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戏院里的灯光暗下又亮起，《富贵黄金屋》的片尾字幕滚动时，大概没多少人想到，这部片子日后会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它的票房，而是因为它像一枚时间胶囊，封存了一个正在急速转弯的时代。
五百多万港元的票房，在当年是什么概念？隔壁厅放着的《家有喜事》，票房是它的近十倍。观众用脚投票，投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有趣的是，时间这个裁判，有时会给出和当下观众不一样的分数。
现在回头看《富贵黄金屋》，最刺眼的不是笑料够不够密集，而是片子里的那些“刺”。骠叔一家为了一间屋，跟地产商死磕，那些手段——断水断电、高空抛物、恐吓威胁——当年看或许觉得夸张，如今再看，只觉得写实得让人心头发紧。电影里那句“有屋没人住，有人没屋住”，轻飘飘一句台词，三十年过去了，依然沉甸甸地压在许多人的心头。当年电影里讽刺的，今天成了许多人生活的常态，这大概是一种最无奈的“预言成真”。
高志森导演那一年很分裂。一边，他拍出了《富贵黄金屋》，镜头对准的是升斗小民的挣扎，是社会的棱角；另一边，他又导出了《家有喜事》，极尽癫狂热闹之能事，造的是一个让人暂时忘记烦恼的梦幻泡泡。同一个导演，同一年，作品却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这哪里只是导演个人的分裂，分明是整个行业的集体彷徨：是要继续做社会的镜子，哪怕照出的是皱纹与疮疤，还是转身成为造梦的机器，专门生产让人逃离现实的糖丸？
观众选择了后者。这无可厚非。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腾飞，人心躁动。累了一天，谁不想进电影院彻底放松大笑一场？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恰逢其时，他那种天马行空、解构一切的幽默，精准地踩在了时代情绪的鼓点上。董骠、沈殿霞塑造的，是街坊里能见到的邻家大叔和肥姐，带着烟火气，也带着生活的琐碎与烦忧；而周星驰塑造的，是都市新人类的代言人，机灵、叛逆、带着一点疏离的酷。观众的口味，从“像自己”慢慢转向了“想成为的自己”。
所以，《富贵黄金屋》的失利，真不能怪周星驰。它是一个时代审美更迭时，被浪头轻轻拍在沙滩上的前浪。它的台词依然犀利，表演依然扎实，对社会问题的洞察甚至堪称深刻。它输给的，不是粗制滥造，而是一种新兴的、更强大的娱乐范式。那种扎根市井、带点苦涩的温情喜剧，其黄金时代正在缓缓落幕。
有意思的是，当年在票房上吃了亏的“写实”，却在岁月里悄悄扳回一城。今天讨论香港的老电影，《富贵黄金屋》的价值被一次次重新擦拭。人们发现，它留下的不是过时的笑料，而是一份珍贵的时代病历。病历上清晰地写着当年的社会症候：楼价开始脱缰，媒体光怪陆离，小市民在资本巨轮前的无力与坚韧。这些，比许多单纯搞笑的片段，生命力要长久得多。
一部电影的价值，票房从来不是唯一的尺子。有些电影负责造梦，有些电影负责记录。《富贵黄金屋》或许没能在当年造出一个绚烂的梦，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记录下了一个正在远去的香港，以及那一代普通人面对生活重压时，那份狡黠而顽强的精气神。这种记录，本身就有一种笨拙而珍贵的力量。
如今，电影里骠叔一家为之奋斗的“黄金屋”，价格早已飞上云霄，成为更多人遥不可及的梦。而这部电影本身，却像一颗被埋没的时光琥珀，当我们擦去表面的尘土，里面封存的时代气息与人性微光，依然鲜活，依然能让我们会心一笑，或心头一颤。这或许就是好作品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输掉了那个夜晚的票房，却赢得了更漫长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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