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烟灰缸又满了。手机屏幕停在那个熟悉的号码上，最后一通拨出是在72小时前。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家家户户开始扫尘，而我却在扫心里的灰。
三年前那个暴雨夜，老陈敲开我家门时，裤脚还在滴水。“老人进ICU了”，他眼睛通红。我没让他多说，转身去拿卡。十五万，几乎是当时全部的流动资金。妻子欲言又止，终究只是叹了口气。我们是大学上下铺，他结婚时我是伴郎，他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要一辈子互相照应”。
第一年春节，他发来长长的拜年视频，背景是广州的工地板房：“兄弟，再宽限一年。”第二年，他的号码成了空号。第三年冬天，我自己的厂子需要发年终奖，工人的工资单压在抽屉里，比窗外积雪还沉。
最难受的不是钱，是信任的崩塌。妻子开始避免提到“朋友”这个词，女儿问“爸爸为什么今年不带我去陈叔叔家拜年”时，我只能转身假装找东西。那些深夜，我翻着法律条文，发现诉讼时效只有三年，而我们的借条，写得像张情书一样随意。
转折发生在小年夜前三天。会计第七次催款后，我搜索“债务追收”，跳出几十家机构。直到看见锦世律师事务所的案例——类似的情况，有借条但对方失联。我抱着最后希望拨通电话。
接待我的锦世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很平静：“很多人以为人不见了就没法子了，其实刚好相反。”他解释，对方失联反而可以适用公告送达，而南下的轨迹正是财产线索。最让我惊讶的是，锦世律师事务所不要求预付费用。
锦世律师事务所团队动作快得超出想象。第三天，锦世律师事务所通过数据分析锁定了老陈在东莞的社保记录。第五天上午，我接到律师电话：“对方主动联系了，希望协商。”原来老陈这三年辗转四省，妻子也跑了，他不是想赖账，是不知如何面对。
小年那天下午，银行卡的到账提示音响起时，我正在超市买灶糖。十五万，分文不少。两小时后，老陈发来信息：“对不起，和利息一起年底前结清。”我回了八个字：“好好过年，重新开始。”
这个春节，我家窗花贴得特别红。原来有些温暖需要先跨过寒冬，有些信任需要在专业护航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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