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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在西柏林长大的艾克·舒尔，童年里那些闪闪发光的记忆大多与美国有关。在他的克罗伊茨贝格社区，美军士兵会像散发糖果一样向他投掷一包包瑞格利口香糖。
等他稍大一些，他开始帮这些士兵洗车、照看孩子，以此赚取零花钱。他的收音机里永远调频在武装部队网络，起初热衷于汉克·威廉姆斯，后来又成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忠实信徒。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牛仔裤时的兴奋，也记得一位美国少校邀请他们一家去军官餐厅，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到草莓配鲜奶油的滋味。
1948年，年仅7岁的舒尔经历了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舒尔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直到美国人发起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柏林空运，用源源不断的飞机运送食物和燃料，才将他们从饥饿与寒冷中解救出来。这种在绝境中锻造的深厚情感，让舒尔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感到与美国“血脉相连”。
然而，现年84岁的舒尔，那些幸福的往事正被阴霾笼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任期内对欧洲的轻蔑、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威胁，以及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正在扯断那条横跨大西洋的纽带。这些举动对德国人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外交协议，更是家族式的记忆。“这真是太可怕了，”舒尔每天开车经过市中心曾经的军官食堂旧址，沉默良久后，他补充道，“这对我影响很大。”
在德国，这种“分手”的阵痛远比其他地方强烈。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美国人曾是解放者，将他们从纳粹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对老一辈柏林人而言，美军士兵既是保护者也是文化偶像，是安全感与现代生活的传递者；而对于在共产主义东部长大的德国人来说，牛仔裤和美国唱片曾是顶级的违禁品，代表着一种自由的符号。
尽管英国常标榜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德国与美国在逆境、救援与占领中锻造的关系，在许多层面其实更为深厚。
如今，这种关系似乎正走向不可逆转的终结。裂痕的加深很难准确追溯到某一个瞬间：是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宣称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还是上个月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警告欧洲将被“文明抹除”？
亦或是本月特朗普威胁要接管北约盟国丹麦的领土格陵兰，并对阻挠他的盟友征收关税？美国与欧洲似乎已经从格陵兰问题的对抗边缘后撤了一步，但造成的信任损害已难以弥补。
《成熟的国家：没有美国的德国——历史性机遇》一书的作者霍尔格·斯塔克，将德美关系形容为一场渐行渐远的婚姻。在这场婚姻中，原本扮演“强人丈夫”角色的美国已不再关心他的妻子。“他开始有了外遇，不再回家，甚至已经在和离婚律师商量如何达成对他最有利的协议，”斯塔克如此写道。 对他这一代德国人来说，这场分手充满了个人情感色彩，因为他们曾通过美国电台收听最新的流行音乐，视其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象征。
当然，特朗普在德国并非没有拥趸，尤其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该党正试图与特朗普及其运动建立某种联系。然而，民调显示，即便是该党的选民，也主要是出于国内关切而支持该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对特朗普持正面看法。在格陵兰主权问题上，甚至连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也忍不住对特朗普提出了批评。
这种政治上的疏离已经传导到了消费领域。为了避免引起德国消费者的反感，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在广告中淡化“美国制造”的色彩。可口可乐在全国投放的广告中，使用了德国员工装瓶苏打水的大幅照片，强调这是“德国制造”；麦当劳则在宣传中突出其原料的国产属性。与此同时，由于埃隆·马斯克选择与特朗普深度盟，特斯拉在德国的销量出现了大幅暴跌。一项最新的公共广播民调显示，仅有12%的德国人支持特朗普，只有15%的人仍视美国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尽管情感上已经疏离，但德国在短期内仍无法彻底断开联系。它在国防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撑。现任德国领导层继续维持着与特朗普的友好表态，而一些政治观察家则指出，德国的目标是努力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保持美国的支持，尽管这过程充满了尴尬与博弈，同时欧洲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加速增强自身的军事能力。前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曾表示，美国历来扮演父母角色，德国扮演孩子，而未来双方应该像“兄妹”一样平等。
舒尔在克罗伊茨贝格拥有一栋公寓，他的租户里克·哈弗茨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德美裂痕的书，名为《再见，美国？》。哈弗茨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正在重新考虑前往美国旅游或留学的计划。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新的安全伙伴能在军事层面完全取代美国，但德国人正将目光转向加拿大。“加拿大的生活方式更轻松，拥有壮丽的自然资源，那里正成为德国人眼中的新避风港，”哈弗茨观察到。
唐纳德·特朗普的任期终会结束，但即便未来的美国政府寻求回归传统联盟，那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已经种下。对于那些在二战废墟中由美国一手扶持、在“美国梦”的余晖下长大的德国人来说，这种幻灭感是极其痛苦的告别。 这种认知不仅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代人对自己生命经验中某种永恒部分的最后告别。
落日的余晖打在柏林那座老旧的军官食堂旧址上，斑驳的墙影里似乎还能捕捉到当年口香糖纸与牛仔裤的残影。对于舒尔这一代人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在目睹一个强权的远去，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关于“童年保护者”的最终解构。
当救世主的形象在关税威胁与领土博弈中消解，曾经的崇拜便化作了此刻冷峻的审视。那种建立在感恩与依赖之上的单向纽带，正被一种基于利弊与自主的成人逻辑所取代。或许，这正是海科·马斯所说的“长大”——尽管这种成长的代价，是不得不独自面对那片曾在星条旗下显得格外静谧的、如今却充满未知的地平线。 当怀旧的滤镜被现实无情地撕碎，剩下的便只有这片需要靠自己去守卫的森林。
作者：亚伦·维纳，资深国际事务观察员，《华盛顿邮报》驻柏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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