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伴随而来的既有好奇与探讨，也有误解与争议。有人将其妖魔化为“间谍基地”，有人疑惑为何这类学校实行封闭管理、不招收中国学生，也有人对其办学资质、课程内容充满疑问。事实上，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并非神秘莫测的“特殊存在”，而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为满足在华日本籍人员子女教育需求而设立的正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其运营全程受中国法律监管，且与全球多数国家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遵循同一国际惯例。
今天，我们就用详实的数据、权威的政策依据，全方位拆解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它的数量分布、办学背景、运营模式、监管体系到底如何？那些流传甚广的传言是否属实？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它的存在？
一、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数量与分布有明确答案
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事实：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并非网传的“遍地都是”，其数量、分布和规模都有明确的官方统计，且严格受控。根据中日双方官方数据及权威统计，截至2025年，日本在中国境内（含港澳台地区）经正规审批设立的全日制日本人学校共有15所，这一数字既来自日本文部科学省2023年发布的全球日本人学校名录，也在中国教育部《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名单》中得到印证，并非网传“35所”的虚假数据——多出来的“20所”，实则是日语培训机构、国际学校中的日本课程班等，与正规全日制日本人学校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从全球范围来看，日本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共设有94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中国境内的15所占比约16%，是日本海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分布最集中的国家之一，这背后与中日经贸往来的深度和在华日籍人员的规模直接相关。
具体到地域分布，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日资企业密集、在华日籍人员聚居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呈现“大陆为主、港澳台补充”的格局：
大陆地区共11所，分别位于北京、天津、大连、青岛、苏州、上海（虹桥校区、浦东校区及高中部）、杭州、广州、深圳各1所。其中，上海日本人学校规模最大，两校区共有学生2419人，教师122人，是日本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日本人学校，其办学历史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见证了中日经贸合作的深化历程；北京日本人学校截至2023年有学生247人，教师26人，成立于1976年，是大陆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日本人学校之一，主要服务于日本驻华使馆、商社及在华日企高管的子女。
港澳台地区共4所，其中香港1所（香港日本人学校），成立于1966年，常年有学生400-500人；台湾地区3所，分别是台北日侨学校、台中市日侨学校、高雄市日侨学校，主要服务于台湾地区的日籍居留人员子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澳门地区目前没有设立日本人学校，主要因为当地日籍人员数量较少，未达到设立专属学校的需求规模。
从生源规模来看，近年来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在校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前后，在华日籍人员约15万人，相应的日本人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7800人-8200人；而截至2025年底，在华日籍人员减少至9.75万人，日本人学校在校生也降至3226人，降幅约60%。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的是日企在华深化本土化战略，外派人员数量减少，同时中国强化监管带来的办学合规成本上升，以及中日关系波动带来的部分日籍人员居留意愿变化，从侧面印证了这类学校的规模与在华日籍人员的实际需求高度匹配，不存在“泛滥成灾”的情况。
二、为何会在中国出现日本人学校？并非“特殊安排”
很多人疑惑，中国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为何还要允许设立专门的日本人学校？其实，在中国设立日本人学校，并非针对日本的“特殊安排”，而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是全球人才流动背景下，各国为保障外籍人员子女教育权而普遍采取的做法——不仅有日本人学校，中国境内还有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设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截至2025年，全国经教育部批准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共有约116所，分布在16个一二线城市，日本人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设立的核心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日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量日资企业涌入中国，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日本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来华长期居留。这些人员大多是3-5年的短期外派，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影响人才留存的关键——日本实行“6-3-3”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其课程体系、升学标准与中国的“6-3-3-4”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差异显著，且授课语言、文化背景、价值导向均有不同。
如果这些日籍子女就读中国公立学校，不仅会面临语言障碍，更会出现严重的学业断层，回国后无法衔接日本国内的升学体系；而当时中国的国际学校数量极少，且主要以提供欧美课程为主，无法满足日籍子女的教育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日资企业联合向中国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希望设立专门的学校，为在华日籍人员子女提供与日本国内同步的教育，保障其回国后能够顺利升学就业。
从政策层面来看，设立日本人学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1995年，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正式允许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和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明确了这类学校的办学宗旨、审批流程、监管要求，其中核心条款就包括“为外籍人员子女提供符合其本国教育体系的教育服务”“不得招收中国公民子女”“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等。2014年，国务院出台新规，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但核心监管要求并未放松，确保每一所学校的设立都符合国家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费收入和日资企业捐赠，属于非营利性机构，这与我国境内其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办学模式一致。同时，这类学校的设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包容度——保障外籍人员的合法权益，包括其子女的教育权，是吸引外资、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全球各国的通行做法，中国在海外的中文学校，同样是为了满足海外华人华侨子女的教育需求而设立，本质上与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别无二致。
三、招生、课程、管理，到底有何不同？
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公众最关心的莫过于其运营细节：到底招收什么样的学生？课程内容是什么？为何实行封闭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大多符合国际惯例，并非“特殊操作”。
（一）招生：严格限定日籍，严禁招收中国学生
根据《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招生对象严格限定为“持有中国居留证件的日本籍人员子女”，年龄范围通常在3至18岁，涵盖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四个阶段，严禁招收中国公民子女，这是不可逾越的办学红线，一旦违反，将被责令整改甚至吊销办学资格。
以广州日本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例，其招生对象明确为“在华未满18周岁的日本公民子女”，报名者需提交入学申请表、护照及签证复印件、疫苗接种记录等相关材料，部分年级还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包括数学、日语等科目）和面试，以评估学生的学术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一招生标准，与上海、北京等地的日本人学校一致，也与我国境内的美国学校、英国学校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招生逻辑相同——这类学校的核心功能，就是为特定国家的外籍人员子女提供专属教育服务，保障其教育的连续性。
很多人疑惑，为何不能招收中国学生？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这类学校的课程体系、授课语言均与日本国内同步，主要目标是为日籍子女衔接日本的升学体系，中国学生就读后，不仅无法适应，还会影响其后续的高考或海外升学；另一方面，从监管角度来看，严格区分招生对象，也是为了防范文化渗透、维护教育主权，避免外籍课程对中国学生的价值导向产生不当影响。事实上，我国的国际学校主要服务于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需求，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互不冲突。
（二）课程：以日本本土课程为主，融入少量中国相关内容
课程内容是公众对日本人学校最担忧的一点，尤其是担心其教材中存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事实上，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虽然主要采用日本本土教材（部分教材从日本东京空运），但所有教材和教学计划都必须每年提交给中国教育部门进行逐页审查，坚决杜绝任何危害中国主权、歪曲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情感的内容，这是监管的重中之重。
具体来看，其课程体系与日本国内学校基本同步，核心课程包括日语、数学、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历史、地理、公民教育）、艺术、体育等，授课语言以日语为主，部分学校会开设英语课程作为第二语言，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同时，为了让学生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多数日本人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且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基础薄弱者侧重日常会话，满足在华生活需求；水平较高者对接日本的中国语检定考试，教材多采用《汉语顶呱呱》等实用类教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汉语课程中会融入客观的中国历史、地理和主权认知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减少偏见与隔阂。而对于历史课程，中国教育部门会重点审查其中涉及中日关系、近代历史的内容，坚决禁止任何淡化南京大屠杀、歪曲侵华历史的表述。尽管日本国内部分教材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但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经过严格审查的教材，必须符合历史定论和国际法准则，这一点有着明确的监管要求，绝非“放任不管”。
此外，部分日本人学校还会开设日本文化特色课程，如日本传统艺术、节日庆典活动等，同时设置国际理解课程，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其教学目标非常明确：让在华日籍子女接受与日本国内同步的教育，同时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为其未来回国升学或在华发展奠定基础。
（三）管理：封闭管理是惯例，并非“神秘化”操作
“中国人不得入内”“封闭管理、拒绝外界参观”，这是很多人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印象，也因此引发了诸多猜测，认为其“神秘莫测”，甚至暗藏猫腻。事实上，实行封闭管理，是全球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普遍惯例，并非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独有，其核心目的是保障学生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而非“排斥中国人”。
从国际惯例来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大多实行封闭管理，一方面，这类学校的学生多为外籍人员子女，身份特殊，封闭管理能够有效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避免不必要的外界干扰；另一方面，这类学校的教学模式、文化氛围与中国本土学校差异较大，封闭管理能够维护其教学的连续性和独立性，减少文化冲突。中国在海外的中文学校，同样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入校园，这是基于学生安全和教学秩序的合理安排，并无特殊之处。
需要明确的是，“封闭管理”并不等于“监管盲区”。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虽然不允许无关人员随意进入，但必须接受中国教育、公安、消防、外事等多个部门的常态化监管——教育部门定期巡查教学活动、审查教材和师资；公安部门监管校园安全和人员流动；消防部门检查校园消防设施；外事部门协调处理涉外相关事宜。同时，学校的校长、董事会成员变更必须备案，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名单也需要每年提交给相关部门复核，确保所有运营活动都处于可控范围。
此外，这类学校的师资也受到严格监管。教师团队主要由具备日本教育资质的日本籍教师组成，部分学校会聘请少量中国籍教师担任汉语教学工作，但所有教师都必须在中国教育部门和外事部门备案，并通过深度背景审查——重点核查教师的过往任职经历、关联机构，严防有右翼倾向或情报背景的人员进入教学岗位，同时建立师资动态更新与复核机制，确保师资队伍的合规性。
四、多重把关，杜绝“监管盲区”
面对公众的担忧，中国政府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从审批设立到日常运营，再到动态管控，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核心目标是确保这类学校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保障其合法的办学权益。
首先，在审批设立环节，实行“全链条审批”，门槛极高。一所日本人学校的设立，需要经过“在华合法日本机构提出申请→地方教育局初审→省级教育厅审核→教育部最终备案”的完整流程（2014年后审批权下放至省级，但教育部仍需备案），申请材料必须涵盖校舍安全、师资名单、课程计划、财务预算等核心内容，公安、消防、外事等部门同步参与审查，从源头把控办学资质。任何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日本人学校，都是非法办学，将被依法取缔。
其次，在日常监管环节，实行“年度备案+定期巡查+随机抽查”机制。学校需每年提交教职员工名册、学生名单、教材内容、财务报表等材料供相关部门复核；教育部门每学期会组织定期巡查，重点检查教学活动、教材合规性、师资备案情况等；同时，相关部门会开展随机抽查，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如招收中国学生、从事营利活动、教材违规等，将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整顿或吊销办学资格，绝不姑息。
再次，在动态管控环节，结合近年来的国家安全形势，监管已进一步升级。重点强化了三个方面的管控：一是教材表述审查，组建专业团队对照历史定论，对教材中的历史、主权相关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发现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并追溯责任；二是师资背景核查，深化对教师过往经历、关联机构的核查，严防有右翼倾向或情报背景的人员进入；三是校园安全与人员流动管控，要求学校接入视频监控，确保校园内的教学活动、人员往来均处于可控范围，同时对生源家长的在华从业背景、居留目的进行联动核查，避免与敏感领域人员关联。
此外，对于日本人学校毕业生的去向，也有相应的监管措施。教育部2023年数据显示，这类学校年均毕业生约2500人，其中97%选择返回日本升学或就业，剩余3%留在中国，大部分就职于日企翻译、合资公司文职等基础岗位，原则上无接触中国敏感信息的权限。同时，我国公务员招录明确要求“具有中国国籍”，日籍毕业生天然不具备报考资格，从制度上阻断了其流入敏感岗位的可能；对于留在中国就业的毕业生，相关部门会对其就业单位、岗位性质进行备案跟踪，避免其借工作之便参与情报搜集等违法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日本人学校的监管，既遵循国际惯例，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了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不存在“监管宽松”“放任不管”的情况。相反，相较于部分国家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中国的监管更为严格、更为细致，这既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也是对公众担忧的回应。
五、放下偏见，分清“历史”与“现实”
尽管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是正规办学、全程受监管，但近年来仍引发了诸多公众争议，核心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代历史的阴影，二是对部分监管细节的不了解。
从历史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日本曾以办学名义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最典型的就是1901年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这所学校表面是学术机构，暗地里却培养间谍、搜集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情报，为后来的侵华战争提供了便利，这段历史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也让公众对“日本人在中国办学”天然抱有警惕心理。近年来，国安部多次破获日本间谍案，涉案人员伪装成商人、学者、高管等身份，渗透到多个领域，甚至借学术研究之名非法采集我国农作物种子、测绘敏感区域坐标，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也让人们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产生了不信任感。
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公众对日本人学校的监管细节不了解，加上一些自媒体的夸大解读、虚假传言（如“日本人学校不受中国监管”“教材歪曲历史”“大量间谍潜伏其中”等），进一步放大了争议，导致很多人将这类学校与“间谍基地”“文化渗透”划上等号，忽视了其作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本质。
事实上，我们应当分清“历史”与“现实”，放下偏见，理性看待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
第一，历史的教训值得铭记，但不能将历史仇恨转嫁到当代的正规办学机构上。近代日本以办学为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行为，是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坚决反对，但如今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是改革开放后依法设立的正规教育机构，其办学宗旨、运营模式与当年的东亚同文书院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伤害，就否定当代所有日本人相关的机构，这既不符合理性，也不利于中日民间的正常交流。
第二，公众的担忧可以理解，但相关传言大多不符合事实。中国政府对日本人学校的监管极为严格，从教材审查、师资备案到校园管理，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能够有效防范任何借教育之名行渗透之实的行为。那些“不受监管”“教材歪曲历史”的传言，大多是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而编造的虚假信息，经不起官方数据和事实的推敲。
第三，这类学校的存在，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纽带。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不仅为在华日籍子女提供了教育保障，也让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为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这类学校的存在，也体现了中国的包容与自信——我们敢于开放，也有能力通过严格的监管，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当然，理性看待并不意味着放松警惕。教育领域向来是文化渗透和情报人员潜伏的重点区域，日本右翼势力常通过教材篡改、文化输出等方式淡化侵略历史，这一点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国政府也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向公众通报日本人学校的运营情况、监管细节，化解公众的疑虑；同时，也应当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分清历史与现实，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
六、结语：以理性之心看待，以开放之力前行
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本质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为满足在华日籍人员子女教育需求而设立的正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其数量有限、分布明确、运营合规、监管严格，既不是“间谍基地”，也不是“神秘禁区”，而是遵循国际惯例、服务于国际人才流动的教育机构。
我们铭记近代历史的创伤，警惕任何可能的风险，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封闭自己、否定一切——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保障外籍人员的合法权益，包括其子女的教育权，是中国走向世界、促进国际合作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既是中国包容与自信的体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其存在的价值，远不止于“为日籍子女提供教育”，更在于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平台。
当然，监管没有终点。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应当持续强化对日本人学校的监管，筑牢国家安全防线，杜绝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应当加强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真相、消除疑虑。而作为公众，我们应当以理性、客观的心态看待这类学校，放下偏见、分清历史与现实，既不被虚假传言误导，也不放松必要的警惕，以包容之心对待不同文化的存在，以自信之力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前行。
毕竟，真正的强大，不是拒绝一切外来事物，而是既能敞开大门拥抱世界，也能守住底线维护自身的主权与安全；真正的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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