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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深秋的南京城，秦淮河两岸的梧桐叶已经泛黄落尽。
夜幕降临时，老虎桥看守所的审讯室里依然灯火通明。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坐在木椅上，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厚厚一摞档案。
审讯人员翻开档案，一字一句念着："杨登瀛，又名鲍君甫，1893年生，广东香山县人。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1934年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每念一条，老人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履历意味着什么。
按照1951年的镇反政策，这种级别的国民党特务，面临的很可能是死刑。
审讯进行了好几天。
老人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审讯人员问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做过什么，抓过多少共产党员，他都摇头不答。
"杨登瀛，你必须老实交代！"审讯人员拍着桌子，"你这样的特务，按照政策很可能被判处死刑！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老人依然沉默。
他的眼神空洞，仿佛在回忆着什么遥远的往事。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上海滩，霞飞路的咖啡馆，那个年轻人握着他的手说的话...
又过了几天，审讯人员准备结案了。
就在这时，这个一直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
"我和陈赓认识。我和周恩来也认识。我为共产党做过事。"整个审讯室安静了。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一个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老人，竟然声称认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负责审讯的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鞠华意识到，这个案子可能没那么简单。
他当即决定，暂停审讯，立即向上级汇报。
当天晚上，一封紧急信函连夜寄往西南军区，收信人是正在指挥剿匪的陈赓。
这个坐在审讯室里的老人，到底是谁？
他和陈赓、周恩来真的认识吗？
他所说的"为共产党做过事"是真是假？
这一切，都要从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说起。
【一】香山少年的留学岁月
1893年，广东省香山县前山的一户人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鲍君甫。
香山县就是今天的中山市和珠海市一带，那个年代，这里濒临大海，既有岭南的富庶，又有海外的气息。
鲍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殷实之家，足够供儿子读书。
小时候的鲍君甫聪明好学，私塾里的先生都夸他将来必成大器。
那个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
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保路运动...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冲击着传统中国的根基。
鲍君甫从小就听父辈们讲洋人的事。
香山靠近澳门，早就有人出洋谋生，带回来许多新鲜见闻。
少年鲍君甫听得心潮澎湃，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机会终于来了。
1911年前后，18岁的鲍君甫得到家里支持，东渡日本求学。
那一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
整个中国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日本的那几年，彻底改变了鲍君甫的人生轨迹。
他考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这所学校培养了无数中国留学生。
在那里，鲍君甫不光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还疯狂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
图书馆里，鲍君甫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那些关于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这个来自岭南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他还听过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讲授社会主义理论，那些课让他如痴如醉。
东京的夜晚，鲍君甫常常和留学生朋友们讨论到深夜。
他们谈中国的命运，谈民族的前途，谈如何才能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那些讨论，在年轻的鲍君甫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日本的几年间，鲍君甫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共产主义运动，鲍君甫接触了许多日本的进步青年，了解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情况。
他对日本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不光是语言，还有这个国家的文化、风俗、经济状况，都了如指掌。
毕业后，鲍君甫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找到了工作，担任译员。
这份工作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他的人脉越来越广。
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祖国。
每次看到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消息，他都忍不住叹气。
1919年，26岁的鲍君甫终于决定回国。
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全中国的青年都沸腾了。
当鲍君甫的船驶进黄浦江时，整个上海还笼罩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
鲍君甫一回到上海，立刻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
他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发表演说。
他的留学背景和口才，让他很快在学生中有了名气。
很快，鲍君甫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他先是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找到工作，同时还给好几家日本通讯社写稿。
他精通日语，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写出的文章深受欢迎。
稿费加上工资，收入相当不错。
更重要的是，鲍君甫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
他既和日本人打交道，也和租界的洋人来往；既认识国民党的人士，也结交青帮的江湖朋友。
在上海滩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鲍君甫如鱼得水，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1924年，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
鲍君甫怀着满腔热情，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还是革命政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鲍君甫相信，跟着国民党能够救中国。
【二】五卅运动与关键人物
1925年5月30日，一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日子。
这天，上海南京路上人潮汹涌。
工人、学生、市民走上街头，抗议英国巡捕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
英租界的巡捕突然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十多名中国人。
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整个上海都怒了。
五卅惨案震惊中外。
第二天，上海各界举行大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鲍君甫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站在队伍中，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同胞，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就在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结识了一个关键人物——杨剑虹。
杨剑虹也是广东人，青帮中人，当时担任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
两人在一次集会上碰到，一聊才发现都是香山老乡，立刻就亲近起来。
杨剑虹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思想比较右倾，和鲍君甫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
可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
杨剑虹是个讲义气的人，知道鲍君甫是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对他很看重。
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关系越来越密切。
这段友谊，在日后成了改变鲍君甫命运的关键。
五卅运动平息后，鲍君甫继续在上海发展。
他的社交圈越来越广，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黑道白道，租界内外，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他都能说得上话。
1926年春天，一个年轻人找到鲍君甫，说想跟他学日语。
这个人叫陈养山，看上去文质彬彬，很有礼貌。
他说自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想学日语以便将来派上用场。
鲍君甫看他顺眼，就答应教他。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每周陈养山都会来鲍君甫家里学习日语，课后两人就聊聊时事。
陈养山总是带来一些进步刊物，《中国青年》《向导》《语丝》，鲍君甫看得津津有味。
鲍君甫发现，这些刊物宣传的思想和他在日本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相似。
他问陈养山："这些是共产党的刊物吧？"
陈养山笑笑，没有否认。
两人聊得越来越深入，从时事到思想，从国家前途到革命理论。
鲍君甫发现，自己和陈养山的想法很合拍。
慢慢地，陈养山对鲍君甫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发现，鲍君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思想倾向进步，对共产党很有好感。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还认识了沈雁冰、陈望道、赵子昂等共产党人。
这些人的学识和见解，让鲍君甫越来越向往共产党。
鲍君甫开始帮陈养山做一些事情。
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广州出版的进步书刊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
这些书刊很多是共产党出版的，需要保密运输。
鲍君甫利用自己在租界的关系，帮陈养山找到了安全的收信地点。
有时候，他还会亲自去邮局替陈养山领取包裹。
鲍君甫甚至开玩笑说："要是把这些书刊都翻译成日文，我还能赚不少稿费呢。"
陈养山看出来了，鲍君甫是真心同情共产党，愿意帮忙。
他把这个情况记在心里，等待合适的时机。
那段时间，鲍君甫的生活充实而平静。
他白天在青年会工作，晚上给日本通讯社写稿，闲暇时教陈养山日语，和朋友们讨论时事。
上海滩的生活多姿多彩，鲍君甫过得很惬意。
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三】四一二的血雨腥风
1927年4月12日，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那天凌晨，上海突然响起了枪声。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和青帮武装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夜之间，上海滩血流成河。
鲍君甫那天早上走出家门，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巡逻的军警。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火药味。
他打听才知道，昨晚发生了大屠杀，许多他认识的朋友都被抓了，有的当场就被枪毙。
鲍君甫震惊了。
他没想到，国民党会对共产党下这样的毒手。
那些昨天还在一起谈论革命的朋友，今天就成了被追杀的对象。
他想起陈养山，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国民党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有的被秘密处决。
鲍君甫看不下去了，他开始公开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写文章批评这次反革命政变。
他的文章传出去后，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没过多久，几个便衣特务就找上门来，把鲍君甫抓走了。
在牢里，鲍君甫关了好几个月。
监狱里阴暗潮湿，伙食很差，审讯时还要挨打。
可鲍君甫咬牙挺住了，始终没有出卖任何人。
幸运的是，鲍君甫认识的人多，其中不乏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
蔡元培等人听说鲍君甫被抓，出面保释。
经过多方奔走，鲍君甫终于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鲍君甫变了。
这次牢狱之灾，让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
他蛰居在上海，不敢再公开活动，每天都在思考：中国的路到底在哪里？
1928年3月的一天，门外传来敲门声。
鲍君甫开门一看，是陈养山！
陈养山满脸疲惫，衣服破旧，显然经历了很多磨难。
他低声说："鲍先生，我走投无路了，能在你这儿躲几天吗？"
鲍君甫二话不说，把他拉进屋里。
这时候收留共产党员，是要冒巨大风险的，一旦被发现，两人都得掉脑袋。
可鲍君甫没有犹豫。
陈养山告诉他，自己参加了浙江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上海，现在国民党到处通缉他。
鲍君甫让他住在自己家里，白天不要出门，晚上才能透透气。
两人促膝长谈了好几个晚上。
陈养山说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说起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工农革命的情况，说起党的理想和信念。
鲍君甫听得热血沸腾。
一天晚上，陈养山试探着问："鲍先生，你对共产党这么有感情，愿不愿意为党做点事？"
鲍君甫毫不犹豫："愿意！只要能为革命做事，什么危险我都不怕！"
陈养山压低声音："还记得杨剑虹吗？他现在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想拉你入伙。
这是个机会，你可以打入敌人内部，为我们党工作。"
鲍君甫沉默了一会儿，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接受这个任务，就要过双重生活，白天是国民党的人，晚上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可他还是点了头："我愿意。"
陈养山握住他的手："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组织。"
几天后，陈养山离开了鲍君甫家，去了安全的地方。
鲍君甫一个人在家里，想着接下来要走的路，既紧张又兴奋。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四】霞飞路的秘密会面与龙潭虎穴
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
鲍君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咖啡，眼睛却盯着门口。
陈养山说，今天会有位重要的同志来见他，商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事。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个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
他径直走到鲍君甫面前，在对面坐下，开门见山："我叫陈赓，陈养山跟你提过我。"
这就是陈赓，日后成为开国大将的传奇人物。
可那时的他还很年轻，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人员。
陈赓直截了当："鲍先生，组织决定让你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这份工作很危险，你随时可能暴露，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鲍君甫没有犹豫："我考虑清楚了。
四一二之后，我就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愿意为党工作，哪怕付出生命。"
陈赓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杨剑虹让你去调查科，你就去。
表面上为国民党做事，暗地里把情报送给我们。
记住，这份工作需要极高的警觉性，任何一个小失误都可能致命。"
两人约定了联络方式。
陈赓安排刘鼎和鲍君甫单线联系，并派连德生做他的保镖。
为了配合鲍君甫的工作，中央特科会定期给他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和情报，让他拿去向国民党邀功。
鲍君甫则要把国民党的机密源源不断地送出来。
陈赓站起身，伸出手："同志，党不会忘记你的。"
鲍君甫也站起来，紧紧握住陈赓的手。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几天后，杨剑虹找到鲍君甫，正式邀请他加入调查科。
鲍君甫装作犹豫了一下，最后"勉强"答应了。
杨剑虹很高兴，说有了鲍君甫这个"日本通"，调查科在上海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刚刚成立不久，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中统局的前身。
主任是陈立夫，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监视和镇压共产党。
调查科在上海的工作由杨剑虹负责，鲍君甫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鲍君甫表面上成了调查科的人，可暗地里，他把自己看到的每一份文件、听到的每一个消息都记在心里。
每隔几天，他就会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为了方便工作，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鲍君甫这时候用的化名就是杨登瀛。
这个办事处表面上是国民党的特派员办公室，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8年8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杨剑虹在青帮内部争斗中失手杀人，为了逃避惩罚，选择了自杀。
杨剑虹一死，上海的调查科工作陷入混乱。
徐恩曾是调查科的实际负责人，他是陈立夫的表弟，很得陈立夫信任。
杨剑虹死后，徐恩曾决定让鲍君甫接替杨剑虹的位置，担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陈立夫还亲自到上海，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交给鲍君甫。
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
这样一来，鲍君甫就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他可以调动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的人手，可以进出租界巡捕房，可以直接向南京汇报工作。
他的权力大得惊人。
可鲍君甫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为了更好地掩护他，中央特科给他配了更多的人手。
连德生正式成为他的保镖，寸步不离。
一个化名安娥的女地下党员(真名张式沅，后来成为戏剧家田汉的夫人)担任他的秘书，负责整理文件和传递情报。
中央特科还破例给鲍君甫配了一辆别克轿车。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辆汽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鲍君甫开着气派的轿车，出入上海滩的高档餐厅和娱乐场所，和国民党的大人物觥筹交错。
外人看来，鲍君甫就是国民党的红人，调查科在上海的大特务。
可谁也不知道，这个风光无限的特派员，实际上是共产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鲍君甫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他深知，要想取信于国民党，必须拿出"成绩"来。
为了配合他，中央特科会故意透露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或者已经转移的活动地点，让鲍君甫带人去"破案"。
每次"破获"共产党的据点，鲍君甫都会在国民党那边立功。
徐恩曾、陈立夫对他越来越信任，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徐恩曾每次来上海，都要到鲍君甫家里做客，对他的工作从不检查，完全信任。
张道藩和鲍君甫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当年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个政敌，他私下请鲍君甫设法除掉此人。
鲍君甫帮他达成了目的，张道藩因此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脚跟，后来还爬上了副部长的位置。
张道藩对鲍君甫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有了这些关系，鲍君甫获取情报就更方便了。
国民党在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甚至租界的巡捕房，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有什么情况都会告诉他。
1929年，中共叛徒白鑫准备出卖党的机密，换取国民党的赏金和保护。
白鑫掌握着一些重要情报，如果让他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鲍君甫得到消息后，立刻通知了陈赓。
他打听到，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有一群保镖保护。
国民党南京方面已经给了白鑫一大笔钱，准备在11月11日送他出国避难。
陈赓说："这个叛徒必须除掉，一天也不能等。"
鲍君甫提供了详细的情报：白鑫的藏身地点、保镖人数、出行时间。
1929年11月11日下午，中央特科行动了。
当白鑫在保镖簇拥下走出范争波家，准备上车逃往国外时，特科队员突然出现。
白鑫拔枪反抗，可还是被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白鑫一死，国民党大为震怒，到处追查凶手。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提供情报的人，就是他们最信任的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1930年春天，中共军事干部史书元叛变，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告密。
鲍君甫发现后，立刻通知陈赓处理，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关向应，化名李世珍。
更严重的是，巡捕还在他的居处搜出一大箱绝密文件。
这些文件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知道多少同志会遭殃。
鲍君甫利用自己和租界巡捕的关系，主动请缨去"鉴定文件"。
他带着中央特科的刘鼎(假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对着那一箱子文件仔细"研究"。
鲍君甫用流利的英语对巡捕头目说："这些都是学术研究资料，被捕的是个激进学者，不是什么政治要犯。"
刘鼎也在一旁附和，拿起一份份文件，说这是某某学说，那是某某理论。
租界巡捕不懂中文，听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就信了。
几天后，鲍君甫和刘鼎把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巡捕房,声称已经"鉴定"完毕。
巡捕房就把关向应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
鲍君甫又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多方斡旋。
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为由被保释出狱，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那几年,鲍君甫就像走钢丝一样,在国共两党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他传递的每一份情报,营救的每一个同志,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白天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晚上他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
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陈赓后来说过一句话:"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鲍君甫工作的重要性。
1931年4月24日,一个消息传来,让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如遭雷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这个人,曾经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掌握着中共中央的大量核心机密。
他的叛变,几乎让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
顾顺章向国民党夸下海口,说三天之内就能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更可怕的是,顾顺章非常狡猾。
他知道国民党内部可能有共产党的卧底,特意交代:这个消息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直接向蒋介石汇报。
可再狡猾的狐狸也有失算的时候。
国民党武汉方面向南京连发六封紧急电报,报告顾顺章叛变的事。
这不同寻常的发报频率,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捕捉到了异常。
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是鲍君甫通过关系安插进去的地下党员。
他冒着极大风险,用事先窃取的密码本破译了电报,立刻骑着自行车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李克农又紧急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当机立断,中共中央连夜紧急转移。
到第二天天亮时,所有重要人员和机关都已经安全撤离。
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扑了个空。
顾顺章的叛变,也让鲍君甫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
顾顺章虽然不知道鲍君甫的身份,但他掌握着太多地下党的秘密。
国民党根据他的供词,开始对调查科内部进行清查。
鲍君甫的一些行为引起了怀疑。
有人注意到,鲍君甫"破获"的共产党据点,经常是空的；他抓到的"共产党员",事后查证都不是真正的核心人员。
这些蛛丝马迹,让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开始怀疑他。
更麻烦的是,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地下党几乎全线崩溃。
鲍君甫想再联系组织,却找不到接头的人了。
中央特科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上海,剩下的也都转入了更深的地下。
那段时间,鲍君甫如履薄冰。
他既要应付国民党内部的盘问和调查,又要想办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可一切都变得那么困难。
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随时可能倾覆。
1932年,事情终于败露了。
鲍君甫放走了几名被捕的地下党员,这件事被徐恩曾发现了。
盛怒之下,徐恩曾下令将鲍君甫逮捕入狱。
在南京的监狱里,鲍君甫遇到了陈赓——陈赓也被国民党抓了。
两人关在同一个地方,却不敢相认,只能偶尔用眼神交流。
鲍君甫知道,一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员,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1932年,鲍君甫出狱了。
徐恩曾虽然怀疑他,但没有确凿证据,加上张道藩等人从中说情,最终将他释放。
可鲍君甫的特务生涯基本结束了,徐恩曾不再信任他,也不再给他任何重要工作。
张道藩念及旧情,安排他到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
这个反省院,就是关押所谓"思想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个养老的位置。
1934年到1937年,鲍君甫在反省院虚度光阴。
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他再也没有机会为革命做什么了。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特务机关西迁重庆,鲍君甫没有跟着走,留在了南京。
他知道,自己和那个世界已经彻底告别了。
从此,鲍君甫淡出了历史舞台。
他开始过普通人的生活,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上海滩那个风光无限的特派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人。
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些传递出去的情报,那些营救的同志,仿佛都只是一场梦。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鲍君甫才会想起1928年5月那个傍晚,霞飞路的咖啡馆里,陈赓握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同志,党不会忘记你的。"
可是,党还记得他吗?
十几年过去了,天翻地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56岁的鲍君甫在城南摆了个小烟摊,靠卖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他的儿女有些在台湾,有些在南京。
因为有子女在台湾,鲍君甫不敢向政府说明自己的过去,怕连累孩子们。
他也不知道,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在哪里,是否还记得他。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
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鲍君甫犹豫了好几天。
最后他想,自己毕竟为共产党做过事,应该没问题,就没去登记。
没想到,这成了他被捕的理由。
有人举报说,城南有个摆烟摊的老人,看着不像普通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公安人员一查档案,发现他就是杨登瀛,曾任国民党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1951年深秋,鲍君甫被逮捕了。
审讯进行了好几天。
面对那些铁证如山的档案,鲍君甫一直沉默不语。
审讯人员告诉他,按照政策,他这样的特务很可能面临死刑。
鲍君甫知道,自己陷入了绝境。
如果不说清楚,真的可能被判死刑。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组织还认他吗？
他想起了陈赓,想起了周恩来,想起了那些并肩战斗的岁月。
他想,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试一试。
终于,在审讯人员准备结案的那天,鲍君甫开口了。
他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我和陈赓认识,我和周恩来也认识,我为共产党做过事,陈赓可以证明我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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