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男人站在省城宾馆的走廊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三十五年过去了，岁月在每个人脸上都刻下了痕迹，但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比如眼角的那颗痣，比如说话时习惯性的手势。
“陈志华。”我说出了这个名字。
他的身体明显颤了一下，嘴唇动了几次，最后只说出两个字：“是我。”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走廊里的空调发出嗡嗡的声音，就像三十五年前那个春天，军校宿舍里的风扇。那时我们还年轻，以为人生就是一条直线，从起点到终点，简单明了。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有些路要绕很大的弯，有些真相要等很久才能浮出水面。
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1981年的春天，我被军校开除，罪名是偷窃。偷的是陈志华的五十块钱。那是我这辈子最屈辱的经历，也是我最大的谜团。
现在，这个谜团的关键人物就站在我面前。
1980年的秋天，我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走进了陆军指挥学院的大门。
我叫林泽，河南驻马店人，十八岁。父亲林大海是村里的生产队长，母亲常年卧床，家里穷得叮当响。能考上军校，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也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宿舍在三楼，一间房住四个人。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其他三个室友已经熟悉了，正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聊天。
“你就是林泽吧？”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我是陈志华，北京的。”
他长得很精神，说话的腔调带着北京味。我能看出来，他家里条件不错。床上铺着崭新的被褥，桌上摆着几本厚厚的书，还有一台收音机。
“我是孙大山，哈尔滨的。”另一个结实的男生憨厚地笑着，“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第三个男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明：“赵明阳，南京的。听你口音，河南人？”
我点点头，把包放在唯一空着的床位上。那是靠门口的下铺，位置不太好，但我没有选择。
“河南来的啊，那地方穷。”陈志华随口说了一句，然后可能觉得不太合适，又补充道：“不过能考上这里，说明你有本事。”
我没有接话。从小到大，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话。穷是事实，我不需要为此感到羞耻，但也不想多解释什么。
那天晚上，熄灯后大家躺在床上聊天。陈志华讲北京的故事，孙大山说东北的风雪，赵明阳谈江南的风景。轮到我时，我只是简单说了几句家乡的麦田和河流。
“你话真少。”陈志华在黑暗中说。
“习惯了。”我回答。
其实我不是不愿意说话，只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个村庄，一片麦田，还有父母殷切的期望。
入学后的日子过得很快。白天上课训练，晚上自习。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体能训练也不差。虽然室友们偶尔会因为我的口音开玩笑，但总体上大家相处得不错。
陈志华这个人很复杂。他有时候显得高傲，有时候又很热情。他会在我数学题不会时主动帮忙，也会在食堂排队时给我留位置。但偶尔，我能感觉到他眼中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孙大山最简单，心直口快，从来不藏着掖着。他力气大，训练时经常帮助其他同学。每次我们宿舍搞卫生，最脏最累的活都是他干。
赵明阳最聪明，什么事都看得透。他经常能猜到教官的心思，知道哪些规矩是认真的，哪些只是说说而已。和他聊天，总能学到一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那个冬天特别冷。宿舍里没有暖气，晚上盖着军被还是冻得打哆嗦。陈志华的家人给他寄来了电热毯，他主动提出大家轮流用。那段时间，我们四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春节放假，其他三个人都回家了，我因为路费不够留在学校。那个年过得很安静，只有值班的教官和几个家远的同学。我在图书馆里看书，在操场上跑步，在宿舍里给家里写信。
陈志华初七就回来了，比规定时间早了三天。
“家里太闹腾。”他解释道，“还是学校安静。”
他给大家带了礼物，我的是一本《孙子兵法》。
“你适合看这个。”他说，“沉稳，有韧劲。”
我翻开书，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愿林泽兄弟前程似锦。落款是陈志华的名字，字写得很漂亮。
那时我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198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底，柳树就绿了，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活动。
目的地是石家庄郊外的一个公园。全年级两百多个学员，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配一个教官。我们宿舍四个人被分在同一组。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公园里游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员。大家分散活动，有的爬山，有的划船，有的在草地上打牌聊天。
我们四个人选择了爬山。山不高，半个小时就到了山顶。站在山顶往下看，整个石家庄城尽收眼底。
“毕业后不知道会分到哪里去。”赵明阳说，“希望别分到太偏远的地方。”
“我想去边疆。”孙大山说，“那里更需要军人。”
“我无所谓。”我说，“哪里都一样，为人民服务。”
陈志华没有说话，只是望着远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爸说了，毕业后想办法调回北京。”
这话说出来，气氛有些尴尬。大家都知道陈志华家里有关系，但他平时很少提起。
下山后，我们在湖边找了个地方吃午餐。每人带了一个饭盒，里面是食堂准备的盒饭。陈志华还带了一包点心，是他妈妈做的，分给大家吃。
“我妈做的桃酥，你们尝尝。”他说。
点心很香，比食堂的饭菜好吃多了。我们边吃边聊，气氛又轻松起来。
下午的时候，陈志华说他累了，想在湖边休息。其他人继续游玩，他就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有时看书，有时发呆。
我注意到他把钱包放在身边的包里。那个钱包是真皮的，看起来很贵。他偶尔会打开看看，里面的钱用红纸包着，挺厚的一叠。
返校的路上，陈志华显得很兴奋，和大家有说有笑。他说今天玩得很开心，这样的活动应该多组织几次。
回到宿舍后，大家都累了，早早就洗漱睡觉了。我记得很清楚，陈志华把钱包放在了枕头下面，这是他的习惯。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陈志华突然脸色大变。
“我的钱没了！”他声音很大，把正在洗漱的我们都吓了一跳。
“什么钱？”孙大山问。
“我钱包里的五十块钱，用红纸包的那些！”陈志华翻箱倒柜地找，“昨天晚上还在，今天早上就没了！”
五十块钱在1981年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更是一笔巨款。
“会不会是你记错了？”赵明阳问。
“不可能！”陈志华很肯定，“就是五十块钱，我爸给的生活费，用红纸包着。我记得清清楚楚。”
宿舍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要不要报告教官？”孙大山问。
“先找找看，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了。”我说。
我们四个人把宿舍翻了个遍，床下、柜子里、书桌抽屉，每个角落都找了，就是找不到那五十块钱。
陈志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会不会是昨天春游时掉了？”赵明阳猜测。
“不可能。”陈志华抬起头，“昨天回来我还看过，钱就在钱包里。”
这句话说出来，宿舍里更安静了。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钱确实在昨天晚上还在，今天早上就没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宿舍里的人拿的。
这个推断太可怕了。我们四个人一起生活了大半年，虽然偶有矛盾，但总体上关系很好。谁会做出这种事？
“我们都冷静点。”我说，“先想想其他可能性。”
但是大家都想不出其他可能性。宿舍的门晚上是锁的，窗户在三楼，不可能有外人进来。值班教官晚上查房时，大家都在睡觉。
最后，陈志华决定报告教官。
消息传开后，整个学员队都知道了。三年级二班四号宿舍丢了钱，而且数额不小。
教官很重视这件事。偷窃在军校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轻则记过处分，重则开除学籍。
负责调查的是我们的区队长刘教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军官，平时很严厉，但处事公正。
他把我们四个人单独叫去谈话，每人一次，了解情况。
轮到我时，我如实告诉了他自己知道的情况。陈志华确实有五十块钱，用红纸包着，放在钱包里。昨天春游回来后，他把钱包放在枕头下面。今天早上钱就不见了。
“你怀疑谁？”刘教官问我。
“我不怀疑任何人。”我说，“我们四个人关系都很好，不会有人做这种事。”
“那你觉得钱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可能有我们没想到的情况。”
刘教官点点头，让我回去了。
调查进行了三天。教官找每个人都谈了话，还查看了宿舍的每个角落，甚至连床板下面都没放过。
第三天下午，刘教官再次召集我们四个人。
“经过调查，我们有了新发现。”他严肃地说，“在林泽的床下，我们发现了这个。”
他拿出一个红纸包，里面包着一叠钱。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这不是我的！”我脱口而出，“我没有拿过陈志华的钱！”
“钱就在你床下。”刘教官说，“而且数额正好是五十块。”
“可这不是我拿的！”我急了，“刘教官，您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钱的来源？”刘教官问。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钱确实是我的，是家里寄来的学费。但是我找不到汇款单了，也不知道怎么证明。
“这是我家里寄来的钱。”我说，“我爸卖了家里的猪才凑够的。”
“有汇款单吗？”
“丢了。”我的声音很小。
“为什么也用红纸包着？”
我说不出话来。用红纸包钱是我们那里的习惯，但这个巧合实在太不合适了。
“林泽，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刘教官问。
我看着其他三个室友。孙大山眼中有同情，但也有疑惑。赵明阳皱着眉头，显然在思考什么。陈志华的表情最复杂，有愤怒，有失望，也有一种说不清的纠结。
“我真的没有拿过陈志华的钱。”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但是证据确凿，我无法解释床下为什么会有同样用红纸包着的五十块钱。
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校都在议论这件事。
有人说早就看出来了，林泽家里穷，肯定会动歪心思。有人说想不到，平时看起来挺老实的一个人。还有人说，越是平时不说话的人，越要小心。
我走在校园里，感觉所有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食堂里，原本和我一起吃饭的同学开始躲着我。课堂上，老师点名时语气都变得冷淡。
最难受的是宿舍里的气氛。
孙大山试图保持正常，但说话时明显小心翼翼。赵明阳变得更加沉默，经常一个人坐在桌前看书，不参与我们的谈话。陈志华最直接，他几乎不和我说话，偶尔目光相遇，他也会立刻移开。
“林泽。”有一天晚上，孙大山突然开口，“你真的没有拿志华的钱？”
我停下手中的笔，看着他：“大山，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孙大山犹豫了一下：“我相信你的人品，但是...证据...”
“证据可能有问题。”我说，“但我确实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
“那你床下的钱是怎么来的？”
“我说了，是家里寄来的。”
“可是你没有汇款单。”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汇款单确实丢了，我记得是放在书里的，但翻遍了所有书都找不到。
“大山，如果我真的偷了志华的钱，我会蠢到放在自己床下吗？”我问。
孙大山想了想，点点头：“这倒也是。”
但是这种质疑改变不了什么。学校的调查结论很明确：林泽偷窃同学财物，数额较大，影响恶劣，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处分决定下来的那天，我坐在宿舍里，看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
十八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不是因为被开除，而是因为清白被玷污。
“林泽。”陈志华突然开口，“如果你愿意承认，我可以请我爸找人说情，争取从轻处理。”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愤怒，有同情，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纠结。
“我没有拿过你的钱。”我平静地说，“永远没有。”
陈志华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离开我梦寐以求的军校，带着偷窃犯的罪名回到家乡。
我想起父亲听到我考上军校时的笑容，想起母亲为我准备行李时的忙碌，想起村里人羡慕的眼光。现在这一切都要变成耻辱和失望。
孙大山在睡前偷偷塞给我二十块钱。
“路费。”他小声说，“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我的眼眶发热，但流不出泪来。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车窗外是华北平原的春景，麦田绿油油的，杨树刚刚发芽。这些景色以前让我觉得亲切，现在却让我感到陌生。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不知道怎么面对乡亲们。
火车很慢，一站一站地停。每一站都有人上下车，有人欢声笑语，有人离别不舍。我坐在角落里，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到驻马店时已经是傍晚。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看到了等在那里的父亲。
父亲老了许多，头发白了一大片，背也弯了。看到我出来，他快步走过来，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爸。”我叫了一声。
“回来了。”父亲接过我的行李，“走吧，回家。”
路上父亲一直没说话。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到家时，母亲正坐在院门口等我们。看到我，她站起来，眼中满含泪水。
“我的儿啊。”母亲走过来，颤抖着手摸我的脸，“瘦了。”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吃饭。桌上只有简单的菜，一碗白菜汤，几个玉米面馒头，还有一小盘咸菜。
“学校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终于开口问。
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胡说八道！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绝对不会做那种事！”
“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说，“证据确凿，我申辩不了。”
“什么证据确凿？”父亲气愤地说，“那钱明明是咱家寄给你的学费！”
“可是我找不到汇款单了。”
“汇款单在这里。”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你爸寄钱时，邮局给了两张，他留了一张。”
我接过汇款单，手都在发抖。这张纸早一个月出现，我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有人同情，有人质疑，也有人幸灾乐祸。
“林大海家的儿子让军校开除了，说是偷了别人的钱。”
“不会吧？那孩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
“人不可貌相啊。再说家里那么穷，难保不会动歪心思。”
“可怜林大海了，好不容易出了个军校生，结果...”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着我们全家的心。父亲在村里抬不起头，母亲的病情也加重了。
最让我痛苦的是，原本说好的婚事也告吹了。
女孩叫王秀芳，是邻村的，我们从小认识。我考上军校后，两家人商量着等我毕业就结婚。现在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王秀芳的父亲亲自上门退亲。
“林大海，不是我看不起你家，实在是这事太丢人了。我女儿不能嫁给一个小偷。”
父亲涨红了脸：“我儿子不是小偷！”
“那学校为什么开除他？总得有原因吧？”
父亲说不出话来。
那天夜里，我听到父亲在房间里哭。这个在我心中顶天立地的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脆弱。
我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不管外人怎么看，我都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父母没有白养我。
被退学后的日子很难熬。我在村里待了几个月，帮父亲干农活，照顾母亲。但我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村里的闲话没有停过。有些人见到我，眼中明显有轻蔑。有些人假装关心，实际上是来看热闹的。
“林泽啊，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村支书是个好心人，私下里和我谈过几次。
“想重新参军。”我说。
“那件事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没有档案记录。”我说，“而且我是清白的。”
村支书点点头：“我相信你。如果需要证明，我可以给你开。”
那年秋天，县里征兵。我瞒着家里的情况，报了名。
体检很顺利，政审也没有问题。1982年春天，我穿上了军装。
这次我分到了一个工程兵团，驻地在川西。那里山高路险，条件艰苦，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能重新当兵，就是最大的幸福。
新兵连的生活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训练、学习，晚上很晚才睡觉。但我觉得充实。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没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我。
班长是个河北人，叫张卫东，比我大五岁。他看我训练刻苦，学习认真，对我很好。
“小林，你文化程度不错，有没有兴趣考军校？”有一天他问我。
我心一跳：“军校？”
“对啊，你这个水平，考个军校不成问题。”
我没有立刻回答。军校对我来说，既是梦想，也是噩梦。
“考虑考虑。”张班长说，“机会难得。”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想起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大门，想起宿舍里的兄弟，想起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春天。
如果再次考上军校，我能证明自己吗？我能走出阴霾吗？
最终，我决定试一试。
1985年夏天，我参加了军校招考。这次考的是昆明工程兵学院，专业是工程机械。
成绩出来时，我排在第三名。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眼眶发热。这张纸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张纸，对我来说却是重新开始的机会。
走的那天，张班长来送我。
“小林，好好干。将来当了军官，别忘了我们这些当兵的。”
“班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我说。
火车启动时，我回头看着那座大山。这里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找回自信的地方。
昆明工程兵学院和石家庄的那所学校完全不同。
这里的学员大多是从部队考来的，年龄比较大，经历也比较丰富。大家更成熟，更实用，没有那么多年轻气盛的冲动。
我的室友只有两个。一个叫魏国强，山西人，在部队当了三年坦克兵。另一个叫李春生，湖南人，原来是工程兵连长。
魏国强话不多，但人很踏实。李春生见过世面，什么都懂一些。我们三个人相处得很好，没有什么矛盾。
在这里，我学会了隐藏过去。当别人问起我之前在哪里时，我只说在川西当兵，从来不提军校的事。
四年的学习很充实。我们学工程机械，学爆破技术，学桥梁建设，还要实地操作各种设备。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每年都拿奖学金。
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云南边境的一个工程兵团。那里正在修建一条重要的公路，需要大量技术人员。
团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军人，叫段正国。他看过我的档案，对我印象不错。
“小林，听说你在昆明学院成绩很好，专业技术过硬。”
“报告团长，我会努力工作的。”
“好，我把你分到三营，当副营长。虽然刚毕业，但你有技术，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副营长，这个职位让我意外。刚毕业就当副营长，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三营的营长叫黄海军，是个实干家。我和他配合得很好，他负责行政管理，我负责技术指导。
那条公路修了三年。三年里，我们炸过山，架过桥，铺过路面，装过涵洞。我从一个书生变成了真正的工程兵。
1992年，黄海军调走了，我接任营长。那一年我二十九岁。
接任营长后，我的工作更忙了。除了技术工作，还要管理全营二百多个兵。我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也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林营长，你管理有一套。”段团长夸奖我，“这个营在你手里确实有起色。”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拼命。我要证明自己，证明那个被冤枉的少年是清白的，是有能力的。
1995年，我结婚了。妻子叫陈婉如，是军医院的医生，比我小三岁。她是四川人，温柔善良，知书达理。
婚礼很简单，就在部队的礼堂里举行。来的都是战友和同事，没有太多的亲戚朋友。
新婚之夜，婉如问我：“林泽，你以前是不是有什么心结？”
“为什么这么问？”
“你总是很拼命，像在证明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把过去的事告诉她。说完后，我紧张地等待她的反应。
“你受委屈了。”婉如抱着我，“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有了婉如的支持，我感觉轻松了许多。虽然心结还在，但至少有人理解我，相信我。
1997年，儿子出生了，取名林小宇。看着这个小生命，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不让他承受我曾经承受过的痛苦。
进入新世纪后，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更大。我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2000年，我调任团副团长。2003年，升任团长。2008年，调到省军区任副司令员。
每一次提拔，我都感到责任的重大。我知道自己能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能力，更因为从来不敢松懈。
那段屈辱的经历，虽然痛苦，但也锻炼了我的意志。我比别人更能吃苦，更能承受压力，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省军区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我带队在灾区待了半年。那些日子很辛苦，但很有意义。
“林副司令，你这次表现出色，上级很满意。”司令员对我说，“有可能会提拔。”
2010年，我被授予上校军衔。授衔仪式上，我看着肩章上的金色橄榄枝，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梦想。虽然经历了那么多弯路，但最终还是实现了。
婉如和小宇都来参加了仪式。婉如流泪了，小宇兴奋地说：“爸爸真帅！”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是值得的。
但是，心中的那个结始终解不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春天，想起陈志华，想起那五十块钱。
我到底是被人陷害的，还是真的有什么地方搞错了？陈志华现在在哪里？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能埋在心里。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的头发开始变白，脸上出现了皱纹。小宇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他很聪明，也很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
2014年，我开始准备退役。按照规定，我这个年龄应该转业了。
“爸，你退役后想做什么？”小宇问我。
“回老家，办个企业。”我说，“搞建筑，我懂这个。”
“那挺好的，可以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我点点头。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没有说出来。我想回到石家庄，看看那所军校，看看是否能找到当年的同学。
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澄清，只是想知道真相。
2015年春天，省里组织了一次退役军官座谈会。主题是军民融合发展，邀请了一些即将退役的军官和地方企业家参加。
会议在省城最好的宾馆举行。参会的有一百多人，既有军方代表，也有企业界精英。
我坐在第三排，认真听着台上的发言。发言者大多是成功人士，讲述着自己的创业经历和对军民融合的看法。
轮到一个中年男人发言时，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那个人的声音很熟悉，但又说不出在哪里听过。
我抬头看去，发言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套明显不合身的西装，看起来很拘谨。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显然不太习惯在这样的场合讲话。
“我是...我是原来的军人，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做...做业务员。”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说的是，军民融合对我们这些...这些普通人也很重要...”
他的发言很短，也很不流畅，台下有人小声议论，显然对他的表现不太满意。
陈志华！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整个人都僵住了。三十四年了，我终于又听到了这个名字。
我仔细看着台上的那个人。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我还是能认出来，那就是我的室友陈志华。眼角的那颗痣还在，说话时的手势也没有变。
他现在是企业家，看起来很成功。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被冤枉的室友。
会议结束后是茶歇时间。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去和他打个招呼。
我走到他身边时，他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杯白开水，看起来很孤单。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眼中先是疑惑，然后是震惊，接着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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