面，颜面扫地是必然的结果。
曾经告诫一位不怎么自信的友人，不与人争短长，不刻意展特长。见到“厉害”的人，扬长避短、避“轻”就重，有效减少“被伤害”。低到尘埃无可再低，退至边缘无可再退，遵从内心，真诚坦荡。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思想交锋往往伴随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焦虑。儒家弟子攻击墨家“无君无父”，指责道家“疏阔无用”，道家批评儒家、墨家“背离天道”。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则干脆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儒家当做危害国家的五蠹之首，必须予以铲除。
韩非，这位出身韩国宗室的哲人，以其冷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乱象。他师从儒门荀子，却最终走向了儒家的对立面，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面对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韩非痛感空谈仁义的无补于事，遂著书立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五蠹”之论。
韩非之所以对儒家深恶痛绝，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基于其“务实”的政治功利主义。在他看来，儒家倡导的“礼乐”、“仁义”，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是“不事耕战”的无用之学，不仅耗费国家财力，更延误了富国强兵的时机。这种“以文乱法”的行径，在韩非眼中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可怕，因为它从内部腐蚀了国家的法治根基。
因此，韩非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更确切地说，是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约束包括儒生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他推崇“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认为只有彻底清除儒家这类“言古害今”的学说，代之以耕战为本、赏罚分明的法治体系，国家才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并强大。
韩非的文字犀利如刀，寓言如“守株待兔”不仅讽刺了因循守旧，更宣判了儒家复古理想的死刑，展现了一位铁血改革家重塑乾坤的决绝意志。
公元前233年，“贵公子”韩非因才华被秦王嬴政赏识，后出使秦国遭李斯嫉妒陷害，被迫服毒自尽，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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