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手脚也不算麻利，唯独做事踏实，眼里有活。当年经人介绍去教授家时，对方就明说了“家里规矩多，你得仔细”，我妈点头如捣蒜，把“规矩”二字刻在了心里。教授两口子都是搞学问的，家里一尘不染，书架上的书码得整整齐齐，连茶杯摆放的位置都有讲究。我妈第一次擦书架，不小心碰乱了几本书的顺序，教授就皱着眉数落：“跟你说过多少遍，按分类放，这么简单的事都记不住，真是笨得无可救药。”我妈红着脸道歉，蹲在地上一本本核对，直到教授点头才算完。

往后11年，这样的责骂成了家常便饭。煮面条水放多了，教授会说“连碗面都煮不明白，脑子是浆糊做的”；拖地没擦干净墙角，她会拿着纸巾指着污渍：“你看看这，眼瞎了吗？这点活都干不好，雇你有什么用？”我妈从不还嘴，只是低着头，下次做事更小心翼翼。有回我去看她，撞见教授因为她把衬衫熨出了一道褶皱，站在客厅里大声训斥。我妈攥着熨斗，指关节都泛了白，眼眶红红的，却还是低声说：“是我不小心，我再熨一遍。”

其实我妈心里委屈，夜里偷偷给我打电话时，声音总带着哽咽：“妈是不是真的很笨？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劝她辞职，她却犹豫：“教授家工资给得不算低，还包吃住，你爸身体不好，家里离不开这份钱。再说，他们对孩子挺好的，那小子虽说被宠得有点娇，但从不跟我发脾气。”我妈说的是教授的儿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我妈看着长大的。那孩子嘴甜，会喊“阿姨”，饿了会凑到厨房问“有什么好吃的”，我妈总把最好的留给她，偷偷给她塞零食，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菜。

教授对儿子寄予厚望，高考前一年更是紧张到极致。每天雷打不动让我妈早上六点起床做营养早餐，牛奶必须温到刚好45度，鸡蛋要煮得溏心，面包片不能烤太焦。有回我妈不小心把牛奶热烫了，教授一把夺过杯子摔在桌上，牛奶溅了我妈一身：“你就不能用点心？孩子高考要紧，出了差错你担得起吗？笨得像头猪！”我妈没敢擦身上的奶渍，默默收拾了碎片，重新温了一杯牛奶，端到那孩子面前时，手还在微微发抖。

高考前三个月，那孩子熬夜复习，教授让我妈每晚十点送一杯温蜂蜜水，还要盯着他别玩手机。我妈不懂什么复习技巧，只能坐在客厅角落，手里缝着我的旧衣服，眼睛却时不时瞟向孩子的房门。有回她看见孩子偷偷摸出手机，没敢直接说，只是轻轻敲了敲门，说：“蜂蜜水凉了，我给你换一杯。”那孩子愣了一下，赶紧把手机藏起来，低声说了句“谢谢阿姨”。教授后来知道了这事，不仅没夸我妈，还骂她：“你不会直接说他？就知道装好人，耽误了孩子前程你赔得起吗？”我妈没辩解，只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怕直接说会让孩子难堪，毕竟那孩子平时待她不薄。

高考前一周，那孩子突然感冒了，发烧咳嗽，精神萎靡。教授急得团团转，怪我妈没照顾好，骂得更凶了：“让你多注意孩子的保暖，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这个废物！”我妈心里又急又委屈，夜里每隔一小时就起来给孩子量体温，用温水擦他的额头和腋下，还按照老家的偏方，给他煮了生姜红糖水。那孩子迷迷糊糊中，拉着我妈的手说：“阿姨，你别听我妈骂你，你一点都不笨，你做的饭最好吃了。”我妈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拍着他的手说：“快睡吧，睡醒了病就好了，高考肯定能考好。”

高考那天，我妈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按照教授的要求做了早餐，又把孩子的准考证、文具仔细检查了三遍，装进透明文件袋里。送孩子出门时，她忍不住叮嘱：“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阿姨在家给你做好吃的。”教授瞥了她一眼，没说话，拉着孩子就走了。我妈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整天都魂不守舍，做饭时差点切到手指，拖地时忘了关水龙头，把客厅弄湿了一片。

傍晚，孩子考完第一科回来，脸色还不错，跟我妈说“题不难”。教授的脸色缓和了些，破天荒没骂我妈，还让她多做两个孩子爱吃的菜。我妈高兴坏了，系上围裙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哼起了老家的小调。可她心里清楚，这短暂的平和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只要孩子高考成绩没出来，教授的脾气就不会真的变好。她低头看着锅里翻滚的菜，手里的铲子慢悠悠地搅动着，心里琢磨着：等孩子考完试，要是成绩好，教授会不会对她好点？要是不好，她是不是又要被骂得狗血淋头？或者，是不是该趁着这个机会，辞职回老家，不再受这份委屈了？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厨房里的灯光映着她的身影，长长的，带着点说不出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