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6赛季中超各队陆续敲定外援名单，浙江队为30岁韩国后卫朴镇燮支付120万美元解约金的操作，再次将外援政策争议推向舆论焦点。现行“注6上5”的五外援政策实施两年以来，联赛呈现出“观赏性回升与本土球员边缘化并存”的复杂格局，而关于是否开放六外援（注7上6）的讨论，本质上是中国足球在商业价值、竞技水平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艰难取舍。
2024赛季中超全面实施“累7注6报5上5”政策后，联赛总进球数较前一年增加84个，外援贡献了其中77个，占比高达61.36%，助攻占比也达到52.93%。这样的数据直观体现了五外援政策对观赏性的提振作用——成都蓉城、上海申花等队的外援进球占比均超过六成，海港队外援更是包揽了54.17%的球队进球，成为联赛得分核心。对于沧州雄狮这样的保级队而言，五外援配置甚至被主教练肇俊哲称为“保级友好政策”，完整的外援阵容曾帮助球队赛季初一度跻身积分榜前四。
但光鲜数据背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首先是本土球员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豪门拥有张玉宁、吴曦等国脚级本土阵容，却因五外援首发占比达70%，导致本土球员只能竞争少数出场名额。申花队甚至出现“全华班替补席”现象，大量国脚级球员长期枯坐板凳导致状态下滑，球队底蕴难以发挥。其次是低质外援泛滥，在300万欧元顶薪限制下，中超外援整体水准较金元时代断崖式下滑，“水货外援占据首发、本土新秀难获机会”的怪象普遍存在，国安球迷直言“球队整体实力肉眼可见地退步”。更严峻的是，亚冠赛场上中超三强全部垫底，暴露了“外援依赖症”下本土球员竞争力的真实短板。
支持开放六外援政策的声音，核心诉求是“提升联赛竞技水平与商业吸引力”。参考日韩联赛外援政策，部分球迷认为更多外援能带来更先进的技战术理念，促进本土球员快速成长。但结合中超现状，六外援政策可能引发三重风险：
其一，中小俱乐部运营压力陡增。当前中超1000万欧元的外援薪资总额上限已让青岛海牛、长春亚泰等队陷入欠薪困境，青岛海牛甚至因无力承担外援薪资导致五名外援全部离队。若开放六外援名额，即便薪资帽不变，俱乐部仍需增加引援投入、后勤保障等隐性成本，进一步加剧财务负担，与足协“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其二，本土球员彻底边缘化。五外援政策已导致本土锋线“进球荒”，2024赛季第二轮曾出现16个进球中外援包揽15个的尴尬场景。若再增加一个外援出场名额，中前场核心位置将完全被外援垄断，本土球员只能集中于中后场“打杂”，进攻能力、决策意识等关键技能的培养将彻底停滞，国家队“锋无力”的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其三，低质外援进一步稀释联赛质量。金元时代结束后，中超已难吸引顶级外援，现有外援中身价过百万欧元者屈指可数。开放六外援名额后，俱乐部为填满名额可能引进更多“性价比型水货”，不仅无法提升比赛质量，反而会因外援间磨合不畅、实力参差不齐导致比赛观赏性下降，陷入“数量提升而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
争议的本质从来不是外援数量的多少，而是政策设计能否实现“联赛精彩度、俱乐部可持续性、本土球员成长”的三重平衡。从现有实践来看，五外援政策的核心问题并非“名额过多”，而是“缺乏竞争机制”与“比例失衡”：
一方面，应建立外援出场比例约束。当前“注6上5”几乎让外援全员登场，既缺乏竞争导致外援“出工不出力”，也压缩了本土球员机会。参考“注6上3”的建议，通过设定外援与本土球员1:2的出场比例，既能让外援之间形成竞争压力，也能为本土球员腾出更多核心位置，促进各位置均衡发展。北京国安外援进球占比仅38.46%却仍能保持竞争力，证明本土球员并非不堪大用，关键在于是否给予足够机会。
另一方面，应强化外援质量管控与俱乐部差异化支持。对于争冠球队和参加亚冠的队伍，可保留6名注册名额以应对多线作战需求；对于中小俱乐部，则允许根据财务状况注册3-4名外援，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应建立外援准入评估机制，避免“为凑数而引援”的低效投入，让有限的资金流向真正能提升球队实力、带动本土球员成长的优质外援。
中超外援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非五即六”的数字之争。五外援政策虽提升了进球数，但结构性矛盾已影响联赛健康发展；六外援政策则可能加剧运营压力与本土球员边缘化，并非可行之策。未来的政策设计，应聚焦“提质增效”与“比例均衡”，通过合理的出场限制激发竞争活力，通过差异化规则兼顾不同俱乐部需求，让外援真正成为联赛的“催化剂”而非“替代品”。毕竟，中国足球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出能在国际赛场立足的本土球员，而不是打造一支“外援联军”的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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