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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人事变动牵动学界目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官网悄然更新，校长王轶的职务一栏多了五个字。党委书记。这意味着什么。共和国警官的摇篮，迎来了一位双肩挑的掌舵人。既是学术带头人，又是政治主官，两个担子一肩扛。这在公安系统的顶尖学府里，并不多见。

王轶是谁。民法圈子里，这个名字掷地有声。一九七二年出生的蒙古族汉子，从郑州大学起步，一路北上。吉林大学硕士，师从崔建远。人民大学博士，师从王利明。两位都是当代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他成了名门高徒，却没有止步于书斋。博士后又入北大，二零零一年出站留校。学问的根，扎得既深且广。

王的履历本身像一部近三十年的中国民法学术史。参与合同法起草时，还是个在读研究生。后来是物权法，是侵权责任法。再后来，作为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他站在了中国法治进程的最前沿。那部七编一千二百六十条的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字里行间有他的心血。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些荣誉背后，是一个学者江湖地位的具象展示。

二零二零年，他成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四年后，命运转折。二零二四年八月，王轶告别熟悉的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空降京城木樨地，执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培养普通法律人才的摇篮，转向锻造共和国警官的熔炉。这一步，跨度不小。

公安大学不是普通的双一流高校。公安部直属，高级警官学院，共和国警官的摇篮。这里走出的学生，将来要执法，要办案，要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第一线。此前的教育，偏重公法，侧重刑法与行政法。突然来了一位民法大家，而且还是研究物权、合同、人格权、侵权责任的私法权威。这本身就值得玩味。

私法与公法的分野，在法学教育中长期存在。民法讲权利，讲平等，讲意思自治。公安实务讲权力，讲秩序，讲国家强制。看上去泾渭分明。但新时代的法治建设，恰恰需要打破这种割裂。执法者不懂权利边界，便容易越界。警官不知民法精神，便难以理解纠纷本质。王轶的到来，像一股清流注入这所公法重镇。他的民法体系化思维，他参与国家宏大立法的经验，乃至他对权利保障理念的深刻理解，都将重塑这里的育人逻辑。

双肩挑的安排，更凸显了高层用人的深意。不仅是学术引领，更是政治把关。既是校长，管教学科研。又是书记，把方向管大局。对于一个跨界而来的法学家，这种人事安排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要在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前提下，把法治思维深植于警务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

从王利明教授的高足，到共和国警官摇篮的掌舵人。这条路，王轶走了二十五年。当年在人大法学院办公室里熬夜起草专家建议稿的青年学者，如今要为两万多名预备警官的人生导航。这种转变，是个人职业轨迹的跃迁，更是中国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创新实验。

当私法学者遇上公法教育，当权利话语对接权力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答案或许就藏在木樨地南里那一排排银杏树下。未来的公安局长、刑警队长、边防警官，将在民法典起草者的注视下，重新理解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新时代执法者的使命。

这步棋，下得不可谓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