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2年9月14日，贵阳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
一辆囚车缓缓驶过街道，车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他身形消瘦，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右耳处有明显的战伤痕迹。
围观的百姓神情复杂，有人窃窃私语认出了他的身份——这是当年率领贵州子弟兵血战淞沪的柏辉章。
十五年前的1937年，正是这个男人带着黔军第102师从贵州山区赶赴上海，在蕴藻浜、苏州河一线与日军殊死搏斗。
那场战役打得惨烈至极，贵州子弟兵的尸体堆满了阵地，整个师打到最后只剩不到七百人。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贵阳大南门外修建了一座"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塔高10.2米，用白绵石砌成，形似一把锐利的刺刀，直刺苍穹。
十年前的1942年，柏辉章站在那座纪念塔前，看着塔身上镌刻的数千名阵亡将士名单，其中就有他的胞弟柏宪章。
那一刻，这位历经无数战阵的将军流下了眼泪。
他在塔前立下誓言，要让那些为国捐躯的黔军子弟得到应有的尊重。
三年前的1949年11月24日，柏辉章在贵州率部起义，选择了和平。
那时他认为，内战应该结束了，国家需要和平建设，而自己作为起义将领，理应能继续为国家效力。
囚车经过那座纪念塔所在的位置时，柏辉章抬起头，想要最后看一眼那座他亲手参与建造的纪念塔。
只是物是人非，纪念塔已经在1952年初因扩宽路面被拆除了。
一切都变了。
而当囚车在秋日的阳光下驶向刑场，柏辉章凝视着那片曾经矗立纪念塔的空地时，他并不知道，三年前那个被他视为新生的起义决定，最终会将他引向一个连抗战八年都未曾预料的结局。
【一】黔军子弟的抗战之路
1897年，柏辉章出生在贵州遵义一个普通家庭。
少年时代的他就立下从军报国的志向，后考入贵州讲武堂第二期，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
20世纪30年代初，贵州军阀混战不断。
柏辉章在这场混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果断的作战风格，从基层军官一路晋升。
1935年5月，黔军第25军第2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柏辉章被任命为师长。
这支部队的组建颇具特色——除了政治部主任等少数军官为中央派遣外，其余全是贵州籍官兵。
这些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子弟兵，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大山，很多人连省城贵阳都没去过，更别说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了。
1935年1月，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在柏辉章的公馆里发生。
那段时间，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在柏辉章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的公馆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座二层小楼见证了那个历史转折的时刻。
柏辉章自己当时并不在遵义，他的公馆就这样成了那场重要会议的举办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
国民政府急调各地军队驰援上海，第102师接到命令，立即从贵州威宁出发，长途跋涉奔赴前线。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从贵州山区到上海，数千里路程，全靠两条腿走。
很多士兵出发前从未见过火车，不知道飞机长什么样，只知道师长说要去打日本人，保卫国家。
就这样，一支由贵州山区子弟组成的部队，怀着朴素的爱国热情，走向了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战。
9月，第102师抵达江阴一带布防。10月初，因战事升级，部队移驻上海虹桥、七宝镇。
10月下旬，该师调入胡宗南第17军团序列，增援蕴藻浜与日军激战的友军部队。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二】淞沪战场的血与火
1937年10月下旬的上海战场，已经是一片炼狱。
第102师的第607团、第612团受命强渡苏州河，防守北岸前沿阵地。
这是一场凶险至极的战斗——日军控制着河面，岸边布满了机枪火力点，强渡意味着要冒着密集的弹雨在开阔水面上前进。
10月下旬的某个夜晚，强渡开始。第607团刚刚接近河面，就与日军巡逻艇正面遭遇。
瞬间，枪声大作，曳光弹划破夜空。河水被炮火激起无数水柱，血水很快染红了河面。
两个排长当场阵亡，数十名士兵倒在了河中，再也没能起来。
整个强渡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第607团最终以巨大代价渡过了苏州河。
战后统计，仅这一次战斗就击沉敌艇两艘，己方伤亡数百人。
这是淞沪战场中陆军与日军海军交战较为激烈的一次。
第607团、第612团渡河后，留守师部的第609团遭到日军右翼侧击。
日军的进攻凶猛而有组织——先是飞机密集轰炸，接着观测气球升空，引导炮兵和舰炮进行砲击，摧毁守军工事。
待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后，战车掩护步兵推进，砲兵、飞机持续阻绝中国军队增援。
柏辉章当即下令预备部队迂回前进，插入敌后，截断苏州河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络。
工兵连连长陈大治奉命进行爆破，阻断南岸交通。
在第609团和补充团的包围夹击之下，日军被迫后退，失去过河退路，只得向北新泾方向逃窜。
胡宗南原本并不看好这支来自贵州山区的部队，认为他们不过是杂牌军。
可第102师用所剩的两个团顶住了日军的侧袭，让他刮目相看。
战后，胡宗南将外调的两个团归还建制，并称赞第102师"奋勇克敌，显树战功"，决定把第102师正式调属第8军序列继续作战。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第102师面对的是日军的海陆空联合作战。
日军利用海空优势，配合坦克、炮兵支援步兵攻击，中国军队在白天根本无法作有效防御。
第102师采取白天避战、入夜夺取阵地的战术，与敌周旋。
战斗进行了近一个月，阵地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
第102师始终固守原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可这支来自贵州的部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个个营被打残，一个个连队伤亡殆尽。
很多士兵临终前的遗言都是同样一句话："师长，我们守住阵地了。"
11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
第102师奉命撤退，清点人数时，全师上下陷入了沉默——出征时的数千人，如今只剩下不到两千人。
那些来自贵州山区的年轻人，很多连上海的繁华都没见到，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战后，柏辉章的胞弟柏宪章，时任师部站长，负责运送弹药。
1938年5月，第102师参加徐州会战，战况更加惨烈。
在开封附近，柏宪章率队运送弹药赴前线，途中遭遇日军袭击，当场阵亡。
304团团长陈蕴瑜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激战，最终壮烈殉国。
国民政府后来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
【三】八年血战铸就的功勋
徐州会战中的砀山战役，是第102师经历的又一场生死考验。
1938年5月，日军向徐州发起进攻。第102师作为第8军的一部分，奉命固守砀山一带，掩护友军撤退。
这是一场明知必败的防御战——日军兵力数倍于己方，火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而第102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拖住日军进攻的步伐。
战斗从5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26日。
七天七夜，第102师与日军反复争夺每一个村庄、每一道防线。
日军的炮火将村落化为废墟，贵州子弟兵就在废墟中与敌人拼刺刀。
砀山战役中，柏辉章亲临前线指挥。
一次日军炮击中，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他震倒，右耳当场被震聋。
警卫人员劝他撤下去包扎，他摆摆手，继续指挥作战。
战斗到第七天，第102师已经打到弹尽粮绝。
军长黄杰发来一封电报："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这封模棱两可的电报，让柏辉章哭笑不得——撤，电文没明说，将来追究责任，轮不到黄杰；守，这点残兵再守下去，整个黔军就真完了。
柏辉章召集副师长和参谋商议。
大家一致认为，砀山已被包围，硬守只能全军覆没，而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也已完成。
与其全军覆没，不如保留一点黔军的种子。最后决定，于5月26日凌晨三时开始突围。
突围的过程惨烈至极。日军已经完成了包围，四面都是敌人。
第102师以特务连为先头，边打边撤，一路突围。很多士兵在突围中倒下，永远留在了砀山这片土地上。
最终突围成功到达集结地点时，第102师几乎打光了——一个师的编制，只剩下不足七百人。
砀山战役后，第102师撤到漯河收容残部，进行整补。但战争没有给他们太多喘息的时间。
紧接着，这支黔军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万家岭战役、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
日军阿南惟几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的教训，集中44个大队的兵力，约五万人，在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宽的正面上发起进攻。
与日军正面对阵的，正是柏辉章的第102师。
战斗持续了九天九夜。日军的进攻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第102师各团兵力迅速消耗。
第305团2营全营殉国，其他各营连剩余的士兵形成大小不同的独立据点，依然守在原有的战线上。
柏辉章将师部前移，持枪与前沿阵地的官兵并肩作战。
最终奉命撤退时，第102师清点人数，全师只剩下不足七百人。
这已经是第102师在抗战中第三次被打到如此惨烈的地步。
八年抗战，第102师参加了几乎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
从淞沪到徐州，从南昌到长沙，从武汉到常德，这支黔军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他们是杂牌中的嫡系，吃苦在前，立功在后，往往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据统计，八年抗战中，第102师阵亡将士达上万人。
那座立在贵阳的纪念塔上，镌刻着数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段未完的人生。
柏辉章的父亲柏文俊有六个孩子参军抗战。每次大战前，老父亲都会收到六个孩子的来信。
老人家总是留下同样一句回复："倭寇扫除日，孩儿还家时。"最终，只有三个孩子活着回到了贵州。
【四】起义后的命运转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抗战胜利了。
可对柏辉章来说，胜利的喜悦中夹杂着苦涩。
八年抗战，第102师伤亡惨重，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贵州子弟兵，大部分都埋在了抗战的战场上。
更让他寒心的是，战后论功行赏，那些躲在后方的人一个个升官发财，而真正在前线拼命的将领，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1943年5月，第4军军长欧震调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论资历、论战绩，柏辉章理应升任军长。
可因为第4军出自粤军，是薛岳的嫡系，最终由广东人张德能升任军长。
柏辉章被调任赣南师管区司令，虽然仍挂着第4军副军长的头衔，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从193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以来，柏辉章始终未能正式晋升中将。
这次不但没升任军长，反而被降任级别低于副军长的师管区司令。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抗战胜利后，柏辉章调任江西军管区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实际上都是闲职。
他无心内战，辞职闲居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仍然是个空衔。
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柏辉章回到贵州，被任命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
此时的他，已经看清了形势——国民党败局已定，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只会让更多人流血牺牲。
1949年11月24日，柏辉章在第2绥靖区率部起义。
他认为，自己一生都在为国家打仗，先是打日本人，现在国家需要和平，那就顺应时代潮流。
作为起义将领，起码能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做点贡献。
起义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柏辉章被安排在政府机关工作，待遇也说得过去。
他满怀希望地以为，下半辈子总算有了着落，也许还能继续为新中国做点实事。
可好景不长。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席卷全国。
贵州也不例外，清算地主恶霸、特务反动分子成了头等大事。
这时，有人站出来揭发柏辉章。
揭发的内容涉及他当年在贵州任职期间的种种"劣迹"——说他欺压百姓，剥削民众，甚至参与过镇压活动。
柏辉章听到这些指控时，整个人都懵了。
他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是地方军阀，也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柏辉章彻底陷入了绝望。1951年，针对他的调查全面展开。
一桩又一桩的"罪行"被挖了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证人站出来指控他。
最让柏辉章意想不到的是，1952年，他的亲弟弟柏民章在法庭上站出来指证他，揭发他的种种"罪行"。
亲人的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2年，柏辉章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
审判的过程中，一桩桩旧案被重新翻出，一个个证人出庭作证。
此时的柏辉章才真正明白，自己起义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信任。
至于抗日的功劳，那已经不重要了。
1952年9月14日，判决下来——死刑，立即执行。
那份厚达数百页的审判卷宗被最终封存入档，法庭的书记员用钢笔在最后一页写下"执行完毕"四个字。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位三次将部队打到只剩几百人仍坚守阵地的抗日将领，其被判处死刑的真正原因，竟然与起义后那场发生在1950年秋天、仅仅持续了三个月的秘密聚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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