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那局面，真叫一个乱麻似的，契丹的铁骑还在城外，朝廷里头却已经分崩离析，石重贵那把火烧了皇宫，也差不多把后晋的气数给烧尽了，冯道这位老宰相，经历的风浪太多，他眼睛看的早就不是一朝一夕、一家一姓的得失，他心里头揣着的东西，叫做“道统”，是这片土地上百姓能不能喘口气，文明能不能续下去的火种。
所以你看他跑去跟耶律德光谈判，开口要“谷麦三十斛，种粮三万斛”，听着像是称臣的价码，其实里头门道深了，这哪里是单纯讨要点粮食？这是在为接下来必然到来的荒年、为中原的民生留一点底子，更是用这种实在又略显卑微的要求，来试探和稳住那位契丹之主，为真正的布局争取时间。
冯道压根没想真心辅佐契丹人坐稳中原，他那双老辣的眼睛，早就越过黄河，看向了太原的刘知远，刘知远这个人，有兵马，有地盘，也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时机，但冯道不能直接把宝押上去，他得先把眼前这潭浑水搅清，特别是得把张彦泽和杜重威这两个祸害给除了，杜重威手握二十万大军想当“儿皇帝”，张彦泽则是凶残无度、进城就大肆屠戮的豺狼。
这两人要是得了势，中原百姓就别想有活路了，所以你看冯道和桑维翰，他们组织的那十日守城，战死战伤那么多儿郎，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击退契丹——那会儿也击退不了，他们求的是一份“体面”，是向天下、尤其是向耶律德光表明一个态度：中原可以因为力竭而屈服于强大的北国，但绝不能跪倒在自己内部那些寡廉鲜耻、残民以逞的叛将脚下。
桑维翰的死，是悲壮的一步棋，他砸印信、烧户册，痛骂张彦泽，就是求一个轰轰烈烈的死，用自己身为高官的血，来凸显张彦泽的恶，来点燃朝野的共愤，张彦泽随后的大索三日，上万人殒命，连有善行的楚国夫人丁氏都遭凌辱杀害，更是把这种恶推到了顶点，民怨已经沸腾，但还需要一把火，一把能烧到耶律德光眼前、让他不得不正视的火，这时候，年轻的吴越王子钱弘俶，就成了冯道棋盘上一颗看似意外、实则巧妙的关键棋子。
钱弘俶那年才十七岁，来自相对安稳富庶的吴越国，身上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理想与血性，他亲眼目睹了乱世的惨状，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冯道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当钱弘俶愤怒地质问冯道为何要迎契丹入城时，冯道那些沉痛而现实的话语，一方面是在陈述无奈，另一方面何尝不是一种激将？他把残酷的真相剥开给这个少年看，也把一种无声的期望传递了过去，果然，在张彦泽设宴无人敢去的僵局下，钱弘俶出手了，他那一刀，刺向张彦泽，也刺破了当时压抑僵死的局面，这一刀，不是为了当场杀死张彦泽（事实上也没杀死），它的意义在于表态，在于宣告。
这一刀，代表着外来藩国势力（吴越）对张彦泽的极度厌恶，连同之前桑维翰代表的官员阶层的以死抗争，以及楚国夫人遇害所激起的民间哀痛，三股力量——官、民、藩镇——的不满都齐了，全都集中在了张彦泽身上，这下，耶律德光就不得不仔细掂量了，他自称中原正统之主，就不能只依靠武力，还得考虑人心向背，考虑统治的基础，如果继续庇护这样一个天怒人怨的刽子手，他的统治合法性从何谈起？
冯道正是通过钱弘俶这一刀，把“必须杀张彦泽以平民愤、安人心”的议题，硬生生塞到了耶律德光面前，逼他做出选择，钱弘俶的“天真”和血性，在这盘老谋深算的棋局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赵匡胤的抉择，则是这条逻辑链的进一步延伸和夯实，他亲身参与了那绝望的十日守城，见证了父亲赵弘殷的坚守，也看透了朝廷的无能与张彦泽的暴虐，当城池已破，后晋已亡，一个有志气的年轻将领，怎么可能去效忠契丹或者投靠张彦泽之流？他北投刘知远，是乱世中一个军人最自然也是最清醒的选择。
他的离开，不仅是为自己寻出路，更是用行动为“中原正统”的未来投下一票，当郭威询问他大殿刺杀详情时，赵匡胤那句“想动手的人很多”，看似平淡，却力有千钧，彻底坐实了张彦泽已众叛亲离、人神共愤，这句话通过郭威传到刘知远耳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刘知远更加确信，出手收拾山河、重建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郭荣在其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他理解冯道的深意，也看到了钱弘俶行动的价值，更清楚赵匡胤这样的将才对于未来事业的重要性，他的三个请求——救钱弘俶、拖耶律德光、阻杜重威——每一条都紧扣冯道全局谋划的关键节点，而冯道那句“你愿意为天下黎庶去死吗”的灵魂拷问，则是将一种超越个人生死、家族利益的宏大责任，提前植入了这位未来后周之主的内心，郭荣的坚定回答，标志着他从一名寻求明主的青年，开始向胸怀天下的领导者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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