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间挂着一百二十两文银去北京，简直就是行走的提款机，但这群书生偏偏没人敢动。
明朝嘉靖年间的官道上，发生过这么一幕奇景：满脸横肉的土匪头子发出一声暴喝，吓得手下的小啰啰差点把刀扔了。
那个被劫的书生本来已经做好了破财消灾的准备，结果一抬头，发现对面那帮杀人不眨眼的悍匪，一个个汗流浃背，看他的眼神就像看见了阎王爷。
那会儿空气安静的可怕，土匪头子死死盯着书生腰间那面随风飘荡的小黄旗，就像盯着一颗随时会炸的雷。
因为这帮在刀口舔血的人心里门清，抢了这单生意，那就不叫劫富济贫，那叫“全家消消乐”。
这张不起眼的黄纸条，在当年比现在的外交豁免权还好使，它就是一张挂在阎王殿门口的“免打扰”牌。
我们现在看古装剧，总觉得书生进京赶考是一件挺浪漫的事，背个小竹箱，游山玩水。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一个没有监控、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王明德这样的普通农家子弟，要想横跨半个中国去北京，那就是在玩命。
要知道，那时候出门不仅要防土匪，还要防黑店，甚至连路边的野狗都想咬你两口。
可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居然敢带着家里卖地换来的一百二十两巨款——这笔钱放在今天，购买力怎么也得有个几十万——大摇大摆地上路。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大明王朝搞的一场国家级“安保工程”。
那时候的“奉旨赶考”旗，含金量高得吓人。
王明德为了这次进京，家里卖了三亩水田，把老爹的棺材本都掏空了，还背了五十两的外债。
这对于任何一个山头的土匪来说，都是一块流油的肥肉。
抢这一票，够山寨里的一百号兄弟吃喝半年。
但这笔账不能这么算。
那面黄旗上盖着县衙和府衙两级的大红印章，这就意味着这书生已经不仅仅是个老百姓了，他是朝廷备案的“准官员”，是皇帝预定的门生。
历史上还真有那种头铁的愣头青。
明朝正德年间，山西有个叫张黑子的悍匪，估计是刚入行，业务不熟练。
他带着一帮兄弟在山沟里蹲点，看见两个赶考的举人路过，行囊鼓鼓囊囊的，脑子一热就动手了。
不仅把银子抢了个精光，为了灭口，还把人给剁了。
这一刀下去，直接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普通的命案，地方官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死的是举人，性质马上就变了。
这就好比现在的省高考状元在去考场的路上被人给办了，这事儿谁敢压？
消息传到京城，兵部那帮平时办事磨磨唧唧的老爷们，这次效率高得离谱。
朝廷直接调动了三千正规军，对那个小山头进行了地毯式围剿。
这简直就是拿大炮轰蚊子，纯粹的降维打击。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张黑子连同山寨里八十多号人，一个活口没留，全部斩立决。
最惨的是，连他在陕西老家那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亲，都被查出来流放到了岭南。
这一下，整个绿林界都炸锅了。
这血淋淋的教训，给全国的土匪都上了一课。
大家私底下都传开了：抢商人，那顶多算治安案件，官府发个海捕文书，雷声大雨点小，躲两年就没事了；抢考生，那就是政治事件，是要掉脑袋的谋反罪。
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绝对会把地皮翻过来也要抓到你。
在这种高压红线下，道上甚至形成了一种奇葩的潜规则：碰见赶考的书生，不仅不能抢，稍微讲究点的山大王还得派两个小弟护送一程，顺便给点盘缠。
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
但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那个年代，科举是普通人跨越阶层的唯一通道，是真正的“全村的希望”。
哪怕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内心深处对读书人也有一份莫名的敬畏。
他们自己这辈子算是烂在泥里了，但谁不指望自己儿子孙子能洗白上岸，考个功名回来光宗耀祖？
破坏科举，那就是断了底层人逆天改命的路，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那块腰牌保护的不仅仅是王明德的银子，更是整个江湖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仰的最后一点妥协。
这种保护有多夸张？
据史料记载，有些书生为了省钱，专门往土匪窝边上走，因为那边反而比官道更安全，甚至还能混顿饭吃。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但这事儿细想起来挺讽刺的，大明王朝花了那么多银子养的卫所兵，平时连个小偷都抓不住，反倒是几张盖了章的黄纸，把治安问题给解决了。
当王明德多年后穿着大红官袍，坐在庙堂之上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命大。
其实真正厉害的不是那张纸，而是大明王朝为了维护统治根基所构建的严密制度。
这套制度残酷而有效，它用严刑峻法为特定的精英阶层划出了一个绝对安全的“结界”。
在这个结界里，什么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统统失效。
这种“选择性保护”虽然赤裸裸地展示了等级森严，但在那个乱世，确实给读书人撑起了一把带着血腥味的保护伞。
看着博物馆里那些泛黄的文牒，再想想那个张黑子的下场，咱们不得不承认，古人在玩制度设计这一块，确实有一套。
他们用最暴力的手段，守护着最文明的选拔机制。
这种反差，哪怕再过几百年，看这就让人背脊发凉。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那个严密的保护网终于破了。
那一年，再也没有黄旗能护得住读书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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