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那个机器轰鸣就能印钞票的年代，我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变得一文不值。
我，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红木大师傅，为了生计，漂洋过海来到瑞士，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钟点工。
一切的开端，只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雇主家那扇“嘎吱”作响、仿佛在痛苦呻吟的旧门。
我凭着老木匠的本能让它“闭了嘴”，没想到，这小小的善举竟让我成了全镇的公敌。
三天后，风暴来临，镇长亲自带着人，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姿态，将我从雇主家“请”走。
01
“闺女，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菲舍尔先生看着那扇顺滑开启的门，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惊愕。我拍拍手上的木屑，笑着说：“我爸教的，老手艺了，保证以后它再也不‘唱歌’了。”菲舍尔先生却脸色一白，喃喃道：“坏了，你这回，怕是闯下大祸了。”
我的名字叫林岚，今年四十二。在国内的时候，别人都叫我“林师傅”。我曾是市里那家最大的红木家具厂里，能排得上号的技术师傅。我这双手，摸过的珍贵木料比吃过的米还多，雕龙画凤，开榫合卯，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可惜，时代变化快，手工的东西越来越比不过机器流水线，厂子三年前倒了。我这一身被老师傅们夸上天的手艺，忽然就变得一文不值。
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从零开始。可我儿子争气，考上了瑞士的音乐学院，那学费贵得吓人。我咬咬牙，把心一横，跟着劳务中介来到了这个童话般的国度。我的身份，从受人尊敬的“林师傅”，变成了一个按小时计费的钟点工。
我服务的雇主，是独居的菲舍尔先生。他是个典型的瑞士老人，刻板、固执，像他屋里那座老爷钟一样，每天准时地散步、喝茶、看报纸。他家是一栋山坡上的老木屋，周围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和花园。这个小镇，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美得像一张明信片。只是，这份美丽和宁静，对我来说，隔着一层玻璃。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我像个透明人，每天沉默地擦洗着不属于我的生活痕迹，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任何东西。
我最熟悉的，是菲舍尔先生家那扇通往后花园的橡木门。它实在太老了，比菲舍尔先生的年纪都大。每次推开，它都会发出一连串冗长而复杂的呻吟：“咿呀——嘎吱——”，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每口气都喘得惊天动地。菲舍尔先生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音乐”，每天进进出出，面无表情。
可这声音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我骨子里那个木匠的魂，总在被这声音无情地拷问。它在用木头的语言告诉我：它的榫卯结构因为年久和湿气，已经松动了；门轴也有些错位，每一次转动都是一次痛苦的摩擦。它“病”了，病得很重。
有好几次，我擦地擦到门口，都忍不住停下来，用手指轻轻抚摸门板上因为岁月而开裂的纹理，心里盘算着，只要给我半个小时，一套趁手的工具，我就能让它“药到病除”。可我不敢，我只是个钟点工，我的职责是清洁，不是修理。多管闲事，在这里是大忌。
那天下午，天气格外好。菲舍尔先生戴上他那顶毡帽，拄着手杖出门散步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那座老爷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又一次推开那扇门，去院子里收晾晒的桌布，那熟悉的“咿呀嘎吱”声再次刺痛了我的耳朵。
这一次，我没忍住。
我看着那扇门，心里那股压抑了三年的工匠之痒，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那是一种本能，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冲动，就像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看见一个急需手术的病人，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菲舍尔先生的车库。那里堆满了杂物，我在一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翻出了一个旧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又老又旧，很多都生了锈，但扳手、凿子、锤子还算齐全。虽然远比不上我当年吃饭的家伙，但勉强够用了。
我把门从合页上小心翼翼地抬了下来，平放在两张凳子上，就像把它放在了手术台上。我仔细检查着每一个连接处，脑子里迅速形成了修复方案。问题出在下方的卯眼里，因为长年累月的承重和湿气侵蚀，卯眼变大，榫头在里面有了旷量。
我在车库里找到一小块废弃的硬质橡木，用一把小刻刀，凭着手感，将它削成了一个极薄的、带着精确斜度的楔子。这活儿全凭手上功夫，差一分则太紧，会伤了老木头；差一厘则太松，起不到固定的作用。我屏住呼吸，手指传来的触感和木头纹理的走向，引导着我。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工厂车间，周围是熟悉的刨花味和机器轰鸣声，我是那个能掌控一切的林师傅。
我将削好的木楔子，用小锤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敲进了榫卯的缝隙里。随着最后一声轻响，整个结构严丝合缝，再也没有一丝晃动。接着，我调整了上下合页的位置，消除它们之间的扭力，又从自己随身带的小布包里，摸出出国时带来的一小块蜂蜡。这是我父亲传下来的土办法，用它涂抹在门轴和所有摩擦点上，比任何润滑油都好用，而且能养护木头。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过半个多小时。当我重新把门装回去，轻轻一推，奇迹发生了。
那扇门，像一片羽毛，悄然无声地滑开，只有微风穿堂而过的声音。我来回推拉了好几次，只有木门闭合时沉稳的“咔哒”声。那恼人的“歌声”，彻底消失了。
我靠在门框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久违的、巨大的满足感包裹了我。这三年，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个只会擦桌子洗碗的废人。我的手，还是有用的。
我正沉浸在这小小的成就感里，大门处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菲舍尔先生散步回来了。他提着一袋刚买的面包，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习惯性地伸手去推那扇通往花园的门，准备把外套晾在院子里。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菲舍る先生的脚步，猛地停在了门口，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松开手，门又顺滑地荡了回来。他又推了一次，还是寂静无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先是疑惑，然后他低下头，仔仔细细地看着门轴和门框的连接处。
我以为他会高兴，甚至会夸我一句。我擦了擦手，准备迎接他的表扬。
但他慢慢地转过头，看向我。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喜，而是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掺杂着惊恐和不安的复杂神情。他的嘴唇哆嗦着，花白的胡子也跟着颤抖。他指着那扇门，又指指我，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过了好半天，才用生硬的中文夹杂着德语，说出了一句话。
“你……你不该碰它的。天啊，你不该让它‘闭嘴’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瞬间沉了下去。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像阿尔卑斯山的冷风，瞬间吹透了我的四肢百骸。
02
菲舍尔先生那句话，像一盆冰水，把我从刚刚升起的成就感里浇了个透心凉。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先生，它……它只是有点松了，我帮您紧了紧。”我试图解释，指了指那扇门，“现在开关方便多了，也不会吵到您了。”
“吵？”菲舍尔先生重复着这个词，脸上的神情更古怪了，“不，不，那不是吵……那是……”他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但最终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然后一整个下午，他都表现得坐立不安。
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而是时不时地站起来，走到那扇门前，像看一个重病的亲人一样，眼神复杂地盯着它看很久。他会伸出手，轻轻推开门，再关上，侧耳倾听那一片寂静，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没有责骂我，甚至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但那种刻意疏离和眼神里藏不住的担忧，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让我难受。
我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手足无措。我原本引以为傲的手艺，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种冒犯。我几次想开口再解释些什么，告诉他我用的都是最传统、最不伤木头的修复方法，可看到他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一种巨大的困惑和委屈，在我心里慢慢发酵。我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反应？我开始感到一丝害怕，不是怕被解雇丢掉饭碗，而是怕这种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隔阂。在这个宁静美丽的小镇上，我始终像一个闯入者，今天，我似乎在无意之中，触碰到了他们某个神秘而不可言说的禁忌。
第二天早上，这种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了。
送牛奶的汉斯大叔是个热情开朗的中年人，每天早上都会和我说一句“早上好”。今天，他像往常一样把新鲜的牛奶放在门廊的木箱里。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转身离开，而是带着一丝好奇，伸手推了一下那扇通往花园的门。
当他发现那扇门顺滑无声地打开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惊讶地“哦”了一声，又试探性地拉回来，再推开。
确认了那熟悉的“咿呀嘎吱”声真的消失后，他抬起头，透过客厅的玻璃窗，用一种审视的、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正在擦桌子的我。
那种眼神，不再是邻里间的友好，而像是在看一个奇怪的外来生物。他和我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匆匆地转身走了。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截。
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这个小镇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而我，无意中投下了一颗石子，虽然没有激起巨大的浪花，但那一圈圈扩散开去的涟漪，却让每一个“水分子”都感觉到了震动。
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菲舍尔先生的家。走在小镇干净的石板路上，两旁是鲜花盛开的窗台和漂亮的木屋，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美好。我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那些原本友善的微笑，似乎都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的“多管闲事”。我为什么要手痒去动那扇门？我只是个钟点工，做好分内的事，拿走我的薪水，安安分分地攒钱给儿子，这才是我的本分。那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工匠精神，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跑出来作祟？
我心里乱糟糟的，第一次在这个异国他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孤独。不是生活上的孤单，而是一种被整个环境排斥、无法融入的文化孤立。这份工作，不仅仅是我的经济来源，更是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微弱连接。如果失去了它，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做什么。
回到自己租住的狭小阁楼里，我连晚饭都没心思做。窗外，夕阳把远处的雪山染成了金色，美得像一幅油画。可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灰色。
我做了一件对的事，却得到了一个错的结果。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那扇门的“歌声”，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03
寂静，有时候比喧嚣更可怕。
自从那扇门不再“唱歌”之后，菲舍尔先生家变得异常安静，而整个小镇，却在我听不见的地方，掀起了一场风暴。小镇的消息传播速度，比我想象中快了不止一百倍。汉斯大叔那个惊讶的眼神，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天，我去镇上唯一的超市买东西。刚一推开门，里面原本热络的聊天声，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瞬间安静了下来。面包店的老板娘英格丽，那个总是会塞给我一个刚出炉小面包的热情女人，今天看到我，只是扯了扯嘴角，算是打了个招呼，眼神却躲躲闪闪的。
几个正在柜台前聊天的老太太，在我走近时，立刻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尽管她们说的是我听不懂的德语，但“那个中国女人”（Die Chinesin）和“菲舍尔家的门”（die Tür von Fischer）这两个词，还是像针一样，清晰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浑身上下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我只想快点买完东西离开。我抓起一袋面包和一盒牛奶，逃也似的走向收银台。整个过程，我能感觉到那些黏在我背后的、好奇又带着些许敌意的目光。我像一个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笨拙、碍事，还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回家的路上，我低着头，走得飞快，只想赶紧钻进我的小阁楼里。
可我没能如愿。
在经过小镇中心广场的时候，一个拄着雕花木拐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妇人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见过她，她是镇上最受尊敬的施耐德夫人，据说她的家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百年。
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眼神锐利得像鹰。
“是你，”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让‘克劳斯的长叹’消失了吗？”
“克劳斯的长叹？”我完全懵了，茫然地看着她。这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更不明白它和一扇门的响声有什么关系。
施耐德夫人看到我一脸无知的表情，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失望和轻蔑。她似乎觉得跟我这样的人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她重重地用拐杖在石板地上顿了一下，发出“笃”的一声闷响，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迈着缓慢而固执的步伐离开了。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面包袋子被我攥得变了形。
“克劳斯的长叹”……原来，那扇门的吱嘎声，竟然有一个如此诗意又悲伤的名字。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我闯的祸，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我不是修好了一扇门，我是亲手掐死了一首被吟唱了不知多少年的歌，抹去了一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符号。
我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走在路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小镇居民对我态度的转变。那些曾经友善的点头微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审视和刻意的回避。我像一个病毒，被整个社区的免疫系统识别了出来，并开始对我进行排斥。
晚上，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屏幕上，儿子年轻的脸庞充满了阳光，他兴奋地跟我说着学校乐队的趣事。我看着他，心里积攒了三天的委屈和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妈，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儿子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我张了张嘴，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他。我想说，妈妈好心办了坏事；我想说，这里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想说，妈妈可能要失去工作了。
可话到嘴边，我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怎么说？说我因为修好了一扇吱嘎作响的旧门，被整个镇子的人当成了罪人？这听起来太荒谬了，荒谬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像个笑话。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不想让他觉得他妈妈在外面过得这么窝囊。
“没事，妈就是有点累了。”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好好学习，注意身体，钱不够了就跟妈说。”
挂掉电话，我再也撑不住了。我抱着膝盖，把头埋在臂弯里，在这个异国他乡的阁楼里，第一次放声大哭。
就在我情绪快要崩溃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哭泣。是我的房东太太。她表情严肃，递给我一封信，说是有位女士刚刚送来的。
信封上没有贴邮票，看样子是专程送来的。我疑惑地拆开，里面的信纸上是用德语打印的一行字，下面附有英文翻译。内容很简单，却让我如坠冰窟。
那是一封解雇通知，来自菲舍尔先生的女儿，格雷塔·菲舍尔。通知我明天不用再去工作了，这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感觉它有千斤重。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正当我对着解雇信发呆时，楼下传来了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和激烈的争吵声。我走到窗边，看到一辆眼熟的轿车停在了菲舍尔先生家门口。一个穿着讲究、气质干练的中年女人正怒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正是菲舍尔先生的女儿格雷塔。
她几乎是撞开房门的，一进屋就直奔那扇通往花园的门。她用力推开，又关上，确认了那扇门真的变得悄无声息后，她猛地回过头，像一头发怒的母狮，用手指着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菲舍尔先生，用德语大声地吼叫着。
虽然我听不懂全部，但夹杂其中的几个词汇，我还是明白了。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林”，听到了“毁掉”（zerstören），还听到了一个让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的词——“信物”（Erbstück）。
她指着我曾经修好的那扇门，对我父亲菲舍尔先生吼道：“爸爸！我就知道是她干的！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毁掉我们家族的记忆？那是曾祖父留给我们的信物！”
信物？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扇吱嘎作响的破旧木门，怎么会是……家族的信物？
04
格雷塔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个小镇看似平静的表面，将隐藏在下面的风暴彻底暴露了出来。
菲舍尔先生的家里，爆发了我有史以来听过的最激烈的争吵。格雷塔的声音尖锐而愤怒，她指责父亲的纵容，指责他对家族传统和记忆的漠视。菲舍尔先生则显得十分无助，他试图为我辩解几句，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女儿更大的咆哮声淹没了。
我虽然已经被解雇了，但按规定，我还需要去做最后的交接和清洁。第二天，我硬着头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最后一次走进了菲舍尔先生的家。
格雷塔也在。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臂抱在胸前，像一位审判官。看到我进来，她冷哼了一声，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鄙夷。
“林女士，”她用生硬的英语开口了，每一个词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希望你明白，你所做的，不仅仅是修理了一扇门。你抹去的是我们家族一百多年的声音，你这是对我们祖先的亵渎！”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试图用我有限的词汇去解释，我想告诉她，我是一个专业的木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木头的尊重。
“菲舍尔小姐，我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了困扰。但我必须说明，我用的方法，没有对门造成任何结构性的破坏。那个松动的榫卯，我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木楔子进行物理固定，这个过程是完全可逆的。只要把楔子取出来，门……它还会像以前一样‘唱歌’。”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专业和真诚。
可我的解释，在格雷塔看来，无异于火上浇油。
“可逆？你一个外人，一个清洁工，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传家宝指手画脚？”她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根本不懂这扇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这种无知的善意，比恶意的破坏更可恶！”
“我不是……”我想说我不是不懂木工的清洁工，我是林师傅。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如此苍白无力。
在他们眼里，我的身份标签就是“钟点工”，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廉价的劳动力。我的过去，我的技艺，我的骄傲，在这里一文不值。
我的专业和好心，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文化壁垒面前，被撞得粉碎。
菲舍尔先生坐在一旁，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他既心疼那扇门所承载的“记忆”，又似乎觉得女儿的反应有些过激，整个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就在我们对峙的时候，门铃响了。
进来的是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他自我介绍是镇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员，叫克莱默先生。
格雷塔像是见到了救兵，立刻迎了上去，指着我和那扇门，用德语飞快地叙述着什么。克莱默先生听完，点了点头，然后径直走向那扇无辜的门。
他戴上了一双白手套，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相机、卷尺和放大镜。他对着那扇门，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仔仔细细地检查、拍照，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那架势，不像是在检查一扇门，倒像是在给一具尸体做检验。
我的心，随着他每一次按下快门的声音，就往下沉一分。
检查完毕后，克莱默先生转向我，用非常官方的口吻，问了我几个极其专业的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
“一把刻刀，一个小锤子。”我如实回答。
“固定用的木楔子，是什么材质的木料？倾角是多少？”
“是橡木，同一栋房子里的旧料，这样木性最接近。倾角……我没有量，是凭手感削的。”
听到我的回答，克莱默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没有说我做得对，也没有说我做得不对，只是在他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鲁莽的闯祸者，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技术性的审视。
他离开后，格雷塔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她看着我，冷冷地抛下一句话：“你等着吧，这件事没完。如果专家鉴定你对文物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我会起诉你，让你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
起诉？赔偿？文物？这些词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钟点工，我哪有钱去赔偿一扇可能价值连城的“文物”？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给儿子交学费的钱，我为他规划的未来，这一切，都可能因为我一时手痒修了一扇门，而化为泡影。我甚至可能会被遣送回国，留下一个不光彩的记录。
那天晚上，我躲在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在地板上。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个教我木工活的老头。他总说：“咱们木匠的手，是用来让东西活起来的，不是让它们死气沉沉的。”
爸，我好像做错了。我让一扇“会唱歌”的门死了。
我捂住脸，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指缝流了下来。我不是为可能面临的惩罚而哭，我是为我的手艺、我的善意，被如此彻底地误解和践踏，而感到透骨的委屈和悲哀。我这一身引以为傲的本事，漂洋过海，却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
05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四十八小时。
我被解雇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遍了整个小镇。我彻底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不敢出门，把自己关在小小的阁楼里，靠着仅剩的一点面包和牛奶度日。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比任何喧嚣都更让我感到恐惧。我能想象，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多少人在议论我这个“毁坏文物”的中国女人。
第三天，我做出了决定。我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我准备收拾好行李，主动去菲舍尔家，把该交接的东西交接清楚，然后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另一个城市，或者干脆回国。就算前功尽弃，也比在这里等着未知的审判要好。
傍晚时分，我收拾好了一个简单的背包，最后一次走向菲舍尔先生的家。小镇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单。
我敲开了菲舍尔先生的门。开门的是他自己，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苍老了，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愧疚。
“林……”他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叹了口气。
“先生，我来交还钥匙，并且做最后的清洁。”我低着头，平静地说。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格雷塔不在，这让我稍微松了口气。我默默地开始擦拭最后一遍厨房的台面，心里想着，做完这一切，我就和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彻底告别了。
就在我拧干抹布，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阵沉稳的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最后，平稳地停在了菲舍尔先生家门口。
我和菲舍尔先生都愣住了，不约而同地朝窗外看去。
那是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公务车，车型是我不认识的牌子，但看起来就价值不菲。车门开了，先下来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他恭敬地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接着，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威严的老人，从车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得体的三件套西装，手里拄着一根黑色的手杖，他的气场，和这个悠闲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
菲舍尔先生看到那个老人，脸色瞬间变了。他快步走到门口，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极为恭敬的语气喊了一声：“镇长先生。”
镇长？我的心猛地一跳，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镇长布伦纳先生，只是对菲舍尔先生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回应。他的目光，却像鹰的眼睛一样，锐利地穿过了整个客厅，越过菲舍尔先生的肩膀，精准地、牢牢地锁定在了我的身上。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审视。他就那样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迈步走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另外两名穿着同样西装、表情严肃的随员。
整个屋子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镇长走到我的面前，停下脚步。
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古龙水味和雪茄的味道。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他没有看菲舍尔先生，也没有理会这屋子里的一切，只是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我。
他用一种缓慢而清晰的、不容置喙的语调，对我说道：“林女士，我们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砸在我的心上。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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