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的语境中，只要加上“活态”二字，似乎就意味着已经摆脱了以建筑为中心的旧范式，转而关注人、生活与地方文化。但正是在这种普遍的接受中，有些问题被遮蔽了：当生活被当作可以被设计和管理的对象时，它还剩下多少生成的可能？或许，活态遗产真正需要被保护的，是使生活仍然能够在历史肌理中继续演化的可能性。
原文 ：《活态遗产在开放中生成》
作者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张俊
图片 |网络
在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的语境中，“活态遗产”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在实践中，“活态”并未停留在价值判断层面，而是迅速被转译为规划要素，生活方式被界定、被分类、被写进图纸，历史街区由此成为需要被“盘活”和“完成”的项目。在某种意义上，活态遗产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拆除与破坏，还来自过早理解、过度界定、过分确定的“保护”。当生活被纳入管理体系，生成性便开始退场；当遗产被视为成果，历史也随之停止发生。活态遗产真正需要被保护的是使生活仍然能够在历史肌理中继续演化的可能性——一种不被提前定型、也不被外部力量完全接管的未来。由此，真正的活态遗产必然是不完整的、不稳定的，甚至是不太“好看”的。未完成性，恰恰是它抵抗被消耗、被展示、被提前终结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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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活态”又做成了“静态”
围绕活态遗产，既常见又隐蔽的误区是仍然把它当作特殊的“对象”。在部分保护与更新规划中，治理思路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过去保护的是“建筑本体”，现在把对象扩展为“建筑加生活”。看似进了一步，实则延续的仍是文物式的思维惯性，只是清单更长、管理要素更多。此思路背后隐藏的前提是，它默认活态遗产是可以被清楚界定、被稳定识别，甚至可以被“冻结”在某个被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之中。
活态遗产从来不是可以被固定的对象，历史环境并不是盛放生活的容器，而是生活本身持续发生的场域。它没有清晰的边界，也不存在可以被反复复制的“标准形态”。它更像不断交换、不断调整的生态系统，内部要素彼此渗透，又持续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在此系统中，“历史”并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而是那些曾经显著并且仍在当下发挥作用的力量。历史街区中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被保存下来的空间形态，而是那些仍在发生的实践过程。街角随意摆放的竹椅、窗外伸出的晾衣杆、为应对家庭结构变化而临时加建的阁楼，这些看似琐碎甚至常被视为“问题”的空间行为，恰恰构成了历史环境得以延续的具体方式。它们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使用中不断生成、不断调整的产物。
一旦试图为“应当保留的生活方式”划定边界，试图提炼所谓的“核心要素”，并将其转译为风貌导则、展示内容，原本流动的过程就会被迅速压缩。生活不再被允许自行变化，而只能在被认可的框架内重复。当晾衣被视为“影响风貌”，当邻里协商被替换为统一规定，当日常实践被简化为几项可展示的“文化符号”，一旦某种生活方式被正式“确立”，活态遗产往往也就失去继续演变的空间。因此，活态遗产常常是在被充分理解、被认真界定之后悄然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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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三种温和的“枯萎”
在当下的城市更新中，活态遗产失去生命力，并不必然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相反，它常常发生在更具迷惑性的“保护性破坏”中。
当秩序开始替代生活
在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人们都见过类似的场景：原本五花八门、略显杂乱却各具性格的商铺招牌，在短时间内被统一成固定风格。招牌原本是商户与街道、与顾客进行沟通的界面，一旦被强制纳入统一标准，微观调整的空间便迅速缩小。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秩序，而在于秩序是否开始要求生活为其让路。在不少老街区，家门口临时摆放的桌椅、晾晒衣物、种植盆栽常被视为“不文明”“影响风貌”。然而，正是这些不被设计的空间使用方式，使得高度受限的居住条件仍然“勉强可住”。这些实践看似无序，却是高度情境化的生活智慧，它们依赖协商、默契与不断调整。一旦这些行为被整体调整，地方性实践被压缩为“合规”与“不合规”的二元选择，生活的弹性也随之消失。
当生活必须“像生活”
在不少历史街区与遗产地，因为“文化传承”“旅游开发”“在地体验”需要，原住民并未被完全迁出，甚至被鼓励“留下来生活”。然而，居民需要过“符合期待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其日常不再只属于自己，而是要面向游客的目光。一位想把木门换成更结实门窗的老人，可能会被告知“不符合风貌”；原本为了邻里往来的聚会，可能被重新安排进旅游路线。生活仍在发生，但发生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意义的空心化。当祭祀、手工艺或邻里活动不再服务于社区内部，而是按游客时间表进行展示，它们就从实践转变为表演，从信仰转变为节目。这种“舞台化的真实”最终制造的并不是文化延续，而是高度可消费的历史布景。原住民成为演员，家园成为片场，而生活则退到幕后，活态遗产也从仍在生成的生活世界，变成了持续运转的文化装置。
当时间被切成段落
生活是连续的，是没有终点的过程。当遗产保护被拆解为一个个项目，一旦“竣工”“交付”“通过验收”，在制度意义上，这个地方就被视为“已经完成”，此后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更容易被认定为“破坏成果”。这种“验收思维”是活态遗产的隐形敌人。它追求静态的最优状态，却无法容纳生活必然包含的试错、修补与反复调整。一些被视为失败的案例反而蕴含了另一种可能性。在部分城市改造中，由于官员变化留下的一些未完成工程，在物理意义上无疑是失败的。但恰恰是在这些规划失效的缝隙中，居民自发形成了非正式的居住与使用方式，使得一些无处安放的生活反而在缝隙中可以展开。
[本文后续详见本期二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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